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6日，印度中央准军事部队的一支连队，在印中东部的切蒂斯格尔邦（Chhattisgarh）遭到毛主义游击队的袭击。毛主义者已将该地区变为自己的大本营，他们设下了一个陷阱。印度士兵训练不足，对这片堪比亚马逊的丛林也知之甚少，结果陷入了伏击。他们虽奋力反击，但未能突围。最终，75名士兵和1名随行的邦警察丧生。

印度部队此前从未在单次事件中蒙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即便是在克什米尔（Kashmir）也未曾有过——在那里，他们与伊斯兰极端分子已经缠斗了20余年。当士兵的运尸袋被送回印度各地的故乡时，民众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直到最近，大多数人对这些毛主义者还只有一个模糊的认知，对毛主义者将其变为游击区的腹地更是知之甚少。

2000年代中期以来，毛主义者实力不断壮大，他们不仅对政府军发动了骇人的袭击、抢劫警察军火库，还宣布了特定的“解放区”。他们的行动范围连成一个弧形地带，从东部的尼泊尔边境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德干高原。毛主义者用历史名称将这一区域称为“丹达卡兰亚”（Dandakaranya），简称“DK”。这里是印度原住民“阿迪瓦西人”（Adivasis）的聚居地，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印度政府希望掌控这笔自然资源财富，但毛主义者显然成了一个障碍。于是，在2009年，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称他们是印度“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

2010年袭击发生的当天早上，我抵达了“DK”地区的一个城市。从这个城市乘车三小时，才能到达一个小镇的边缘，小镇之外，便是毛主义者控制的森林。从那里徒步出发，不经过任何通车公路，就能一直走到这次毛派伏击的地点。沿途只有零星的阿迪瓦西人小村落，在他们眼里，毛主义者就是“政府”。除此之外，他们对外界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更遑论“印度闪耀”（India Shining）的宣传攻势——那是上届政府（保守的印度人民党，BJP）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精神实质作为经济乐观主义的注脚一直延续着。

那个骑着破旧摩托车来火车站接我的瘦弱男子——我姑且称他为“A”——曾是一名毛主义者。他同时也是一名“达利特”（Dalit），即印度教种姓制度底层的所谓“低种姓”人群，与阿迪瓦西人一样，在印度历史上饱受欺凌。他住在贫民窟，在1980年代和城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一名女性毛主义者招募入党。几年后，“A”为了组建家庭退了党。事实证明，外面的生活比森林里更艰难。 像“A”这样的人，很难摆脱与生俱来的种姓地位所带来的贫困和怨恨。他靠打零工挣扎度日，晚上则靠酗酒和高唱抵抗歌曲来暂时摆脱内心的愤懑。

人们已经开始谈论“万亿美元经济体”，而在某些地区，穷人仍会饿死。

我计划在那座城市逗留一两天，然后动身去往小镇边缘，在那里，一名毛主义同情者会从约定地点接我。乘上一段摩托车或颠簸的拖拉机，再步行数小时，就能联系上一支毛主义小队。接着，我将与他们同行，有时会长达数周，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跋山涉水，躲避熊和毒蛇，并祈祷自己返回后不要发烧——那可能是在当地流行的疟疾的征兆。

12年前，我自身的经历激发了对克什米尔和毛主义者的兴趣。我的家人是克什米尔的少数印度教徒——在印度这个印度教占多数的国家里，克什米尔是唯一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邦。1990年，伊斯兰极端分子开始攻击印度教少数群体，我们被迫逃离家园。几个月内，我们这个约35万人的群体全部被迫流亡。然而，在记者们看来，这场驱逐似乎并不具备太大的新闻价值。 随着印度军队开始对武装分子采取行动——这导致了残酷的镇压，有时甚至是对平民的暴行——克什米尔成了一个危险之地。但对记者而言，这里却成了获取奖项、资助和奖学金的“福地”。

我决定离开克什米尔，起初并非刻意，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访了游击区。我以前很少离开德里（Delhi），那地方仅在克什米尔以南几百英里。但当我开始向内陆深处探索时，我最终进入了印度赤贫阶层生活的腹地。在“新印度”，人们已开始在交谈中不经意地抛出“万亿美元经济体”之类的词，但在这些腹地，穷人依然会饿死。

我在印度农村的所见所闻对我而言是一种启示；相比之下，我自己那段流亡经历——离开虽不富裕但舒适的家，转而在查谟（Jammu）市的破旧房间里屈辱地生活——似乎也变得可以忍受了。当时，毛主义者尚未引起太多关注。总理辛格那番关于毛主义者的言论还要等上十多年，因此很难说服编辑们去报道他们。但我坚持了下来，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接受一种新闻学院永远无法提供的真正教育。在那些年里，政府对毛主义者缺乏兴趣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人们可以轻松前往“DK”地区，而不必担心引起安全机构的怀疑。

当我告别“A”，动身进入“DK”起始的森林时，我知道必须更加谨慎。我没有在与他见面的那座城市多待，哪怕只是几个小时；酒店预订可能会暴露我的行踪，警察会对  我进行监视。第二天下午，我已身处毛主义者的一个营地，在一块防水油布下，见到了加贾拉·阿肖克（Gajarla Ashok）和另一位名叫纳尔马达·阿卡（Narmada Akka）的女性高层领导等人。像大多数毛主义领导层一样，他们都来自城市地区。这些人曾经是教师、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和大学辍学生，他们被革命理想所感召。他们怀揣着建立一个“印度延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摇篮）的梦想来到“DK”。 但毛主义招募的核心力量来自阿迪瓦西人，在此之前，则来自达利特人和其他“落后”社群中的工人阶级与农民。

毛主义者在1980年代初决定进入切蒂斯格尔邦及其周边地区（即“DK”）。这是他们为实现革命所做的第二次努力。更早的尝试发生在1960年代末，地点是西孟加拉邦一个名叫纳萨尔巴里（Naxalbari）的村庄。当地的农民为地主耕种，收获后却只能分得极小一部分，他们奋起反抗这种分配不公。这场反抗受到了印度主流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India）一些成员的鼓动，这些人已开始对自己的组织日渐失望。这种反思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在法国1968年5月的左翼学生抗议中，战后的左派被视为实现真正社会变革的障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质问道：“用官僚的专断取代雇主的专断，我们究竟能得到什么？”

近40年前，印度革命家巴格特·辛格（Bhagat Singh）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于1931年被英国殖民者绞死，年仅23岁。在牺牲前一个月写给年轻政治工作者的信中，辛格警告说，仅仅将权力从英国人手中转移到印度人手中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改造整个社会：

你不能为了自己的目的去‘利用’他（工人和农民）；你必须严肃地对待他，让他明白这场革命将是他的革命，是为他好的革命。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为无产阶级而的革命。

辛格的论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尽管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其对社会正义的承诺毋庸置疑——于1947年从英国人手中接过政权，但穷人和像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这样的边缘社群，仍然被排斥在他的“五年计划”福利圈之外。封建主义并未远去。政府确实启动了土地改革，旨在打破集中的封建财富和权力，但权贵们总能找到规避法律的办法。富人迅速投身政治，警察则充当他们的私人武装。直到2019年，印度政府的一项调查仍显示，83.5%的农村家庭拥有不足1公顷的土地。 政府规划委员会的数据（1997-2002年）指出，达利特人中的无地者比例高达77%，阿迪瓦西人中更是达到90%。而政府2013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显示，约7%的地主拥有全国近一半的土地份额。

到了1960年代，这些幻想破灭的共产党人觉得，印度共产党已经变得自满、腐败，其领导人“蓄意背叛了革命事业”。他们在《Deshabrati》《人民前进》（People’s March）和《解放》（Liberation）等刊物上发表了充斥着共产主义术语的长篇报告和文章来阐述观点。他们控诉的核心是：议会左派辜负了穷人和工人阶级。1969年，这些“出走”的共产党人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印共（马列）]，宣布其目标是团结工农阶级，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他们向中国寻求支持，中国方面迅速回应，称这场起义是“一声春雷”。 一些受mao思想鼓舞的人取道尼泊尔和西藏前往中国，接受了mao身边人士的政治培训。

毛主义的火种从纳萨尔巴里迅速蔓延到印度其他地区，如比哈尔邦、安得拉邦、旁遮普邦和喀拉拉邦。在其主要领导人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的鼓动下，小型游击队开始实施“阶级灭绝”行动，杀害了数百名地主及其帮凶、警察和其他国家代表。马宗达宣称：“让这些杀人犯继续活着，就意味着我们的死亡。” 

该党在1967年至1972年间的喉舌《解放》，充斥着关于杀害地主以及农民游击队如何“没收”他们土地财产的报道。然而，在实践中，“阶级灭绝”行动适得其反。 例如，在加尔各答（今Kolkata）街头，一些来自精英学院的天真男子，竟带着土制炸弹甚至剃须刀片四处游荡，伺机袭击落单的警察。

尽管如此，1960年代末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依然激励了成千上万出身精英家庭、就读于名校的优秀男女。他们告别了唾手可得的优渥前程，转而奔赴那些穷人遭受极度压迫的封建地区，将其作为自己的工作场所。 从1971年7月开始，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数百名印度毛主义者丧生，其中可能包括他们的领袖马宗达——他于1972年在警方拘押期间死亡。

孔达帕利·西塔拉马亚（Kondapalli Seetharamaiah），人称KS，同样是对议会左派的现状不满的人之一。他是安得拉邦的一名教师，该邦有着悠久的封建主义历史和共产主义斗争传统。例如，在该邦与切蒂斯格尔邦接壤的北特伦甘纳（North Telangana）地区，像“vetti”（奴隶制）这样的封建习俗，在印度独立几十年后依然盛行。KS曾是印度共产党成员，他并未完全绝望，决定转而追随马宗达的路线。

但在重启炉灶之前，他认定毛主义者需要一个“后方基地”，正如mao所倡导的，让游击队可以藏身于森林之中。他对马宗达路线的另一项修正，是主张建立“地上”组织（overground organisations）来推进革命事业，而这是马宗达生前强烈反对的。1969年，KS派了一名年轻的医科学生进入北特伦甘纳的一片森林，探索建立后方基地的可能性。但在缺乏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这个孤胆英雄一事无成，只得返回。1970年代中期，KS又派了另一个人，这次进入了更深入的切蒂斯格尔邦。此人学过基础医疗，他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开始为贫困的部落民治病。但是，一两个人又能做成什么呢？ 最终，他也无功而返。

于是KS再次调整策略——他让毛主义者走出暗处，创办了几个组织。这些组织表面上是公民协会，实则旨在推进毛主义意识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1974年10月成立的“激进学生联盟”（Radical Students Union, RSU）。在KS的指示下，年轻的RSU成员与一个名为“Jana Natya Mandali”的文化团体一道，发起了“走向农村”（Go to Village）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这些信仰武装斗争的年轻学生激进分子，试图让村民们在政治上“觉醒”。“走向农村”运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功，吸引了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和其他年轻人。在安得拉邦，数百名在大学和其他知名学府就读的年轻人中断学业，誓言为穷人而战。 当时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Hyderabad）的奥斯马尼亚大学（Osmania University）有14名学生加入；邦内其他地区则有40人加入了毛主义的RSU。

毛主义者的“走向农村”运动在该邦卡因纳加尔（Karimnagar）地区的贾格蒂亚尔（Jagtial）镇找到了沃土。和整个安得拉邦一样，当地人会庆祝巴图卡马（Bathukamma）节，节庆活动包括在村庄里表演戏剧，而这些村庄通常是显赫种姓地主的聚居地。村庄的种姓隔离是彻底的：地主住在村中心，达利特人住在村庄边缘。但现在，在贾格蒂亚尔，达利特工人拉克希米·拉贾姆（Lakshmi Rajam）却把戏剧表演带到了达利特人的生活区。另一位名叫波谢蒂（Poshetty）的达利特人，则占领了一片通常由地主控制的政府荒地。这些举动激怒了地主，他们杀害了这两名达利特活动家。

1978年9月7日，在毛主义者的影响下，来自150个村庄的数万名农业雇工在贾格蒂亚尔镇中心举行了游行。领导游行的是两个人，其中之一是穆帕拉·拉克西马纳·拉奥（Mupalla Laxmana Rao），化名加纳帕西（Ganapathi）。他来自卡因纳加尔本地，后来成为KS最亲密的战友，并最终接替KS，成为毛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另一位是马洛朱拉·文卡特斯瓦拉·拉奥（Mallojula Venkateshwara Rao），化名基申吉（Kishenji），他是一名理科毕业生，后来被证明是一位干练的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官。

贾格蒂亚尔游行极大地震动了地主阶层，一些人仓皇逃往城市。穷人也决定抵制那些拒不接受任何土地改革的地主。他们拒绝为地主提供洗衣、理发、喂牛等服务。根据备受尊敬的印度民权活动家K·巴拉戈帕尔（K Balagopal）的报道，这场罢工引发了地主们更进一步的反扑。

借助这些乡村运动的势头，KS决定乘胜追击，着手建立一个游击区，由武装小队动员农民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1980年6月，七支每队五到七人的小分队进入了腹地——四支进入北特伦甘纳，两支进入切蒂斯格尔邦的巴斯塔（Bastar），一支进入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加德奇罗利（Gadchiroli）——这里是阿迪瓦西人的聚居区。

阿迪瓦西人大多以采集为生，数百年来生活几乎未变。他们脚下的土地蕴藏着丰富的矿产，但他们却享受不到教育和医疗等最基本的现代服务。像森林警卫这样的小政府代表，会引用过时的森林法骚扰阿迪瓦西人，不让他们使用木材等资源。起初，阿迪瓦西人并不欢迎毛主义者的到来。但没过多久，双方结成了一种联盟，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敌人——国家。随着毛主义者步步紧逼，政府力量节节败退，阿迪瓦西人开始夺回他们对森林的权利。 在许多地区，封建地主按照mao设想的方式被“执行了正义”。

1980年，瑞典作家扬·米达尔（Jan Myrdal）探访了毛主义者，一名同志向他讲述了北特伦甘纳发生的一件事，米达尔在他的《印度在等待》（1986年）一书中复述了此事。当地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替他的地主主子威吓百姓。他强奸了一名洗衣女工。女孩羞愤难当，投井自尽。毛主义者得知此事后，四名成员（他们不久前还是学生）在市集上找到了他。当他出现时，反抗者们用套索抓住了他，砍下他的双手，钉在一家商店的墙上。

这种粗暴的“义警式正义”激励了更多年轻人加入毛主义阵营：比如毕业于备受推崇的瓦朗加尔（Warangal）工程学院的南巴拉·克沙瓦·拉奥（Nambala Keshava Rao），以及拥有奥斯马尼亚大学硕士学位的帕特尔·苏达卡·雷迪（Patel Sudhakar Reddy）。这也吸引了像马德拉·斯瓦娜拉塔（Maddela Swarnalata）和博尔拉姆·斯瓦鲁帕（Borlam Swarupa）这样的年轻女性。斯瓦娜拉塔出身贫寒的达利特家庭，通过“激进学生联盟”被招募。

1980年代初，她参与了反对右翼学生团体（特别是“全印学生委员会”）的冲突。警察盯上了她，向她施压，逼她供出已经转入地下的同志。很快，她发现自己难逃被捕的命运，于是也转入地下，加入了一支毛主义小队，最终在1987年4月与警方的交火中丧生。与此同时，斯瓦鲁帕则通过参与农民团体争取农作物更好价格的运动而变得活跃。

毛主义领导层安排她到海得拉巴的一家饼干厂当工人，以便在那里招募工人。身份暴露后，斯瓦鲁帕被要求转移到游击区，在那里她成为了第一位女指挥官，领导着北特伦甘纳的一支小队，直到1992年2月在一次交火中牺牲。毛主义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对女性的吸引力。 对于那些在父权制思维下过着艰难生活的工薪阶层女性而言，加入毛主义者感觉就像是一种解放。

毛主义的新成员常常会吸引他们的朋友、兄弟姐妹和其他家人也加入进来。加州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曾撰文描述这种“强联系”（strong-tie）现象，即个人关系将人们带入充满暴力风险的“高风险激进主义”中。在巴斯塔等地，毛主义游击队专门打击那些他们认定的“剥削者”个人和机构。

例如，他们开始就“tendu”叶（当地用于制作香烟的叶子）的收购价进行谈判，要求给采集者更高的报酬，这是一门利润丰厚的生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向商人收取“提成”，用于组织的运营。曾研究过“tendu”叶生意的挪威人类学家伯特·苏肯斯（Bert Suykens）将其称为“联合榨取机制”（joint extraction regime）。

毛主义者还开始向在这些地区从事采矿的企业以及政府承包商勒索“税款”。在此过程中，他们偏离了最初的承诺——将森林归还给阿迪瓦西人，以及帮助穷人。 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维持组织运作和袭击政府军上。印度社会学家贝拉·巴蒂亚（Bela Bhatia）在1995-96年间于比哈尔邦中部进行研究后总结道，毛主义领导人“对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兴趣”。她在2005年写道，事实上，这些领导人认为发展“与革命意识是对立的”。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对毛主义者的耐心正逐渐耗尽。2010年，一家伦敦证券公司发布的报告预测，清除毛主义者将为印度东部和中部释放高达800亿美元的投资。 新德里开始筹备大规模行动来铲除他们。但在此之前，2009年毛主义理论家科巴德·甘迪（Kobad Ghandy）在德里被捕这一“非同寻常”的事件，激起了政界对这群武装分子的兴趣。

安得拉邦的特工设法锁定了甘迪的位置，他当时正用假身份藏匿在一个贫民窟里。甘迪出身孟买一个显赫的帕西（Parsee）家庭；他的父亲是葛兰素（Glaxo）公司的财务总监；他曾与印度政治豪门的子弟们一同在精英学府杜恩学校（Doon School）就读，随后又前往伦敦深造，攻读会计师。在英国，他接触到了激进政治，并于1970年代中期回到孟买。在那里，他遇到了阿努拉达·尚巴格（Anuradha Shanbag），她来自一个著名的印度共产党人家庭，当时是孟买埃尔芬斯通学院（Elphinstone College）的学生。

尚巴格和甘迪都深受毛主义吸引，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此后不久，1981年，他们在安得拉邦见到了KS，并转移到一座城市的贫民窟地区，尚巴格就在那里招募了我的朋友“A”等人。2007年，尚巴格晋升为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在当时对女性而言是一项殊为不易的成就。 然而一年后，她因在游击区感染的疟疾引发并发症去世。

2009年甘迪被捕后，有传言称，他被派往工人中开展工作，这是毛主义者“城市议程”的一部分。他的被捕成为德里社交圈的热门话题：这起事件首次让那些平日里“懒得翻阅报纸时尚版以外内容”的人们，也开始对毛主义运动产生了兴趣。 甘迪抛弃精英背景、投身为穷人而战的经历，在社会上激起了对毛主义运动的一波同情。

在甘迪被捕前后，我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得以见到毛主义最高领导人加纳帕西。这次会面纯属偶然。他通过一些“地上”的同情者得知，我当时正在他藏身处附近的游击区边缘城市。此时，政府的监控已达顶峰，毛主义领导层对与外部人士的任何接触都极为谨慎。特别是加纳帕西，他除了自己的指挥官外，几乎不见外人。

在游击区跋涉数日后，我获准使用他们提供的一台数字设备录下了我们的对话。 加纳帕西离开该地区后，我抄录了采访内容，但即便是这份抄本也不准我带走。一个月后，我才通过他在德里的一名“地上”工作者拿到了这份访谈的文字稿。

几个月后，即2010年，当我正在毛主义者营地与加贾拉·阿肖克和纳尔马达·阿卡待在一起时，我向加纳帕西递送了一份问卷。他的回复在几周后传来，其中他提到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

“如果吉里迪（Giridih，东部的一个小镇）先解放了，那么依靠它的力量，并结合古尔冈（Gurgaon，现名古鲁格拉姆Gurugram，德里附近的多国公司办公地卫星城）工人阶级的斗争，古尔冈晚些时候也会被解放。这意味着一个在先，一个在后。”

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宏愿。 城市里的问题固然堆积如山，贫困也无处不在。但随着1990年代的经济自由化，中产阶级的“隔绝性”（insularity）使大多数人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毛主义者希望通过贫民窟和工会打开缺口，但并未获得足够的反响。

毛主义者在城市普通民众中激发的短暂好奇心和同情心，很快便烟消云散。正在崛起的保守派印度人民党（BJP）无情地利用克什米尔问题，在印度本土煽动印度教徒的情绪。在2000年代的头十年里，伊斯兰激进分子将目标对准了印度本土，这加剧了与穆斯林少数群体的摩擦。印度议会在2001年遭遇袭击；孟买市在2008年遭遇恐怖袭击。

在此期间，德里、海得拉巴、瓦拉纳西（Varanasi）和斋浦尔（Jaipur）等许多印度城市也遭到了炸弹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与此同时，毛主义运动的“地上”同情者开始与来自克什米尔和印度东北部（那里有长期的分裂主义历史）的分裂主义分子“勾肩搭背”，这些潜在的联盟引发了巨大争议。

这引发了对毛主义同情者的强烈反弹，一个针对他们的新词被创造出来：“城市纳萨尔”（urban Naxal）。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的印度，这个词在未来几年将成为政府镇压所有异议活动的借口，导致像人权律师苏达·巴拉瓦（Sudha Bharadwaj）这样的民权活动家被监禁。而那些在毛派伏击中丧生的士兵——他们的运尸袋被不断送往全国各地——也加剧了这种（对毛派的）负面情绪。

作为反毛主义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开始在受影响地区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公路和移动/蜂窝电话信号塔。这导致了国家力量的进一步深入，也削弱了毛主义者的根基。 他们藏匿在城市的领导人开始被追捕。新公路和信号塔受到了农村居民的欢迎。毛主义者则开始以“怀疑是警方线人”为由杀害阿迪瓦西人。

这种暴力不仅疏远了阿迪瓦西人，也疏远了其他人。以前，毛主义者可能在夜间进入村庄，天亮前就悄悄离开。即便他们的行踪被上报，等信息传到安全部队那里时也为时已晚。但现在，有了蜂窝网络，人们可以立即报警，这导致了毛主义者与国家安全部队之间更频繁的遭遇战。

大约从2020年开始，印度毛主义运动迅速走向衰落。我2010年在森林里见过的毛主义指挥官阿肖克，已于2015年投降。 他的一个兄弟早已在交火中丧生。与此同时，阿卡在2019年因寻求癌症治疗而在海得拉巴被捕；三年后，她在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

政府组建了一支由阿迪瓦西人（包括投诚的毛主义者）组成的特别部队，专门猎杀毛主义者。这支部队开始取得重大战果。今年5月，于2018年从加纳帕西手中接任毛主义最高领导人的南巴拉·克沙瓦·拉奥，在一次警方交火中被击毙。几周后，阿肖克的另一个兄弟，一名高级指挥官，也被警方击毙。整个毛主义领导层，除了少数几人，都已被消灭。

阿肖克最近加入了印度国民大会党。至于“A”，自从他的几个朋友作为“城市纳萨尔”被捕后，我们过去几年就断了联系。他的一个朋友前几天告诉我，“A”已经停止和外人来往了。一个月前，古鲁格拉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件发生在他住处的事。他那里的“居民福利协会”在公园里放了一个笼子，里面有根香蕉，想引诱附近出没的猴子。

几小时后，他们发现香蕉被人吃掉了，笼子外只留下了香蕉皮。我忍不住想象那个偷吃香蕉的人该有多饿，他很可能是一名贫困的工人。 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居民协会WhatsApp群组的截图。“一定要彻查监控，”有人在群里写道。

毛主义者现在已经彻底投降，请求政府接受停火。今年9月发布的一份据称来自毛主义部分领导层的声明向人民道歉，称在革命进程中，领导层犯了若干战术错误，现在停火对于停止流血至关重要。至于具体是什么错误，声明中没有明说。随着反毛主义行动的力度持续加大，仍在森林中顽抗的少数人，最终要么投降，要么被击毙。历史将如何评价他们，现在断言为时过早；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若不是因为他们，印度的“DK”腹地恐怕不会得到今天这般急需的关注。 只是，对于那个在古鲁格拉姆偷香蕉吃的男人，以及那个在吉里迪连香蕉都“看不见”的男人来说，这一切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