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中旬，伊朗政权抛出了一份沉重的伤亡数据：全国抗议冲突造成至少5000人死亡，其中包括约500名安全力量人员。这一数字，比此前西方媒体广泛引用的估算还要更为震撼。

更具指向性的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同一时段罕见出面公开发声。他不仅承认抗议带来了“巨大破坏”，还在讲话中释放出清晰的“惩戒信号”——所有幕后黑手与内部分子都将被严厉追责。

这是伊朗自2022年“阿米尼事件”以来，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完整披露死亡数据，也是对外宣传口径明显变化的一次转折。在2023年末的示威初起阶段，德黑兰仍对伤亡规模讳莫如深；而如今，不仅数字被“主动交底”，官方定性也出现剧烈转变。

伊朗当局再未使用“镇压”“警民冲突”等语汇，取而代之的是“恐怖分子袭击民众”这样的表达。这不是措辞之争，而是意图塑造一种新的国家叙事——抗议者从“愤怒群众”变成了“敌对势力代理人”，而伊朗政府则自我塑造成“不得不出手”的稳定力量。

话语战反击：美以成焦点，川普被点名

官方定性改变的背后，是伊朗正在进行的另一场战斗——舆论反击。

在哈梅内伊发声之后，多位伊朗政府高官密集表态，将抗议定性为“由美以两国策动、并由内部内应配合”的混合式破坏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本人被直接点名为“幕后煽动者”，美国媒体与“人权组织”则被视为散布“信息炸弹”的外部操控工具。

早在抗议高峰期间，西方媒体便将这场动荡描绘为伊朗版的“颜色革命”。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等西方大报曾大肆渲染，宣称被捕人数超过1.5万人且面临大规模处决风险，伤者更是不计其数，而总部设于欧洲的多个“独立组织”也不断指控伊朗“血腥镇压”。面对这样的信息包围，伊朗当局明显感受到对外话语权的急剧流失。

正因如此，此轮主动公开死亡数字并非单纯信息披露，而是政权谋求“反制定义”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伊朗还通过官方媒体集中放送“暴徒袭警”“教堂被焚”“库尔德武装打击安全哨所”等视频资料，试图将此次全国动荡与“境外敌对势力”“分裂主义恐怖行动”挂钩，构筑起合法性防线。

这是一次权力与舆论同步启动的“双线清算”：既是对内部不满的强力压制，也是对外干预论调的全面反驳。

深层病灶：民生失控与“内应替罪”

然而，即便叙事战术与信息掌控能力仍在运转，伊朗政权也无法掩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场动荡的源头，并非单一的敌对势力，而是结构性的民生危机。

自2023年下半年起，伊朗本币里亚尔持续贬值，通胀率再度突破40%，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大规模民众抗议最初正是因食品涨价、薪资缩水等问题而起。

然而，德黑兰政权的回应模式却极其熟悉：否认政策错误，将矛头指向“境内内应”“带路者”“外国代理人”。此次亦不例外。

在哈梅内伊讲话中，“内部动摇分子”“配合外部势力”成为高频词，而所谓“敌对内应”则逐步被塑造为一切不满情绪的出口对象。

回顾过去十年，这类策略屡见不鲜：2019年燃油补贴取消引发的抗议，官方指称为“敌对电台操控民意”；2022年女性权益示威，也被定性为“西方挑拨民族风俗的文化战”；此次则是库尔德地区“恐怖势力作乱”的新版本。

但现实是，转移责任并未改变民众的生计困境。将深层治理危机简化为“他人操控”，虽能短期内激起部分民族主义情绪，却掩盖不了底层愤怒与不信任的累积。

分裂的影子：库尔德焦点与边疆真空

在所有抗议地区中，最严重的爆发点来自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马哈巴德、萨纳达季等地冲突持续时间长、烈度高，安全力量一度失控，个别城市短暂“被抗议者完全掌控”的情况已由官方间接证实。

伊朗库尔德族人口超过700万，约占总人口的7%。该族群长期以来在政治参与、文化语言权利等方面饱受压制，与中央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地带与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库尔德人口密集区连成一体。近年来，多个激进库尔德组织将伊拉克北部当作后勤基地，对伊朗实施越境袭扰已非新闻。

此轮动荡的一个现实威胁在于：西方势力或许不再急于整体推翻伊朗政权，而是在边缘地带制造“裂口”——扶持区域性冲突与分裂风险，制造“安全缓冲带”，进而削弱德黑兰政权控制力。

这类低烈度、多点分布的“蚕食式削弱”，正成为中东地区制衡强权的常用模式。而伊朗在资源调度、部队投放与治理能力上的连年透支，已使其越来越难一并压制这些“碎裂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