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的印巴空战对两国及整个南亚地缘格局来说，都可能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取得空战胜利后，巴基斯坦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外交空间及灵活度迅速增加。巴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作为，不断推出新外交举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利用夏巴兹总理来华出席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和“九三阅兵”等机会，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根本性的外部战略依托。二是推动与美国的务实合作，包括与美国在俾路支省开展能源矿产合作，并建议两国合作在巴建设新港口。三是在中东方面，高调反对以色列和美国在6月“十二日战争”中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声援加沙人民的抗以斗争，并在9月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后与沙特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四是在南亚方面，除不断对外更新其在5月印巴空战中的对印战绩、反击印度好战言论外，10月10日还针对阿富汗境内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与“俾路支解放武装”等极端组织实施军事打击，随后巴阿爆发自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阿塔）重掌政权以来最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一系列的对外行动让人目不暇接，甚至有些出乎意料，但却真实体现了巴高层和战略界在全球大变局背景下，为解决自身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而“煞费苦心”。

巴基斯坦当前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首先是安全挑战，又分为内外两方面。内部挑战主要来自俾路支省的叛乱和分离主义势力与巴塔，外部挑战主要来自印度和阿富汗。而外部安全挑战对内部安全挑战具有重要影响。自独立始，印度就是巴最大安全威胁。202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本想借4月22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帕哈尔加姆发生的袭击事件对巴发起军事打击，一面对巴确立更高水平的军事威慑，一面向世界展示其“地区霸权”形象，从而实现其国内政治目的和地缘战略野心。但没想到大失颜面，还暴露了与巴方之间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水平代差。

另一个外部安全挑战则来自阿富汗。虽然2021年阿塔重返喀布尔也有巴方的支持，但此后事情脱离巴方控制。阿巴有关边界问题的传统矛盾，即“杜兰线”争端，与阿巴交界地带普什图尼斯坦的归属问题重新浮出水面。阿塔重返喀布尔还刺激巴塔在巴境内图谋搞“国中之国”，而阿塔与巴塔之间的血缘、部落和宗教情结使外界认为阿塔一直暗中庇护巴塔。阿塔重掌政权后，巴境内恐袭事件逐年增加，袭击规模和伤亡人数不断扩大，且各极端组织之间隐有联合之势，对巴社会稳定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造成严重威胁。从伊姆兰·汗政府时期起，巴就希望实现其国家战略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转型，但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内外环境无法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次是经济挑战。近几年，在美联储加息、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因素冲击下，巴遭遇严峻债务危机。在中国、沙特、阿联酋等国家不断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债务展期帮助下，巴也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已渡过最困难时期。但如何促进经济发展，避免债务危机再次出现，对巴政府而言仍是最大挑战。

2025年9月17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中左）在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中右）签署完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合影。 

巴经济发展状况不佳，除受国内政治局势、地区安全形势和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外，主要是由于其经济制度没有经过大规模改革，缺乏内生动力。1958年以来，巴向IMF借款24次，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偿还过去的债务，并为当前支出再融资，而非投资。同时，巴财税制度不合理，逃税和避税现象普遍，国内投资再生产严重不足。巴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2022～23财年为8.5%，远低于亚太地区19.8%的平均水平。目前看，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扩大税基。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夏巴兹政府决定改革税收，扩大税基，提高工薪阶层税收，取消其他阶层的免税政策。但这一改革似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改革税收制度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改革的对象其实正是执政者本身，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很难开展。

最后是政党政治方面的困境和挑战。若不能缓解巴面临的安全和经济挑战，目前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简称“穆盟〈谢〉”）与巴基斯坦人民党的执政联盟合法性问题将浮上水面。巴国内有舆论认为，谢里夫家族及穆盟(谢)、布托家族及人民党，只能代表其家族利益与地方利益，不能代表全体民众。对传统政治势力的逆反情绪在南亚国家几乎是普遍现象。在2018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持续数十年的穆盟（谢）与人民党两家独大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简称“正运党”）获胜。但2022年4月，伊姆兰·汗遭不信任动议被罢免下台，此后家族政治回归，正运党及其支持者对此非常不满。虽然在军方支持下，穆盟（谢）与人民党组成了执政联盟，但在2024年2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无政党获得超半数席位的结果显示家族政治人气不再，伊姆兰·汗的支持者仍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2025年10月20日，在靠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查曼市，市场商贩正售卖新鲜蔬菜。近期边境紧张局势缓解后，这座城镇的日常生活逐渐恢复。

巴军在5月印巴空战中获胜，为缓解巴执政联盟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注入一剂“强心针”。此战有效维护了巴国家安全，为巴营造更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赢得了时间。同时，这一战是印巴分治以来巴军取得的第一次大捷，一扫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对印惧怕的心理，极大提振国民士气，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众对政府和军队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经济挑战依然严峻。在无法通过刀刃向内的改革获得内生经济动力的情况下，巴希望通过吸引外资解决经济发展问题。2024年6月，夏巴兹总理访华，中巴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在共建中巴经济走廊已取得成就基础上，共同致力于推动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走深走实。但中方对过去十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在巴境内面临的安全和营商环境问题存在顾虑。

近两年，夏巴兹高频访问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对巴友好国家，试图说服这些国家通过银行存款或投资项目助巴摆脱经济危机。巴政府2024年推动新一轮私有化改革，其中一部分也面向中东主权基金，希望中东国家收购其国有资产。沙特和阿联酋都给予了积极承诺，但投资并未如期兑现，根本原因在于巴局势长期不稳定与困扰巴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但此番巴在印巴空战中“扬眉吐气”，为巴试图通过外交运筹解决经济和安全挑战提供了新机遇。首先，巴对美外交取得进展。川普对印度早就心存不满，认为印度只是在利用美国实现其多极世界的目标，美国过去“抬印抑巴”的政策对其“印太战略”不利，因此在重返白宫后便酝酿调整美国的印巴政策。在美国看来，印度在印巴空战中的失败表明其在军事上遏制中国的战略价值大幅减弱，莫迪政府还断然否认川普所称的其本人“成功调解”印巴冲突的说辞，而巴方对川普的感谢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此后，巴投其所好，表示愿在能源矿产开发、加密货币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与美国及川普家族进行合作，甚至愿提名川普角逐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使得川普对巴领导层好感大增。

而巴方如此作为，主要原因有四：一是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同时不排除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在中美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可能性；二是希望在大国战略博弈和地缘政治变动的复杂局面中强化自身相对有利地位，推动大国加大对巴投入；三是希望通过拉近与美国关系获得IMF等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四是希望在反恐及打击分离主义势力方面得到美方支持。今年8月，美国务院宣布将巴分离主义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及其下属“马吉德旅”认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同时，川普政府大幅调低对巴关税，还在10月的阿巴冲突中向巴提供情报支持。

其次，在中东方向，巴方在印巴空战中的成果明显提高了其在伊斯兰世界话语权，尤其是随着以色列及美国在6月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与以色列在9月空袭卡塔尔，巴对一些中东国家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沙特等中东国家是巴能源、贷款和侨汇的重要来源国，而巴与沙特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则为这些资金来源的持续性加上了保险，同时也是提醒美国重视巴在中东问题上的利益和作用。

迄今，巴基斯坦借印巴空战之威而采取的外交行动均取得较大成功，但也存在隐患。巴目前的策略是试图将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变动转化成改善自身战略处境、提升自身战略价值、拓展自身外交空间和经济利益的动能。这一目标能否达成，有赖于巴方的政治智慧与外交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