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情报，常常让人想到特工、窃密、间谍战。但更多时候，情报工作并非詹姆斯·邦德式的冒险，而是安静地阅读、研究、分析、建模——更让人联想到一群学术牛马在写论文，更多是一项脑力活动。

无独有偶，英文中的“情报”Intelligence，同样是智能、智力的意思。而这种“智性”特征的情报传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美国在20世纪两场大战和冷战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它背后隐藏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历史线索：社会科学如何一步步塑造了美国的战略情报体系。

从“调查团”开始的实验：社会科学家登上情报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威尔逊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美国要如何在战后重塑世界秩序？他手下的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给出了一个“革命性”建议：让大学教授来做情报。

1917年，豪斯组织了一支由150多名学者组成的团队——“调查团”（The Inquiry）。成员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地理学会、历史学界和新闻界，领军人物包括哲学家西德尼·梅泽斯（Sidney Mezes）、地理学家艾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和著名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他们的任务不是刺探敌情，而是系统研究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撰写报告，为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原则”提供数据和判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政府动员大规模社会科学家为国家战略提供情报支持。

调查团编写的研究报告包括地图、手册、专论三类——前两类是基础信息，最后一类则是带判断的分析，已经具备现代战略情报报告的雏形。它不仅关心战争，更研究和平；不仅看战场，也看社会、产业、舆论。

更重要的是，调查团改变了情报的概念——情报不仅是“信息”，更是“知识”。情报工作不仅要搜集，更要分析。它让“学术知识”第一次成为国家决策的智力资源。

虽然调查团最终随巴黎和会的结束而解散，但它播下了战略情报的种子，也让美国认识到：没有社会科学的参与，国家就无法进行理性的大战略决策。

战略情报局的崛起：从“间谍”到“分析”

二十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验证了这个逻辑。1941年，威廉·多诺万将军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著名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中央情报机构，以整合全国的情报资源，服务国家战略。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战略信息”（Strategic Information）这一概念。

这就是战略情报局（OSS）的诞生——同样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在OSS中，有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部门——“研究分析处”（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它的主任是哈佛历史学者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核心骨干是耶鲁大学的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他们招募了数百名社会科学家，从经济学家到人类学家，从地理学家到心理学家，一起为军方和白宫提供分析报告。

可以说，这是“智库国家”的原型：学者群体直接进入政府体系，用知识和方法为战争决策提供支撑。

总结起来，研究分析处做了三件具有革命性的事情：

第一，改变了情报的工作方式。

过去的情报靠窃密和线人，OSS则建立起一个公开信息（open source）分析体系。它通过国会图书馆、海外出版物、地图、报纸、档案等渠道，系统搜集全球信息，构建了庞大的知识数据库。到战争结束时，该处已经积累了35万份外国出版物、30万张照片、100万张地图。

第二，创造了情报分析的新范式。

他们提出了情报的核心任务是评估他国的“能力”（capability）和“意图”（intention）——既看对方能做什么，也看对方想做什么。这套逻辑成为冷战时期“国家情报评估”（NIE）的理论基础。

第三，推动了情报从军事向政治、经济的扩张。

OSS的研究不止服务战场，更为外交、经济政策提供支持。到1944年，他们已经开始区分“军事战略情报”和“非军事战略情报”，后者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国家安全情报”。

正如研究分析处的总结报告所言：“和平时期的战略情报几乎完全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其目标是在无须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国际上的难题。”

这句话，奠定了美国现代情报的精神基石。

谢尔曼·肯特：把情报变成一门科学

如果说多诺万和兰格是战略情报的创始人，那么谢尔曼·肯特就是它的“理论之父”。

肯特原本是耶鲁大学教授，研究法国历史。他的学术训练让他习惯以严谨、怀疑、求证的态度分析事实。加入OSS后，他发现情报工作和历史研究极为相似——都是在不完全的信息中重建真实。

战后，他将这些经验写成了传世之作《战略情报：为美国的世界政策服务》（1949）。

在这本书中，肯特提出了战略情报的三大核心理念：

情报是知识（knowledge），而非单纯的信息（information）。 它是国家理性决策的基础。

情报是一种组织体系。 必须有统一的中央机构协调各部门的情报资源——这成为后来CIA制度设计的理论依据。

情报是一门科学。 需要建立严密的分析方法，包括监测、研究、推理、验证等步骤——即他著名的“分析金字塔”。

肯特与战略理论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的通信，进一步推动了情报科学化。布罗迪强调“战争潜力”（war potential），而肯特提出“能力分析”（capability analysis）——更注重动态、复杂、跨领域的综合评估。这种思维方式使美国的战略情报超越军事层面，成为国家安全决策的中枢机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情报体系暴露出严重漏洞。此后肯特被任命为“国家情报评估办公室”负责人，他主导改革了整个分析体系，使情报评估成为白宫决策的常规环节。从那时起，美国正式进入“以分析为核心”的情报时代。

战略情报的双面性：理性与权力的纠缠

肯特为战略情报赋予了“智性”（intellectual）的理想：让决策建立在理性知识之上，而不是政治冲动或意识形态偏见。

但历史很快证明，这一理想并不容易实现。冷战期间，CIA在从事隐蔽行动、政权颠覆的同时，也在内部建立了庞大的分析系统。

这种“明线与暗线”的分裂，成为美国情报史上最深的矛盾。

1976年，美国国会的“丘奇委员会”调查指出，CIA早已偏离了当初“客观分析、独立评估”的宗旨，变成了政治干预的工具。社会科学家追求的“知识理性”理想，被冷战政治现实所吞噬。

然而，战略情报的意义依然深远。它让美国形成了一个以知识为核心、以智库为外延、以国家战略为导向的情报生态。情报不再只是“知道敌人”，而是“理解世界”；不再是单线行动，而是国家认知体系的一部分。

正如前国务院情报局长罗杰·希尔斯曼所说：“美国的情报人员，不仅是冷静的特工，更是世界上各领域的专家。”

回到今天，这段美国战略情报的历史，同样具有深刻启示。

第一，情报不只是“秘密”，更是“知识”

真正决定国家战略质量的，不是获取多少信息，而是如何分析、解释和判断信息，进入了认识论的范畴。美国战略情报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嵌入决策体系，使情报生产具有知识化和理论化的基础。

第二，智库是战略情报的延伸。

美国的许多智库，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本质上都继承了战略情报局的知识结构——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它们既为政策提供分析，也形成社会共识，塑造国家叙事。

第三，战略情报的最高境界，是塑造战略认知。

肯特强调，情报的终极价值在于帮助国家“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这不仅意味着要防范风险、预警冲突，更意味着要主动塑造国际叙事，理解他国的能力与意图，从而在全球博弈中占据主动。

回望一个世纪前的那群美国学者，他们并未穿着风衣、携带手枪，而是拿着笔和地图，为国家设计战略。正是他们让情报工作从“神秘的暗影”走向“理性的光明”，让知识成为权力的一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战略情报的历史，不只是冷战的遗产，更是一部关于“知识如何服务于国家”的现代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