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味着，自1972年《战略武器限制谈判》（SALT I）以来，支撑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核军控架构已彻底崩塌。世界正步入一个没有“护栏”的核威慑新时代。在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核军控的缺失剥离了美俄之间最后的危机沟通渠道，使地区冲突外溢至战略层面的概率增加。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条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明天就会爆发核战争，但它深刻地揭示了全球政治底层逻辑的巨变：人类正从一个由规则驱动的有序世界，坠入一个由实力对冲和战略猜忌主导的“黑暗丛林”。

全球核军控基石崩塌

过去数十年，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依赖于一套可核查的透明机制。在条约框架下，美俄每年要进行数百次的数据交换和定期的现场核查。美俄可以进入对方的导弹基地和轰炸机驻地，可以通过“开放天空”协议，从空中对对方的核基地进行观察，每半年也进行一次详细的核武器数据通报。这种机制像是一扇半开的窗户，让双方都能确认对方没有在密谋“一击毙命”。随着条约到期，这扇窗户被彻底钉死了。

这种崩塌意味着国际法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全面退潮。法律契约不再能约束超级大国的核心武装力时，全球体系便进入了“战略黑箱”时代。在这种状态下，各国的安全感不再来源于对他国承诺的信任，而是来源于对自己“最坏情况假设”的过度补偿。这种对于“原始威慑”的推崇，为二战后建立的、现在已经名存实亡的国际秩序的棺材板上又打上一颗钉子。

无法重现的冷战式平衡

很多人认为，冷战时候的两极体制，也维护的了战略稳定和冷和平。然而现实更加严峻——冷战式的“相互保证毁灭”（MAD）虽然残酷，但却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而今天，这种稳定性已经失去了土壤。

首先，我们正面临战略博弈中的“三体问题”。冷战是简单的两玩家游戏，数学模型相对清晰。但现在的格局是美、俄、中三方的动态博弈，再加上法、英以及新兴核门槛国家的战略变量。美国拒绝接受不涵盖中国的限制，俄罗斯坚持要求计算北约整体核力量，这种多边联动的复杂性使得任何双边制衡都变得极其脆弱。

在一个互相交织的三角甚至多角关系中，任何一方的防御性增购，都会被另外两方解读为进攻性扩张，从而引发不可控的螺旋式军备竞赛。

其次，战略制衡的手段已经不再纯粹。冷战时期的核威慑只有核打击这样的单一维度。而现在，高超音速导弹、网络战、外太空武器以及精准常规打击手段已经将“核”与“常规”的界限彻底模糊化。当一方可以通过非核手段瘫痪另一方的指挥系统时，传统的核平衡理论就失效了。我们不再处于一种“静态的恐惧”中，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焦虑”中。

加速的博弈与缩减的决策空间

在这个失去规则的“新战国时代”，人工智能的介入为这种不稳定性注入了新的变量。

美俄不再进行人工核查和实时数据交换，双方将更加依赖 AI 驱动的情报分析系统来监视对方。虽然 AI 能从海量卫星云图中捕捉到导弹发射井的细微变化，但它也带来了致命的风险——决策速度和报警速度的飞速进化。

在缺乏外交互信和法律缓冲的情况下，AI 可能会在数秒内基于程序算法给出“先发制人”的建议。人类外交官原本拥有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斡旋窗口，但在 AI 参与的战略预警系统中，这种窗口正在被压缩至分钟级。当算法替代契约，人们用机器的“逻辑推演”替代政客的“政治妥协”，核威慑的本质将从一种心理博弈演变为一场算法对冲。这种“闪电式演习”或“闪电式误判”的风险，正随着条约的失效而变得愈发真切。

作为全球战略格局中关键的一极，中国在此次条约到期后的处境极其复杂。

在压力层面，美国正试图利用条约真空期，通过“三边军控”的叙事将中国拖入其设计的游戏规则中，以此限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进程。同时，随着美俄核武库限制的消失，美国可能在亚太地区部署更多先进的战略资产，这对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构成了直接的战略挤压。

在应对策略上，中国需展现出超越传统军控逻辑的战略定力：

强化“有效威慑”而非“盲目竞赛”。中国无需追求与美俄在数量上的绝对对等，但必须确保核力量的“生存性”与“突防能力”。在没有条约约束的世界里，中国应加速推进海基、陆基移动力量的现代化，确保即便在遭受首轮打击后，仍能发起令对手无法承受的反击。

坚持“不首先使用”的道德高地。在全球核禁忌松动的背景下，中国应继续高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旗帜。这不仅是道义，更是对冲美俄“战略机会主义”的稳定器，有助于防止无核国家因安全焦虑而引发的核扩散连锁反应。

推动“多边安全架构”的建立。既然双边条约已死，中国应主导推动建立包括人工智能准则、外空武器禁令在内的多边安全倡议，试图从技术和空间维度为失控的军备竞赛套上“新笼头”。

世界正步入一个没有护栏的时代，这要求所有大国重新思考威慑的定义：我们是否能找到一种不依赖于条约、但能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沟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