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资深外交政策观察家们早已在多年的政治博弈中领悟出一条铁律：绝不轻易公开作出具体的战略预测。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国际地缘局势中，一旦预测出现严重偏差，个人学术声誉受损的风险实在难以承受。因此，最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往往是静待尘埃落定，事后再以“早有预见”的姿态高谈阔论。在涉及关乎国家命运的战争决策时，这种谨慎尤为明显。

然而，对于那些真正肩负国家安全决策重任的人而言，他们别无选择，必须依靠对未来的预判来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政策。因此，即便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艰难推进，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及其核心顾问团队，此刻无疑正在沙盘上反复推演：面对美军在中东地区正迅速集结的庞大舰队，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究竟会作何反应？同样地，在德黑兰的权力核心，伊朗的领导人们也正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战略博弈与推演。

政策制定者若是能偶尔获取确凿可靠的情报作为决策基石，那实属罕见的幸运。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依赖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历史经验，作出本质上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战略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政府体制外部、具备公信力的智库观点，往往能为这些关乎生死的判断提供极具价值的参考维度。因此，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学者如果仅仅为了爱惜羽毛而隐瞒自己的预判，实际上是对决策系统的一种失职。

鉴于美国对伊朗本土发动直接军事打击的阴云日益浓厚，可能性正在急剧攀升，我在此郑重提出十项关于局势走向的战略预测。为了体现研判的严谨性，我同时为每项预测标注了相应的信心等级。

1. 哈梅内伊不会在最后关头提出强有力的协议。

高度自信

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伊朗政权的综合实力经历了断崖式的急剧衰落。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成功实施了多轮针对性军事行动，并精准重创了伊朗的战略防空系统；与此同时，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的轰然垮台，使得伊朗失去了至关重要的地区盟友。而在今年早些时候爆发的十二日战争中，美军更是直接出动战机，对伊朗引以为傲的核设施进行了毁灭性空袭。

在内部，伊朗的国民经济已处于持续崩溃的边缘，席卷全国的反政权抗议浪潮，仅仅是依靠国家机器的残暴血腥镇压才勉强得以平息。

鉴于整个中东的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华盛顿对于达成新协议的最低容忍底线，必然包含伊朗必须作出放弃所有铀浓缩活动的铁腕承诺。然而，纵观德黑兰的内部政治生态，我至今未看到任何蛛丝马迹表明，该政权具备作出此类战略让步的政治意愿与能力。

更遑论要求他们对其视为护身符的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库，以及遍布中东的恐怖主义非国家代理人网络作出实质性妥协了。即便川普愿意抛出全面解除经济制裁的巨大诱饵作为交换条件，这种妥协在德黑兰现有的权力结构下也几乎是天方夜谭。

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的残酷镇压行动刚刚告一段落，伊朗的外交官们便马不停蹄地展现出其转移视线的传统手腕。他们成功地将国际社会的焦点，从其屠杀本国平民的残暴行径，再次生硬地拉回到了外界更为熟悉的伊朗核计划议题上。这些老练的外交官随后便故技重施，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拖延战术来耗死整个谈判进程。

2. 川普不会接受临阵妥协的弱势协议。

中等信心

不可否认，川普在公开场合始终强调他渴望与伊朗达成一份历史性协议，并在过去的外交博弈中，也曾就某些具体细节展现过惊人的灵活性。回顾他的首个总统任期，他当时接受一份带有妥协性质的弱势协议的可能性其实相当之高。

倘若哈梅内伊当年能够更加精准地号脉川普的谈判心理，德黑兰原本可以效仿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组过程中的明智策略——即主动撕毁前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时期达成的旧协议，转而迎合川普的政治虚荣心，促成他签署一份表面上“更优”的新协议。面对这种局面，川普极有可能会顺水推舟采纳此方案，并利用其个人威望强行压制住内阁中那些鹰派顾问的强烈反对声音。

随着川普进入第二任期，外界一度认为他接受妥协协议的可能性依然不低。毕竟，他已经大刀阔斧地将许多首个任期内的伊朗问题强硬派人物彻底排挤出核心决策圈，并在公开场合对他们予以无情谴责。更令人瞩目的是，他甚至下令取消了对那些曾被伊朗列入暗杀黑名单的前官员的国家安全保护。

就在今年四月，本届美国政府甚至对外释放出了试探性信号，暗示川普并非绝对排斥接受一份“轻量版”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然而，德黑兰方面面对美方的姿态，依然我行我素地在谈判桌上推诿拖延。尽管川普内心深处极度渴望寻找一个体面的战争台阶，甚至一度可能捏着鼻子接受我认为绝对不可接受的软弱条款，但在德黑兰的反复消耗下，如今连这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也已随风消散。

时至今日，鉴于伊朗在谈判中屡屡展现出的毫无诚意的拖延做派，以及整个中东面临的根本性战略环境巨变，川普很可能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不再愿意接受一份明显带有屈辱性质的弱势协议。

不过，考虑到他此前在重大外交决策上反复流露出的孤立主义倾向，以及华盛顿内部持续传出的、暗示美国可能会放宽底线以允许伊朗保留部分国内铀浓缩活动的泄密消息，我对于这一结论的信心只能维持在中等水平。

3. 若川普表现出接受弱势协议的意愿，内塔尼亚胡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

高度信心

历史的教训往往最为深刻。就在去年六月，当国际社会的许多观察家盲目乐观地认为美伊两国正全速走向一项新的核危机解决方案时，以色列军方却以雷霆万钧之势，通过对伊朗本土实施突袭，直接在战略上完成了先发制人。

在那个历史性的节点上，川普并未向以色列亮出阻止的“红灯”。虽然在空袭发生之初，川普试图在外交辞令上使华盛顿与以色列的单边打击行动保持安全距离，但局势的演变最终迫使他亲自下达了命令，指挥美军战机跟进打击了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对于总统的这一决断，我当时曾积极鼓励，事后也予以了高度评价。

鉴于以色列在战术层面对伊朗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更通过这种造成既定事实的战略手段，成功倒逼川普彻底转变了对伊立场。因此，倘若我上述的第二项预测出现偏差，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极有可能毫不犹豫地重演故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正逢以色列国内的大选年，通过对伊强硬来收割国内政治红利，是内塔尼亚胡驾轻就熟的政治筹码。当然，川普及其智囊团队理应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以色列的这一潜在动向。这反而进一步增强了我先前判断的信心基石：即为了避免被盟友牵着鼻子走，川普最终将果断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弱势协议。

还有一种潜在的假设情况：美国政府可能会向内塔尼亚胡明确亮出严厉的“红灯”，严禁其单方面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但鉴于川普在处理盟友关系时惯常的模糊与保留态度，我实在无法确信他会有足够的政治决断力去执行这一警告。即便华盛顿真的发出了严厉警告，面对国内大选压力如山大的内塔尼亚胡，其维系自身国内政治生命与权力地位的现实考量，绝对会凌驾于他与川普个人的政治私交之上。

4. 川普将面临三种战略选择：“强制执行”、“削弱”或“清除”。

高度确信

虽然我目前无权查阅近期呈递至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最高机密文件，但倘若我有幸重返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五角大楼的决策中枢任职，我必定会为总统量身定制三套阶梯式的基本打击方案。

第一套作战方案被命名为“强制执行”。该方案的战略焦点是针对伊朗国家安全部队的指挥建筑及其他核心基础设施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其首要打击目标，将严密锁定那些直接参与了残酷镇压国内抗议民众的武装力量。

具体而言，炮火将集中倾泻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的巴斯基民兵组织头上。此类惩戒性行动预计只会持续短短的一至两个夜晚，预期造成的人员伤亡也将被严格控制在较低水平，其数量将远远低于这支部队在国内镇压中造成的数千名平民死亡。

第二套进阶方案被称为“削弱”。该方案将大幅拓展美军的打击范围，全面覆盖那些对中东地区及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实质性直接威胁的政权战略资产。

其打击重心将毫不留情地锁定伊朗目前残存的地下核设施、庞大的弹道导弹与远程火箭发射阵地、致命的无人机部署系统，以及支撑这些杀器运转的军工库存与底层工业基础。这一规模的军事行动将需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周期，并且必须配合着极其可信的战略威慑——即华盛顿必须向德黑兰明确展示，美军准备每隔六至九个月就重复实施新一轮精确打击，以此彻底遏制并摧毁伊朗重建其导弹武库的任何企图。

第三阶段的终极方案名为“清除”。它将把战役规模提升至全面战争的边缘，其核心战略诉求是直接对德黑兰政权的政治与军事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彻底瘫痪其全国部队的指挥与控制中枢。

同时，美军的轰炸目标将精准指向那些象征着该政权无情镇压伊朗人民以及维系其残酷统治合法性的标志性国家图腾。当然，将“清除”方案摆上桌面，本身就意味着决策者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历史现实：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地球上的其他任何角落，仅仅依靠空中打击就能成功实现他国政权更迭的历史先例，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但即便到了这种剑拔弩张的地步，我依然难以想象，五角大楼提交给总统的任何方案中会包含派遣美军常规地面装甲部队大规模介入的疯狂选项。然而，这一激进方案的拥趸们无疑会辩称：即便最高政权最终没有在炮火中土崩瓦解，其在遭受毁灭性重创后也将彻底丧失对周边投送即时威胁的能力。甚至，这种休克疗法极有可能在伊朗国内撕开其他意想不到的战略机遇——这与以色列在对抗真主党时取得的战术切入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尽管这三套层层递进的方案将分别呈报给总统审阅，但川普完全可以像他以往的历任前任那样，在实际操作中打破既定框架。他完全可以根据战场的瞬息万变和自身的政治直觉，对这三套方案中的具体打击目标进行自由拆解与重新组合，采取更为灵活多变的混合打击策略。

5. 川普将选择首选方案“强制执行”。

信心指数：低

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川普正深陷于由他自己一手编织的战略困境之中。这与2019年的那场地缘危机形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鲜明对比。在当年，面对五角大楼为了报复伊朗击落美军高空无人机而精心设计的庞大打击方案，川普在最后一刻极其正确地选择了拒绝签字。

然而这一次，川普不仅亲自在国际舞台上划下了一道清晰的“红线”，而傲慢的伊朗政权也显然毫无顾忌地跨越了这条底线。川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公开鼓动伊朗民众起义，甚至信誓旦旦地承诺美国的“援助正在路上”。但在抗议者惨遭当局血腥屠杀的至暗时刻，这位美国总统却选择了令人心寒的袖手旁观。

这种背信弃义的姿态，与美国在1956年冷血对待匈牙利起义者，以及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抛弃伊拉克起义者的历史污点如出一辙。那两次事件，分别成为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政府外交史上声誉跌至谷底的黑暗时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川普曾大肆嘲讽奥巴马在2013年面对叙利亚化武危机时不敢捍卫自己划定的红线，却在2017年和2018年得意洋洋地利用美军导弹去替前任执行了那些被遗忘的红线。

更何况，川普目前在中东海域集结的庞大军事力量，每天都在消耗着天文数字的军费，这支无敌舰队不可能永远处于昂贵的待命状态。如果他最终下令大军撤退，却既没有发动任何惩戒性打击，也没有在谈判桌上带回一份像样的协议，那么包括德黑兰在内的全球所有势力，都将把这视为美利坚合众国一次极其狼狈的战略撤退。基于这种深刻的心理动机，我大胆预测他最终必将选择发动军事打击。

然而，多年来所有曾与川普在私下场合深度探讨过美伊冲突可能性的内幕人士，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了一个惊人一致的结论：在内心深处，川普极度抗拒发动这场可能失控的战争。他有着极其充分的现实理由，对战争一旦打响后可能引发的全球性连锁反应感到深深的忧虑与恐惧。

正因如此，如果哈梅内伊铁了心不愿在谈判桌上提出一份足以阻止美军轰炸的强硬妥协协议，而川普本人又绝不屈尊接受一份丧权辱国的弱势协议，我认为，这位精于算计的总统最终将捏着鼻子选择那套最不容易引发全面中东战争的保守方案。在五角大楼提供的三种选项中，那便是不痛不痒的“强制执行”。从他的政治算盘里来看，这一行动还能迅速将美国国内公众的视线，从其彻底失败的核谈判中引开，重新聚焦到国内抗议活动上。

选择“强制执行”这一保守路线，意味着川普几乎可以肯定会将美国中央司令部极力推荐的、更为彻底的“削弱”方案束之高阁。我完全理解军方鹰派的扼腕叹息：他们认为如果华盛顿不借此机会确立一个历史先例，即当美国感到国家安全受威胁时，有绝对权力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库，那将是美国战略史上不可饶恕的错失良机。但我实在不认为川普会认同这种宏大视野。同样令我感到错愕的是，即便在这个相对克制的选项下，川普甚至可能默许以色列公开高调地参与联合军事行动。

不过，我必须坦诚，我对这项预测的信心程度处于极低水平。虽然川普在宏观的长期决策模式上往往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与可预测性，但在面临千钧一发需要即时抉择的历史关头时，他无数次证明了自己具有极其冲动且难以用常理揣度的性格特质。

一个明证便是2020年初的突发事件。当时，川普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挑选了最激进的军事选项——直接下令击毙伊朗圣城军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这一破天荒的决断甚至令其身边的部分高级国安顾问感到瞠目结舌。尽管最初全球纷纷悲观预测此举将引爆全面战争，但历史最终证明，这反而是川普在首个总统任期内作出的最具战略威慑价值的决策之一。冲突的后续走向，将完全取决于伊朗内部深不可测的决策机制。

6. 哈梅内伊将下令采取根本性的象征性报复。

中等信心

倘若我前文中第五项关于美军采取有限打击的预测不幸言中，那么伊朗现政权将被立刻推向风口浪尖，面临如何进行军事回应的生死抉择。

对于德黑兰而言，在遭受直接军事打击后若选择忍气吞声、完全不作回应，这在伊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通常情况下，该政权会基于内部的利弊权衡，精心炮制出一种在表面上看似极具对称性的反击动作。

因此，如果哈梅内伊及其智囊在研判后认定，川普的空袭仅仅是为了强化“红线”而实施的有限打击，并且确信美方的真实意图是在单轮火力交锋后便迅速终止冲突，那么，伊朗方面的军事回应极有可能转化为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象征性表演。

去年伊朗针对驻扎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美军发动的那场充满表演性质的“袭击”，便是这种政治智慧的经典教科书。在那场闹剧中，伊朗军方甚至荒谬地以己方发射的导弹数量与美军投掷的炸弹数量绝对持平为由，向国内宣称已经实现了对等的报复。这种极其克制的举动，既缓和了即时冲突的升级，又在国内民众面前满足了政权的政治宣示需求。

当然，此次面临更为严峻的危机时，政权决策者绝不会完全照搬旧有模式。因此，防务规划专家们必须预判伊朗军方可能针对各种不同高价值目标发动的象征性袭击，例如在波斯湾游弋的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或者是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指挥总部。

平心而论，面对美军当前在中东地区部署的庞大战争机器，伊朗军方如果选择除了象征性袭击之外的任何实质性手段，都无异于飞蛾扑火，是极度愚蠢的自杀之举。因此，这项预测看似毫无悬念。

然而，我对此项预测的信心依然不足。原因无他，伊朗高层在近年来的博弈中屡屡暴露出令人咋舌的决策失当。最典型的反面教材，莫过于他们曾两次不计后果、极其愚蠢地直接向以色列本土发射了数百枚弹道导弹。正是这种军事冒险，直接导致了伊朗当前深陷被动的绝对弱势地位。有了前车之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忧，伊朗领导人可能再次未能清醒认清当前的灭顶之灾，从而做出灾难性的战略误判。

部分对伊朗政治生态有研究的资深观察家更是点出一层心理因素：现年八十六岁高龄的哈梅内伊，可能宁愿选择在抗击外部威胁的战火中以悲壮的烈士身份被载入史册，也绝对无法忍受自己被视为一个在美军炮火下屈膝投降的失败者。虽然我从未盲目认同所谓“神权体制必然催生非理性自杀决策”的肤浅论调，但在目睹了德黑兰近年来的一系列操作后，我对其核心圈决策质量的担忧，已然显著加剧。

7. 若哈梅内伊判断失误，川普将升级至“削弱”行动——但他会愿意提前终止行动。

高度信心

一旦美军的第一波打击落地，伊朗极有可能不会选择隐忍，反而可能悍然发动超越象征意义的实质性升级攻击，例如导致美军一线的惨重伤亡。倘若这种血腥的情形真的发生，那么川普将被迫进一步升级行动。

对于这位总统而言，最便捷的升级方式便是下令全面启动“削弱”作战方案。在这种情境下，以色列的国防军极有可能不仅会获得默许，甚至会被邀请参与联合行动。

不过，结合川普的行事风格，我坚信他在届时将不可避免地重蹈去年六月的覆辙——一旦确认伊朗已经彻底放弃了升级对抗的路径，这位总统便会像一个急于获利了结的商人一样，在军事行动远未达到预定的摧毁时长时，就迫不及待地下令提前终止。

但与上次匆忙收兵的失策不同，我希望川普团队这一次能提出极其强硬的停火条件：即要求伊朗必须立即承诺进行直接谈判，作为美方停止打击的代价。

8. 美国打击后，伊朗人民将再度起义。

中等信心

面对一个残暴的政权，如果伊朗的普通民众因为恐惧而畏缩不前，这绝对是合情合理的。在进行宏大分析时，我们绝不应陷入谴责受压迫民众将保全生命置于首位的道德陷阱。事实上，民众本能的恐惧反应，正是历史上所有暴君诉诸极权暴力的根源——例如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在1982年制造的那场哈马大屠杀，以极端暴力成功将叙利亚国内的起义火种彻底扑灭了整整三十年。

然而，外交政策分析人士们往往不幸地低估了被压迫的民众反抗统治者的怒火，更低估了那些不惜以命相搏支持革命者的勇气。在中东地区，这种误判尤为显著，美国分析人士屡屡被历史无情击碎盲目的自信：从四十七年前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到十五年前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风暴；从2011年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倒台，乃至到2024年阿萨德政权的彻底崩溃。

我深深担忧，美国某些分析人士如今正重蹈历史的覆辙。他们低估了伊朗人民钢铁般的决心——尽管对于任何胆敢反对哈梅内伊极权统治的人来说，死神的威胁已然迫在眉睫。

在过去的几年里，伊朗人民已经用无数次的街头流血证明，他们将抓住任何一个契机表达对政权的广泛愤怒。2022年的“妇女、生命、自由”抗议活动直接动摇了现政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根基，而近期的抗议浪潮则以摧枯拉朽之势加剧了这一威胁，使得政权本身的存亡陷入危险。

今年一月初，勇敢的伊朗人民确实响应了川普的街头号召，但美国的援助承诺最终落空。但是，下一次他们将直接响应川普的实质性军事打击行动，而不再是言辞。当他们认识到外部世界确实有力量保护他们时，必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倘若如此，这极有可能成为整个对抗的转折点——我绝对不会排除民众将此视为黎明前的黑暗，进而抓住这四十六年来最为绝佳的时机推翻这个政权的可能性。

9. 若爆发大规模抗议，政权将再度实施群体性屠杀。

高度可信

政治的逻辑是残酷无情的。如果伊朗民众再度掀起规模空前的起义狂潮，现政权高层必将立刻把这种抗争定性为对其生存的致命威胁——这一判断在逻辑上是完全准确的。

因此，伊朗安全部队在应对这种内部威胁时，必将毫不犹豫地露出獠牙，整个镇压方式将与历史上的血腥洗地如出一辙。抗议的汹涌规模以及政权下达镇压命令的反应速度，将直接决定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又将有数千名乃至数万名伊朗人丧生。

10. 若伊朗抗议者再度遭屠杀，川普将迅速升级至“削弱”与“清除”阶段。

高度可信

在上述由连环预测构建的场景中，川普将面临决定其历史地位的终极考验。他将公开承诺美国划定了一道“红线”以遏制暴行，继而惩罚越线的敌方——却眼睁睁看着同一个敌方再度残忍地践踏那条底线。

鲜有情境能如此彻底摧毁美国的全球信誉。总统届时将别无选择，不得不进一步升级所有的军事行动。至此，美伊双方将彻底陷入一场没有退路的冲突：对于德黑兰而言关乎政权存续，对于华盛顿而言关乎唯一超级大国的绝对信誉。军事结局难以预料，因局势急剧升级初期，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一线的真实作战能力。

如果美军迅速摧毁伊朗大部分兵力投送能力，并斩首政权领导层（可能借助以色列力量配合），这将为伊朗人民推翻极权创造转机。反之，如果该政权在承受打击后成功调动大部分兵力，他们极有可能将导弹目标锁定在任何能迫使美国停止打击的对象上，包括袭击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基地、海上国际航运及以色列等地的平民聚居区，企图彻底耗尽美以联合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储备。以色列似乎已经嗅到了危险，采取了先发制人行动，通过定点清除其认定将参与指挥真主党反击行动的关键人员来削弱威胁。

即便伊朗仅仅取得局部战术胜利，也极有可能产生核爆般的重大战略影响。例如，哪怕一枚火箭弹击中迪拜市中心的某栋高层建筑，就足以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经济模式彻底击碎。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外籍高管已经证明了其撤离的意愿，如果他们认为生命受到威胁，逃离规模将更为庞大。

同样地，当伊朗被认定对2019年沙特阿拉伯阿布盖格和胡赖斯两大炼油设施遇袭负有直接责任时，其似乎刻意挑选了可快速修复的设施作为目标，从而限制了对全球市场的冲击。但在狂乱中，如果伊朗改为使用重磅火力攻击其知晓需要更长时间才能修复的核心能源设施，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鉴于沙特阿拉伯在全球油价中的独特基石角色，美国民众将立即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深重痛苦。

而此类对抗的政治后果更难以预测。大多数资深专家认为，通过外部武力强行实施政权更迭最可能的结果，是建立一个虽然褪去神权外衣、但骨子里坚定反美的军事政权——一个由军头统治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斯坦”，以更残暴的铁腕压迫人民。

但其他潜在结局同样存在。部分专家预测中央政府垮台将引爆全国性内战，外部势力将扶持不同武装派系，沿着民族界线无情分裂。一些观察家预期现政权将以某种形式存续，另一些则预见君主制复辟与前王储礼萨·巴列维的回归。还有人寄望于人民圣战者组织（现改称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崛起。然而，极少有专家能乐观到勾勒出一条通往民主化的清晰路径。

我认为这些预测纯属纸上谈兵。毕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在欧洲弥漫时，谁也未曾预料到最终竟是以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罗斯的政权而戏剧性告终。在全面战争爆发的混乱深渊中，目前完全无法预知究竟是哪一股隐秘力量，最终将登上伊朗国家领导权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