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约特别的核机制框架下，冷战中德国曾拥有可观的战术核打击能力。冷战结束后，这种能力并没被剥离，但一度受到了削弱。不过，伴随着欧洲防务局势因俄乌冲突变得紧张，德国的战术核打击系统也开始得到加强和革新。冷战时期在北约组织的战略计划中，德国将是北约和华约两大集团交战的主战场，因而虽然德国并没有自己的核武器，却长期保留着一支具备战术核武器携载能力的攻击机部队，它的任务就是战时投掷由美国提供的战术核武器，发起对苏联装甲部队的“核突击”，将华约进攻的势头迟滞在德国境内。这种任务职能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取消，在欧洲安全环境因俄乌冲突而变得严峻的今天，以美国提供的B61-12战术核弹和新购入的F-35A两项重要资产为标志，德国正在重塑其战术核打击能力。

背景

核武器按照担负的任务或作战使用目的，分为战略和战术核武器两大类，战略核武器是指用于攻击敌方战略目标的核武器，如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战略巡航导弹等。战术核武器多指用于战场作战，压制和消灭敌方战役战术目标和作战力量的核武器，如战术导弹、攻击型核潜艇或常规核潜艇等。

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的最大区别是爆炸威力较小，单一战术核武器的核当量（即威力）在几十吨至数十几万吨TNT当量之间，其杀伤范围相对不大，难以摧毁地下坚固目标。另外，战术核武器还有几个特点：一是射程近，一般为数十至数百千米，例如核炮弹的射程通常不超过100千米，战术核弹道导弹不超过1 000千米；二是打击精度高，战术核武器的威力不大，要保持较高的打击效能，就得提高打击精度，具备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点杀伤能力，例如战术巡航导弹的精度在十米之内，战术核弹道导弹的精度可为十几米左右；三是类型多样、易搭载、机动性强。战术核武器可制成很多类型，如航弹、炮弹、鱼雷、水雷、深水炸弹、地雷甚至核背包，其体积均不大，很容易搭载，可通过陆上、空中、水上和水下甚至单兵人员实施机动。另外其攻击目标通常是敌方的军事场所等明确目标，不会像战略核武器那样实施不区分军事还是民用目标的概略打击。

战术核武器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效应可裁剪”——即战术核武器能配载效应经过裁剪的不同类型的小型氢弹，如杀伤有生力量、基本不毁坏建筑物和其他武器装备的中子弹，摧毁坚固建筑物、工事和武器装备的冲击波弹，干扰和破坏武器及电子电气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的核电磁脉冲弹，摧毁导弹发射井及地下指挥中心、武器库的核钻地弹。

战术核武器受到有核国家的重视，但并非所有有核国家都具备其实用化能力，目前世界上可能只有美国和俄罗斯实际部署有战术核武器。但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作为一个法理上的非核国家，德国却在北约框架内，同样拥有可观的战术核打击能力。

从北约共享核机制说起

北约在1949年成立之初，便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规模进行过评估，结论是当时的苏联可集结多达175个师的兵力对付西欧，北约则需要至少96个师来应对。在1952年的里斯本年会上北约各国达成共识，认为维持如此大规模的常规部队进行防御不仅在组织协调上异常艰难，而且在财政上也难以承受，于是用核力量进行替代的方案受到了普遍欢迎。为了平衡双方的军力，此时的美国在成功将原子弹小型化后，开始大力研发战术核武器，试图通过核武器平衡双方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的差距，同时开始讨论将战术核武器提供给欧洲北约盟国的可能性。1960年6月，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诺斯塔德上将建议，将北约打造成能自行控制核武器的第四种核力量，由美国向北约提供一支设在陆地车辆上的中程导弹力量，弹头仍由美国控制，使用弹头的决定权则由一个政治机构作出，使盟国获得共同支配核弹头的权力。这一构想随后经历了多边核力量计划的破产与核共享机制的建立两个阶段，1962年12月21日，美英达成《拿骚协议》，正式提出多边核力量计划，其主要内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美国部署在地中海的3艘“北极星”核潜艇，英国的全部战略轰炸机以及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战术轰炸机参与，这些武器仍归各国所有（核弹头由美国控制），由本国人操纵，根据原则规定，英国的力量在必要时可以单独使用，若法国参加，条件与英国相同；第二阶段则主要由美国和英国的核潜艇参与，其他国家出人出钱混合编成，参加国不得单独使用，这支核力量由北约组织指挥。该计划的内容后来又经过几次修改，但保留了核心主旨和机制。多边核力量计划提出之初就遭到了法国的拒绝，最终也因为法国的强烈反对而没能实现。但作为多边核力量计划的B计划，北约于1966年12月14日成立了核防务委员会和核计划小组，专门负责北约框架内核防务政策的评估和制订，这标志着北约共享核机制的建立。

所谓北约共享核机制，就是一种在北约框架内的关于核武器使用的集体决策和风险分担机制。在组织架构上，北约内部成立以核防务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核计划小组为主体的核磋商机制，实现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关于核武器使用的情报沟通和集体决策，主要确定核打击目标、核弹头当量和核攻击任务等。在装备部署上，美国在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土耳其等5个无核武器国家部署战术核武器，和平时期这些核武器由美国保管，战时则由上述5个北约盟国提供载具和操作员进行投放，丹麦、希腊、挪威则通过常规空中支援为核打击任务提供支持。其他北约成员国则参与核计划制定，但并不直接或间接参与行动。这套机制已存在近60年，经历了冷战、后冷战和大国竞争再起，如今仍然在运作中。也正是在北约共享核机制的框架下，德国建立起了相应的战术核打击能力，并在安全环境恶化的今天，着手对其进行重塑。

第一、二代战术核打击能力

联邦德国拥有战术核打击能力的肇始，是以在物质层面获得“潘兴”中程弹道导弹的所有权为标志的。1955年12月，美国代表在北约理事会上公开宣布，在最近几年内为北约盟国提供战术火箭武器，即，既能运载常规弹头又能运载核弹头的“有限射程武器”，包括“诚实约翰”无控制导地对地火箭和多用途的“奈基”式防空导弹（这种配有核弹头的防空导弹也可以用来对地攻击），用来装备北约成员国军队，其中包括联邦德国国防军。此后，短程战术核武器的进步和中程弹道导弹的明朗前景为欧洲的核防卫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提出并大力宣传2项重要的核建议：其一是在欧洲建立美国的核武器储备以提供弹头，使更多的欧洲国家拥有更多形式的原子武器的投射能力；其二是发展北约的弹道导弹，以抗衡苏联导弹对欧洲的威胁。1957年3月中旬，诺斯塔德访问联邦德国，并与其总理阿登纳、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行了秘密会谈。21日，他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希望北约欧洲成员国军队在和平时期受到热核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运用运载核武器的手段和战术经验来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参加国一事能够在美国现行法律范围内进行。”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还暗示，联邦德国力求获得核武器的愿望一旦提出，就会得到他的支持。

诺斯塔德是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又是掌握着先进核武器的美国的将军，他在北约核力量建设问题上的态度对北约的核力量建设进程影响极大。4、5月期间，北约军事委员会华盛顿会议提出了一个《MC70计划纲领》规定，在1958~1963年期间，北约将在中欧配备30个师，并为所有这些师和北约的空军配备战术核武器。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国防军每个师都应配备1个“诚实约翰”导弹营，每个军配备1~2个“中士”导弹营。此后尽管历经挫折，为重建后的德军每个师、每个军都配置“诚实约翰”、“中士”导弹营的想法没能实现，但作为北约“快速反应预警力量”的一部分，西德却在1966年得到了更新型的“潘兴”中程弹道导弹，并用这些“潘兴”导弹组建了2个空军联队。需要说明的是，到1966年，这2个西德空军的“潘兴”导弹联队与3个美国陆军“潘兴”地地导弹营一起，在指挥上统一受驻扎于西德境内斯韦比施格明德基地的美国陆军第56野战炮兵群前进指挥所控制，实际上是由美军直接指挥的一支西德军队，只是在形式上保留西德空军的建制。

当然，与美国陆军的“潘兴”地地导弹营不同，西德空军的“潘兴”导弹联队在编制上有所区别。起初，每个“潘兴”导弹联队下辖4个装备8个发射架的导弹连，后来变更为下辖6个装备6个发射架的导弹连。这样一来，尽管部署计划经历了大幅缩水，但部署在西德的“潘兴”弹道导弹在规模上仍然相当可观——驻西德美军共拥有108个发射架，2个西德空军地对地导弹联队则拥有72个发射架，这就是联邦德国的第一代战术核打击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潘兴”弹道导弹系统被升级为“潘兴”1A，至1983年为止，北约共在西德境内部署了180枚“潘兴”1A，其中108枚属于美国陆军第56野战炮兵旅营辖的3个导弹营，72枚属于2个西德空军导弹联队的8个连。美国陆军第56野战炮兵旅的前进指挥所设在西德斯韦比施格明德军事基地，下辖的3个导弹营则分布在巴登符腾堡州。至于西德空军的2个导弹联队，一个驻扎在拉文斯堡以北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森林里，另一个驻扎在艾弗尔河和下莱茵河之间的阿尔斯贝克。

尽管在性能上，较之其取代的“红石”中程弹道导弹、“潘兴”1及其改进型“潘兴”1A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且围绕其部署激起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波澜，然而我们却依然要很“遗憾”地说，作为早期的机动固体动力中程弹道导弹，“潘兴”1及其改进型“潘兴”1A却并非一种可靠性很高的实用性武器。这一点从其糟糕的试验记录中不难得出结论。从1971年9月至11月，先后对“潘兴”1A型导弹作了6次验证性飞行试验，失败2次。1974年，“潘兴”1A导弹系统又做了一次重大改进，即采用能自动确定发射车方位的自动定位系统和自动程序装置。这样导弹就可在事先未经测量的阵地上发射。导弹发射人员利用与自动定位系统相配合的连续转换装置，就可以在同一个发射控制车上测试并发射3枚导弹，而无须在每枚导弹发射后收放电缆，这是“潘兴”1系列最后一项重大设计改进。从1977年11月至1978年5月，该型号共试射了5次，其中成功4次，失败1次，但只有2次达到了设计精度要求。在第一次飞行试验中，弹头在再入时虽曾捕获目标并沿正确弹道飞行，但由于软件设计不够精确以及天线的摆动轴承产生故障，使天线的旋转受到阻碍，最后导致停止转动，使雷达图像无法和预先存贮的目标图像进行对照。弹头的脱靶距离达659米。第2次是成功的，完全达到了预定要求，脱靶距离接近设计要求，约为40米。第3次由于计算机故障导致飞行失败。第4次飞行直到雷达天线进行最后两次圆形扫描时还很顺利，但是就在弹头即将命中目标的短暂时间内，制导与控制系统部分失灵，致使弹头脱靶距离增至118米。第5次试验是完全成功的，弹头落在距命中点25米的范围内。也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的“潘兴”1A最终在1985年撤装，接替其执行战术核打击任务的，是由45架帕纳维亚“狂风”及其携载的B61自由落体核航弹（早期是B61-7，后来是B61-11），这就是德国的第二代战术核打击系统。

不过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变为单极结构，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北约的主要威胁实际上消失了，美国在北约的核武器也一度锐减到不到200枚，北约核共享机制存在的军事意义价值不大，更多的是体现了其政治意义，兑现美国的核保护，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冷战后德国拥有战术核打击能力这一事实几乎被人所忽略了。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前后，所谓大国竞争再起的趋势开始明朗，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德国第三代战术核打击能力

由于冷战的结束，“狂风”战斗机早在1992年就已经停产，但是德国空军直到当前仍然维持着“狂风”战斗机的运作。不过，德国空军中这些“狂风”战机状态很差，现役的85架“狂风”战机能够保持作战状态并可随时部署的飞机仅有30架，其中作为战术核弹运载投掷工具的“狂风”战机数量更少，很可能只有个位数，主要集中于德国空军第33战斗轰炸机联队。这些飞机已经服役将近36年，亟待替换。

正在前文所述的原因那样，美国在北约的核政策以及之后出台的核共享机制，最主要是为应对苏联的陆上常规兵力，而不是针对苏联的核力量。因为这些核武器大部分都是短程的，对苏联的核心地域威胁不大，但它所表达的政治意义是华约部队的任何常规进攻都将很快牵动北约的核力量。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欧洲的陆上常规力量一度被认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大不如前，虽历经多次改革调整，但俄军常规兵力仍有诸多不足，难以对北约形成有效挑战。北约应对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入侵的理由已站不住脚，其战略目的客观上已经发生改变，而北约核共享机制作为一种应对手段，在原来目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实际作用必然大打折扣。然而，201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事件乃至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改变了西方国家乃至北约对俄罗斯威胁程度的判断，显然克里姆林宫整合后苏联地缘空间的决心和力度都大大超出了此前西方的预计。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核共享机制再次从一种象征性的政治仪式转变为一种实质性的军事事项，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德国的战术核打击能力由此开始了现代化升级的过程，具体来说，这是指由新一代的B61-12核航弹和F-35A隐身战斗机构成的新一代战术核打击系统。美军此前部署在德国的B61-11核航弹重约545千克，长3.7米，弹体直径约0.34米，弹尾直径约0.57米，爆炸威力从300吨到30万吨TNT当量，其间有5种不同的方案选择。它采用空气动力翼系统以提高命中精度，头部装有约1厘米粗的钢头锥，有一个113.5千克重的平衡器。由于弹壳是针形的，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弹头可以钻进深达15米的地下爆炸，但目标偏差超过40多米，所以美军一直在致力于改善B61的投掷精度，其成果就是B61-12。

B61-12是一种利用JDAM关键技术对老式的B61重力核航弹进行重大升级的产物。受益于JDAM的技术成果，B61-12主要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制导尾翼工具包组件”（TSA）完成了从非制导弹药向制导弹药的跨越。也就是用一个内置制导控制系统的尾翼组件，替换掉B61上的原有尾翼部件。TSA主要由制导控制部件（GCU）、炸弹尾锥体整流罩、尾部舵机、尾部控制舵面和电缆组件等构成。GCU是B61-12的核心部件，包括GPS接收机、惯性测量部件（IMU）、任务计算机和电源模块。各集成电路装在截头圆锥体内，外部装上锥形保护罩，以防止电磁干扰和其他环境因素影响。GPS接收机采用2个天线，分别装在炸弹尾锥体整流罩前端上部（侧向）和尾翼装置后部（后向），以便在炸弹离机后水平飞行段和下落飞行段时截获并持续跟踪飞机上GPS接收机所跟踪的4颗卫星。IMU由2个速率陀螺和3个加速度计以及相应电子线路构成，是一种低成本的捷联式惯性测量装置。在结构上，IMU与GPS接收机采用紧耦合的结合方式，适用于具有较大机动过载和立体弹道的高动态使用环境，以保证获得更高的制导命中精度。任务计算机根据来自GPS接收机和惯性测量部件（IMU）的炸弹位置、姿态和速度信息，完成全部制导和控制功能的解算，并输出相应的控制舵面偏转信息，控制核炸弹飞向预定攻击的目标。加装了TSA后，B61-12命中精度比上一代非制导型号110~170米的圆概率误差有大幅度提高。在美国官方宣传中，B61-12的圆概率误差可以达到30米以下，可以有效针对敌军加固的发射井和地下掩体。更重要的是，在精度大幅提高的同时，B61-12还具备一定的防区外打击能力。这是由于B61-12安装有自旋火箭发动机，主要用来姿态控制，利用绕自旋轴旋转所获得的陀螺定轴性，使炸弹在自旋轴方向上定向，从而控制炸弹的章动，提高了下落过程中的稳定性。自旋火箭发动机配合4个内制导系统控制的可操作尾翼叶片，使B61-12能进行一定距离的弹道滑翔，增加了射程，“防区外打击能力”不是夸夸其谈。由于当量在300吨到50千吨之间可调，B61-21是美国空军核武器现代化的核心项目，从F-16C/D、F-15E、F/A-18/E/F到B-2和B-21，美国空军计划将B61-21与所有核攻击机进行匹配。但F-16C/D、F-15E、F/A-18/E/F都是非隐身战机，B61-21只能携载于翼下挂架，生存性不高，突防能力低。至于B-2和B-21虽然隐身性能全面，是专门设计的核攻击机，能够用内置弹舱携载B61-21，但这两种轰炸机又只拥有亚音速飞行能力。所以，将同时具备超音速性能和隐身能力的F-35纳入B61-21的投掷平台，整个战场核打击系统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将得到明显提升，这是意义重大的。

2020年12月23日，外媒首次曝光了一段美国空军F-35A投掷B-61改进型核炸弹的视频。相关报道称，“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空军合作，于近期完成了F-35A战斗机新一轮飞行试验，此次测试是F-35A联合攻击战斗机整合最新型B61-12核弹测试的一部分。F-35A战机首次在超音速飞行状态下，从内埋弹舱中投掷了一枚B61-12惰性弹（即没有核装药的实弹）。”这段视频很快得到了试验参与方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证实。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发布消息说，这次超音速投弹测试是于2020年8月25日在托诺帕试验场进行的。该试验场是一个秘密测试点，位于内华达试验和训练靶场的西北端。多年来，这里一直被用于各种核武器试验，以及其他敏感武器的研发和试验与评估活动。在测试中，F-35A战斗机从3 200米的高空投掷了B61-12战术核弹，核弹大约飞行了42秒后击中了靶场中的指定目标。桑迪亚国家实验室B61-12系统团队经理史蒂芬·萨缪尔斯补充说：“这是首次测试所有相关系统，包括B61-12战术核弹与F-35A战机之间的机械、电气、通信和投放系统。此次飞行测试实验是F-35A战机和B61-12战术核弹项目的关键组成部分。”托诺帕试验靶场负责人布莱恩·阿德金斯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在托诺帕试验靶场按照规定的交付标准成功地进行了这一首次、具有历史意义的F-35A投掷B61-12战术核弹飞行试验。”

低可探测性飞机极高的战场价值早已被实战所证明，这类飞机最早投入实战是在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在这场战争中，数量有限的F-117战斗机承担了对40%的战略目标的空袭任务。自那以后美国空军就坚信，其作战部队都应该被定义为具备“隐身”能力，目标是将隐身轰炸机和战斗机定位为美国空军21世纪军力结构的核心。转眼30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的美国空军正在实现其当年的理想——全速运转的F-35生产线直白地揭示着这一点。有意思的是，尽管作为一架空中优势战斗机，人们对F-35是抱有疑虑的——战斗机必须具备一定的性能和机动性，如速度、过载、转弯率、转弯半径、加速度、爬升率，而F-35身上所有这些方面的性能指标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虽然比上一代飞机更好一些，但也没有好太多。但倘若换一个视角看问题，人们或许会得出些很不一样的结论，事实上在对F-35飞行员的采访中，我们反复听到的一个词是“高生存能力”。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机要想从其主要任务——突防敌人精密复杂的防空系统——中生存下来，就需要让这款第五代战斗机具备以下特点：隐身性以及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无源和有源传感器为飞行员提供态势感知能力。F-35可以在足够远的距离上“看到”威胁来自何方（前方、后方或机身下方），提前规避威胁或将其毁伤。面对多种威胁，机载传感器组件的后端软件可以提供如何一一应对的先后顺序。更重要的是，F-35对大多数厘米波段或分米波段的搜索跟踪雷达具有很好的隐身特性，尽管仍然可以被俄罗斯、中国等的米波雷达发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F-35都会是一个具有高生存率的空中打击平台。“如果你真的能很好地管制自己的信号特征，并且你以与其他平台相协调的方式进行管制，那么大多数时候，敌人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更何况，F-35的APG-81AESA雷达阵面拥有1200个发射/接收模块，它的对空探测性能可能不及F-22的APG-77雷达，但APG-81雷达拥有同时进行合成孔径雷达地图测绘（SAR）和地面移动目标指示（GMTI）的能力，而APG-77雷达却并不具备。”这一切令人们非常确信，无论F-35能否扮演好空中优势的角色，它都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具能力的战术核打击系统，这也令德国最终选择F-35A作为其新一代战术核打击系统运载投掷平台有了充足的理由。2023年3月14日，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汀·兰布雷希特在柏林与德国空军参谋长英格·格哈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德国将采购35架F-35战机，这些飞机将在2030年取代老化的“狂风”战机，执行北约框架下的核打击任务，届时，德国将完成其战术核打击能力的重塑。

余论

德国正在推进其战术核打击能力的重塑，但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一方面，美国将在德国部署、由德国军队在战时负责投掷的B61-12核航弹，威力在300吨至5万吨TNT当量之间调整，因此被看作是战术核武器，但在提高精度后，其打击效能极大增强，理论上最大只有5万吨TNT当量，实际却相当于36万吨TNT当量，远超战术核武器的威力级别，摧毁导弹发射井和地下指挥中心、核武器库等战略目标也绰绰有余，而且还可由战略轰炸机投射，执行战术和战略双重打击任务，显然已不能再算是纯粹的战术核武器了。正因如此，美国决定在德国部署B61-12，有违核武器发展和削减的相关条约，且战时可能因对手误判而导致战争升级，让以往的“游戏规则”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这一举动本身，已经在对恶化国际安全局势产生影响。随着北约的扩张，核共享机制也被更多意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纳入视野，刺激其拥核野心，这将深刻影响国际和地区地缘安全环境。2021年1月，美芝加哥国际问题研究所（CCGA）举办美国盟友和核不扩散专题研讨会，美前国防部长黑格、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英前外交大臣里夫金德共同担任会议主席，包括韩国前国防部长李相熙、前外交部长尹炳世、日本前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阿部信泰等参加。在研讨会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核不扩散和对美国盟友的安全保障》报告中，建议成立类似北约核计划小组的亚洲核规划小组（ANPG）。事实上，在2022年9月，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已经要求党内反思不引进核武器的原则，意图让日本采取北约模式。韩国新任总统尹惕悦也承诺打造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这符合美国战略意图，有望使美日韩军事一体化提速。亚太地区已是核不扩散问题的重点地区，印巴核问题、朝鲜核问题均是地区安全的隐患。日本、韩国已经是核门槛国家，引入北约核共享机制只能加剧亚太的核扩散隐患，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韩国军事专家金钟大警告，如果真走到美日韩核共享那一步，亚太将发生第二次萨德事件，彻底葬送东北亚战略平衡与和平。

结语

尽管德国不是有核国家，但从冷战时期起，德国军队就需要承担一部分北约的核打击任务。德国过去十几年时间里，都在考虑采购新型战机以替换老旧的“狂风”战斗轰炸机群。为此，在是否采购美制F-18E/F战机问题上曾经纠结了许久，但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德国最终下定决心采购F-35A，用来投掷美国提供的B61-12核航弹。事实上，根据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体系对当今世界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的互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核武器的出现，标志着一种以普遍核威慑结成的联盟体系的诞生。国家之间通过一系列的相互核威慑求得一种稳定关系，安全作为国家第一需要的内在逻辑没有改变。美国作为第一个拥有和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国家，以核力量捆绑国家间关系，拓展其国家利益和势力范围的内在动力没有改变。苏联解体后，北约加速其向东扩张的步伐，而北约核共享机制也在其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