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正准备向美国、英国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申请，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及类似法律制裁中国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倩。董倩作为一名记者和主持人为什么会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指控呢？“保护卫士”认为，董倩涉嫌与中国警方和国保人员合作，为至少五名被捕的“709”维权律师和人士录制了“电视认罪”的视频访谈节目，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权。《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美国法律，其它六国或地区也有类似法律。一旦申请被批准，董倩将在以上国家被禁止入境或冻结她在这些国家的财产。

　　在董倩采访的五名人权捍卫者中，有一位是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吴淦。吴淦于2015年5月27日被福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和诽谤罪”刑事拘留。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8年。2015年8月1日，董倩代表央视企图为吴淦录制“认罪视频”，但因吴淦拒绝配合并当场揭露国保罪行而失败。2017年，吴淦通过律师发表了《致董倩公开信》，要求她出庭作证，证明吴淦当时被戴着黑头套到她面前接受采访。吴淦在公开信中还说，央视是愚民工具，是万恶帮凶。他质问董倩：卿本佳人，何必从贼？

　　董倩出生于1971年，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主持过《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会客厅》、《面对面》等央视栏目，其主持风格冷面，缺乏人情味。今年初，四川凉山森林大火致使26名消防员死亡。董倩在央视《面对面》栏目“森林大火中的消防员”节目中，董倩向一位幸存消防员提问“你跟那个战友关系好吗？你想救他吗？你自责吗？”主持人董倩因被指博取观众眼球，故意造成消防员的二次心理创伤，而引发网民抗议。

　　或许有观众朋友不赞成“保护卫士”的做法，认为董倩作为央视主持人，只是在根据上级指示工作，制裁她不太公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个小故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思考。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当年守墙的东德士兵亨里奇被告上法庭。案情并不复杂，说的是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士兵亨里奇守卫在柏林墙东德的一边。突然，他发现有一个人乘着雨雾，攀爬到柏林墙上，企图逃到西德去。亨里奇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的枪，瞄准那个人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22岁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被击毙。

       但没想到，仅仅过了几个月，1989年底，柏林墙就被推倒，东西德统一。格夫洛伊家人控告亨里奇谋杀，要求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在法庭上，亨里奇的辩护律师称，亨里奇作为一名守墙士兵，当天是在执行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他别无选择。他在执勤时，发现格夫洛伊企图翻墙偷越国境，他只能开枪射击。如果说有罪，罪不在他。辩护律师的观点应该说合情合理，因为他是一名军人，他有权击毙偷越国境的人。但赛德尔法官并不这样认为，他指出：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赛德尔法官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法庭以士兵亨里奇蓄意射杀格夫洛伊，判处他三年半徒刑。

　　根据赛德尔法官的判词，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保护卫士”要求制裁董倩的行为：强迫当事人电视认罪是一种残酷的犯罪行为，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使当事人自证其罪，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名誉和未来审判的公正性。董倩作为主持人，在明知当事人被迫接受访谈时，她可以依据主持人的职业道德拒绝采访，因为她应该知道当事人的言论是被迫的，是不真实的。违背职业道德和良知，漠视被采访人的人权所进行的采访就是在传播谎言，是对当事人的政治迫害。如此看来，国际人权组织对董倩采取的行为是有道理的。一些观众朋友可能会感慨，如果是这样，那些中纪委官员、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办案人员岂不都应该主动抵制非法的执法行为吗？当然，这引起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拒绝“平庸之恶”。

　　什么是“平庸之恶”呢？“平庸之恶”的概念，是由美国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来的。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把600万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指挥官艾希曼，以反人道罪等十五项罪名起诉。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艾希曼面对控诉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绝对的服从是他的天职，他并没有主动作恶的念头。1962年5月31日，艾希曼被判处了绞刑。当时，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文中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

　　在阿伦特的眼里艾希曼是一个敬业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嗜血欲。 艾希曼只是极权制度的一个零件，可替换的零件，任何人在他的位置都会那样做。他没有亲手杀死过一个犹太人。当时的希特勒政府是合法政府，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呢？ 他是个好党员（纳粹党），爱国者（第三帝国）。一个守法公民，忠于职守。一个慈祥的父亲，一个顾家的丈夫；还是一个谦逊的人，一个开车从不闯红灯的人。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耶路撒冷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奥斯维辛审判和东京审判不同，它不是审判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国家政要和甲级战犯，而是审判像艾希曼这样的小虾米。这些罪犯都有一个相同的说法： 只是履行职责，服从命令。

　　阿伦特指出：历史上的大恶很普遍，而纳粹的大屠杀是特殊的现象，它不是由狂热者或反社会者所执行，而是由那些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为。她通过分析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的行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极权主义运动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艾希曼曾在大屠杀中签发了数万份处死犹太人的命令，正是这些命令，使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里。阿伦特说，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可见，阿伦特说的“恶” ，就是没有独立意识，不思考，不问为什么，冷漠，麻木，盲从。恶来自于思维的缺失，而不是那些杀人如麻的心理变态。

　　看看我们身边的官员、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政府公务员、城管、教师、医生等等不是每天都在制造“平庸之恶”吗？中共的暴政延续至今，与中国人不肯面对的“平庸之恶”有很大关系。放弃思考，选择盲从，是制造平庸之恶的主要原因。极权统治下，人们停止思考，惟上是从，接受洗脑灌输，默认配合并成为不道德体制的实践者，充当权力机器的齿轮、螺丝钉。他们恪尽职守，无条件服从，麻木机械地工作着。正因为这些“平庸之恶”维护着中共极权暴政。亨里奇、艾希曼和董倩的例子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时代，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丧失人类基本的良知，不要无视真理的存在，不要丧失对真理的认同和追求，更不要同流合污，即使我们不知道审判什么时候到来，但要记住：做恶终究要受到公义甚至是良心的审判。

　　在当下极权主义的中国，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避免“平庸之恶”呢？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给出了答案。他说：人们感叹，一片漂零的树叶，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大潮。但即使是一片树叶，你是否有过挣扎？你向哪个方向挣扎？面对滚滚而来的浊流，如果你不敢积极的抗争，你还可以选择消极地抗争；如果你不能勇敢地表达，你可以选择含蓄地表达；如果你也不敢含蓄地表达，你可以选择沉默。即使你不去抗争，但对其他抗争者，要怀着几分敬重，即使没有这份敬重，也不要在背后放冷箭，使绊子，助纣为虐。我希望，你们在社会变革的大潮袭来时，选择站在理性一边，文明一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