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下旬，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公开讲话中罕见提及武器出口进展，明确表示“枭龙”战斗机（JF-17）已进入多个国家的出口洽谈阶段。巴方称正与多国就JF-17出口进行接触；路透披露的谈判对象与兴趣方向包括中东与部分非洲国家，同时印尼也与巴方就可能采购进行深入磋商（均尚未最终敲定）。

在当前国际军贸格局趋于分化、西方国家普遍采取高门槛管控策略的背景下，“枭龙”的出口增长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巴联合军工体系打通装备、技术与战略协作通道后的系统性成果。该机型不仅实现了中国军工的间接出口，更标志着巴基斯坦已具备对外军贸平台的二次输出能力。

目前尚无权威公开数据披露潜在订单总量，但多方迹象显示，相关接洽已呈常态化趋势，呈现出中巴联合军贸新模式的持续外溢能力。

“代际争议”并非焦点

关于枭龙的技术性能，国际军迷圈和部分防务论坛长期存在“代际归属”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其为第三代战机的简化版本，也有媒体将其描述为“3.5代”或“4代以下的中间型号”。但这一类技术标签，在现实军贸交易中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战斗机的代际划分，本质是空军体系内自我排序的工具，便于制定替换计划和资源投入优先级。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采购决策的核心并不在于“击败哪种五代机”，而在于是否能够：

• 构建本国初步的空战网络；

• 承载全天候远距作战能力；

• 与本国指挥通信体系融合；

• 实现长期可持续维护升级。

从这一维度看，枭龙的设计与定位精准填补了市场空档：它不是高端国家的性能尖峰，但正好符合大量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空军入门平台”的现实需求。这种定位回避了高成本与高政治代价，反而构成一种“以体系替代参数”的军贸新范式。

全球军机市场结构分层，枭龙切入中低端真空地带

全球战斗机市场长期呈现金字塔式结构：塔尖是具备隐身、空天融合等战略属性的第五代重型战斗机，如F-22、歼-20、苏-57，这类装备不但采购价格极高，且涉及大量政治绑定条款，仅限极少数国家能获取。

塔中层是主力中型第四代机，如F-16V、歼-10C、阵风、台风等机型。这一层面虽然性能全面，但维护成本与技术依赖度仍然高，不适合多数发展中空军全面列装。

塔底层则是以米格-21、F-7、幻影-3、米格-29早期型号为代表的老旧战机。这些装备普遍服役时间过长、可靠性下降、战斗潜力枯竭，成为诸多国家最迫切替换的对象。

枭龙恰好打穿了中下层之间的断层地带——它在体系融合度、维护便利性、武器兼容性方面的优势，使其能够以中低成本提供现代空军所需的关键作战能力，解决的是“战斗力建设起点”问题，而非性能对抗极限问题。这种市场切入点，在全球军贸中尚属稀缺。

从“单机输出”到“体系转移”

如果说枭龙战机的出口体现了中国军工产品的适配性，那么其由巴基斯坦主导的“二次出口”机制，则展现了中巴合作军贸模式的高度灵活性。

首先，巴基斯坦通过引入中方完整生产线，实现从使用者向制造者的角色跃迁。其航空综合制造公司（PAC）目前已具备枭龙的整机装配、部分系统自主改造、出口谈判和后勤服务能力。这一模式绕开了中国直接军售所面临的部分政治顾虑，让武器转移更为隐蔽且具弹性。

巴基斯坦在本地生产与后续支持方面具备一定基础，使其在对外谈判中更强调配套训练、维护与支持方案（具体安排以官方公布为准）。中国则通过技术转让、协同生产，将自身军工优势扩展至战术体系建设层面。

可以说，枭龙的每一笔出口，背后体现的不是一架飞机的销售，而是一整套“作战能力生态”的构建，从指控系统到武器挂载，从后勤维护到改装扩展，形成一种“可移植的空军能力包”。

采购背后的战略调控逻辑

当前被外界广泛关注的两个潜在用户——沙特与印尼，正好构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军购国家，对应出枭龙在不同市场逻辑下的弹性适配能力。

沙特具备采购美制顶尖战机（如F-15SA、Eurofighter Typhoon）与地缘战略绑定的先天条件，为何对中巴合作项目表现兴趣？根本原因在于其对装备来源的多元化布局与政治风险的主动管理。

路透援引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与沙特正讨论将约20亿美元贷款以JF-17交易形式转换，具体机数与安排尚未公开确认。这种模式既规避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战略敏感，也提升了沙特在自身空军结构中的平台冗余能力，有利于构建自主防务体系。

路透称印尼与巴方就可能采购JF-17及无人机进行深入磋商，讨论规模可能超过40架，但双方尚未宣布最终决定。这一转向反映出印尼对成本控制、中立地位、后期技术可持续性的现实判断。相比歼-10C的高技术门槛与更深的政治绑定，枭龙为其提供了更灵活的装备整合空间，尤其在其海上巡逻、对地打击与区域控制中具备可操作性强的配置优势。

美国军贸逻辑与中国的“军工外循环模式”

对比美中两国的军贸体系，不难发现两套截然不同的核心驱动机制。

在部分对外军售项目中，美国通常通过升级、维护与关键技术管控来维持长期依赖关系（不同项目差异较大）。从F-35的源代码封锁，到对盟国升级计划的控制，美国军贸体系往往将装备嵌入其地缘战略控制链之中。

中国则走的是“军工外循环”路径，即通过可转让、可维护、可升级的体系构建，将技术输出与作战方案绑定在一起。这种机制强调使用权优先于控制权，为采购国提供更高的操作空间和更低的政治成本。

在此背景下，中国武器出口不存在“高端技术泄露”的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出口型号本身经过技术阉割与定制处理；另一方面，国内军工迭代周期短、创新速度快，使得已出口技术即便被研究，也不会构成对现役武器系统的实质性威胁。

枭龙的持续出口，是中巴联合军工体系逐步成熟的阶段性成果，也预示着中国军贸模式已经从“平台输出”过渡到“体系转移”的新阶段。

它的成功不是源于某项孤立性能，而是对中低端市场真实需求的精准响应，对发展中国家自主防务建设逻辑的深刻理解，以及中国工业体系“可复制性”的有效释放。

随着“枭龙”订单规模不断扩展，其模式势必将在后续更大规模的装备（如察打一体无人机、中型舰艇、弹药系统等）中得以复制推广。中国军贸，将不仅是装备制造能力的出口，更将成为以战略中立性为基础的安全合作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