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在 9・11 恐怖袭击后北约一致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仅 18 个月，该联盟却因美国决定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而险些分裂。

那场战争是一场 “选择之战”，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其目的是解除伊拉克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推翻侯赛因政权。

英国、波兰、西班牙及澳大利亚等盟友加入了那场战争，而法国、德国、比利时等主要盟友则拒绝参与。但乔治・W・布什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与盟友协商、引导公众舆论、争取国会支持、在联合国展开辩论，并努力维持北约团结。

这与川普总统的对伊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次战争同样是一场 “选择之战”，但目标各异 —— 从政权更迭到销毁核设施不等。美国几乎没有尝试引导公众舆论，未在联合国进行任何讨论，除以色列外未与任何盟友协商，也几乎没有向欧洲或地区盟友预警战争即将爆发。

“2003 年，我们积极运作联盟，布什总统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亲自致电沟通，” 时任美国驻北约大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尼古拉斯・伯恩斯说。当德国和法国拒绝参与时，“我们虽不满意，但仍支持北约盟友，” 他表示，“这就是与川普总统的不同之处。”

伯恩斯指出，川普目前的核心错误之一是，未与依赖油气的欧洲和亚洲盟友协商甚至通报情况，也未考虑战争后的局面。“如果在介入前做好外交铺垫，” 他说，“即便他们不愿与你并肩作战，也会理解你的战略，并给予更多支持。”

相反，显然感到不满的川普周日呼吁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能源的国家，帮助美国打通这条水道。这意味着这些国家要加入美以对伊战争，而盟友们显然不愿这么做。

“受益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理应出手确保那里安全无虞，这是理所应当的，” 川普对《金融时报》表示，“如果没有回应，或是回应消极，我认为这对北约的未来将非常不利。”

北约本质上是一个跨大西洋联盟，传统上不参与中东事务。它致力于集体防御，但此次战争由美国发起，大多数欧洲国家认为其违反国际法。它们明确表示，虽不会加入对伊战争，但一旦敌对行动结束，愿意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

这场战争再次表明，川普政府对欧洲盟友的关切漠不关心。战争的推进方式加深了欧洲与华盛顿的疏离感，也凸显了联盟的功能失调 —— 川普正在改变盟友间的规则，且这种改变可能是永久性的。

“这一次，连表面上的讨论都没有，” 法国国防分析师弗朗索瓦・海斯堡说，“作为协商和决策机构，北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因为美国对此毫无兴趣。”

美国的冷落让欧洲既困惑又分裂，只能焦虑地旁观，凸显出它们与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关系的脆弱性。关于战争期间及战后欧洲的角色，目前仍悬而未决。这不仅对欧洲至关重要，若美国需要帮助，也会影响其自身。

罗马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娜塔莉・托奇表示，2003 年联盟内部虽分歧严重 —— 时任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提出 “老欧洲与新欧洲” 的对立说法，但欧洲仍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歧背后是欧洲的身份认同和行动能力，而这种能力如今已不复存在，” 她说。当时欧洲公众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支持国际法和有效的多边主义。

那场战争后，英国、法国、德国与欧盟及其时任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共同发起了限制伊朗核计划的谈判，最终促成了 2015 年伊朗核协议 —— 而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严厉抨击并退出了该协议。

尽管存在分歧，欧洲仍挺身而出采取了行动。

托奇表示，如今的对比令人痛心。“目前欧洲对这场战争的分歧较少，但矛盾的是，这并未赋予欧洲行动能力，反而导致其无所作为、陷入困惑，屈从于美国。”

欧洲的回应参差不齐、温和且混乱。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均拒绝加入这场战争，认为其违反国际法。

与此同时，他们不愿公开批评川普（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明确谴责是个例外）。

这种不情愿主要源于两个原因：首先，欧洲不愿被视为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辩护 —— 该政权杀害了数千名本国公民，浓缩铀的丰度远超民用需求，并资助恐怖主义。

更重要的是，它们希望尽可能争取美国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支持。与伊朗战争不同，乌克兰战争是欧洲紧迫的安全威胁，它们认为必须谨慎应对反复无常的川普。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等领导人最初拒绝美国使用英国基地发动战争。但在伊朗的黎巴嫩盟友真主党用无人机袭击塞浦路斯的英国基地后，斯塔默允许这些基地被用于 “防御目的”，并调动了部分军事资产保护英国士兵和海湾盟友。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在本国基地及地区盟友遭伊朗袭击后，也采取了类似做法。

德国则采取了谨慎务实的态度。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从一开始就允许美军使用其在德国的多个基地，并在本月初白宫会晤时小心翼翼地未批评川普。但考虑到乌克兰问题的重要性，他与马克龙周五反对华盛顿暂时解除对俄罗斯石油销售的制裁 —— 这些销售为俄罗斯战争提供了资金。

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与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不同（当时德国知道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朗的情况更为特殊。欧洲未被要求加入战争，对川普也没有任何军事甚至外交影响力，能源市场和股市对他的影响更大。

前英国大使、前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负责人约翰・索尔斯表示，美国不与欧洲协商并不令人意外。

“川普一直对欧洲抱有一定程度的蔑视，似乎认为自己不需要盟友，盟友会拖累美国，” 他说，“他对欧洲的态度没有改变，欧洲对他的态度也没有改变。”

索尔斯表示，欧洲最担心的是伊朗国家权力崩溃，出现分裂、内战和大规模难民外流。

“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没有看到战后的危险，” 索尔斯说，“该地区国家、欧洲及其他国家未来 10 到 15 年都将在收拾这场战争的烂摊子。”

与此同时，欧洲似乎陷入了困惑。布鲁塞尔的一些欧盟领导人谈到要捍卫国际法原则，另一些人则表示要应对现实 —— 美国、俄罗斯正对国际组织和规范嗤之以鼻。

海斯堡表示，这些相互矛盾的表态反映了欧洲的矛盾心理。

“欧洲深陷沮丧，感觉历史的风向正抛弃我们，威权主义国家和掠夺性国家正在崛起，” 他说，“但欧洲必须捍卫自身利益，尤其是为战后局面做准备，同时要考虑如果伊斯兰共和国幸存，这对美国实力及全球能源和贸易体系意味着什么。”

这也解释了为何马克龙下令向该地区派遣了数量空前的法国海军舰艇及其核动力航空母舰 —— 为了在敌对行动结束后，确保法国拥有谈判筹码，协助保障航运安全并讨论未来局势。

欧洲人认为，一旦川普决定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他会将烂摊子留给别人，自己回国，并宣称已给伊朗人民改变政权的机会，但他们未能把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