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亨利·基辛格曾有名言 ：伊朗领导人必须"决定自己是在代表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国家"。此言至今仍切中要害。

“崛起雄狮”与伊朗

随着“崛起雄狮”行动的结束，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已达成战略作战目标 ，特别是在核武器计划与弹道导弹方面成功遏制了伊朗的威胁。

以色列空军、军事情报局及摩萨德精准的军事行动执行，加之行动初期对伊朗军事指挥链的斩首式打击，使伊朗遭受了战略性的屈辱挫败 。以色列空军从1500公里外出动逾千架次战机，空袭了伊朗纳坦兹与伊斯法罕的核设施，以及伊朗西部的弹道导弹基地与发射装置。

通过此举，以军瘫痪了伊朗防空系统，从而确立了对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绝对制空权，并打击了巴斯基民兵、伊斯兰革命卫队、国防部及警察等政权权力机构。

同样，针对伊朗核科学家的定点清除行动——这些掌握核武器计划关键技术的人才群体——也是一项战略行动 ，有效削弱或延缓了伊朗的核计划进程。

美国代号为“午夜铁锤”的军事行动，通过对纳坦兹、伊斯法罕的核浓缩设施以及深埋地下的福尔多铀浓缩厂实施打击，最终重创了该国的核计划。这次行动实质上为持续12天的对抗铺平了停火之路。

代理人战争的定义

在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随着德黑兰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代理人冲突应运而生。这类战争已成为主要安全威胁，其危险性在于：它们模糊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界限，并伺机利用这种灰色地带。

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核心焦点。核武器的出现迫使美苏两国避免直接对抗及潜在的核毁灭风险。因此，超级大国们转而将第三方国家作为大国竞争的博弈场。

雅科夫·巴尔-西曼-托夫将代理人战争定义为至少两个国家参与的国际冲突，其中冲突一方或多方被迫或受委托代表另一国进行战争。换言之，作为赞助者或受益者的A国利用当地政治运动来针对B国 ，以实现其（即A国 ）自身的战略与国家利益。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小规模战争期刊》指出，伊朗代理人战略的崩溃揭示了不对称战争的局限性。

据泰隆·格罗所述， 代理人战争是指干预方（行为体A）假借间接影响目标国内政之名，操纵当地政治行为体（行为体B）来实现自身（即A）的战略目标。

换言之，干预国通过利用代理人达成战略与地缘政治目标，将既存的当地政治行为体收编为附庸以实现其战略利益。

在此过程中，干预国会提供必要物资支持 ——包括情报、武器、军事教官、资金、意识形态及外交援助等形式——以增强目标国当地行为体的实力。这种间接干预并不必然意味着干预国的行动属于实际作战行动。

阿莫斯·福克斯将主权国家与其代理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述为一种等级制关系，同时将代理人战争定义为针对共同敌人、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展开的复杂过程。

庇护国与其代理人的关系具有等级性，代理人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与庇护国共同的目标。当代理人主要依赖干预国——尤其是其提供的资金和物资援助时，干预国就会强化对代理人的控制力。

芒福德认为 ，塑造和影响冲突的战略结果是介入国或代理战争行为体的首要目标，他将代理战争定义为第三方间接参与的冲突。国家采取代理战争策略有诸多考量，其中最重要的是降低直接军事介入冲突的高风险。

相较于在直接对抗中展示国家相对实力，代理战争被认为成本更低。这种方式还能规避直接冲突难以预料的结局——国家必须取得全面胜利，而代理战争则以冲突管控为主要目标，而非彻底胜利。

此外，格罗认为国家在间接介入中会追求多重目标，例如赢得冲突、维持对峙状态、实施干预以及制造混乱。

格罗与众多代理人战争研究学者都指出，干预国与代理人之间不同的目标或利益会随时间推移使这种关系复杂化，因此代理人并非总是可靠 。

长期来看，利益分歧可能源于多种原因：代理人找到替代供应源或其需求发生变化；随着代理人丧失战斗力和政治影响力，冲突态势发生转变；干预国因代理人战争风险加剧或与敌对方找到共同点而被迫紧急调整战略；抑或代理人变得更为强大且自立。

就伊朗而言，其主体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看似牢固。德黑兰与其代理人（其中多数为什叶派）之间的纽带，因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导层宗教权威的认同而形成了坚固且神圣的二元关系。

然而伊朗的案例也表明，当代理人寻求干预国直接介入时（如真主党2024年要求伊朗直接干预以对抗以色列所示），这种主要为掩护干预国并提供合理推诿空间的代理人策略反而会适得其反。

伊朗支离破碎的代理人战略

伊朗数十年来基于代理人战争策略及扶植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等附庸团体的威慑战略，旨在围绕以色列打造所谓火环。

随着雄狮崛起行动的落幕，这一战略已然破产。这个被冠以"抵抗轴心"之名的中东地区伊朗代理人网络，曾使德黑兰崛起为重要区域强国。

伊斯兰共和国的扩张主义愿景——主要是输出其政治-宗教-意识形态革命——被许多伊朗问题观察家视为救世主式的目标。

2006年亨利·基辛格曾有名言 ：伊朗领导人必须"决定自己是在代表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国家"。此言至今仍切中要害。

深入审视伊朗的扩张主义活动，可发现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投射倾向，目的是建立有效的威慑手段，并在发展核能力的同时保护伊朗政权。

尽管采取了这一策略，德黑兰通过扶持地区代理人团体将战争外包至境外、使伊朗免受直接攻击的战略目标，最终却以伊斯兰共和国的战略失败告终。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次日真主党的火箭弹袭击，都是伊朗"火环"战略的具体实施。

在启动该战略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称"我们地区非常需要这次袭击"。10月7日的袭击是伊朗阻止《亚伯拉罕协议》扩张的多维度战略组成部分，该协议旨在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

此外，2023年10月8日，德黑兰支持的真主党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开辟了对抗以色列的第二战线。

真主党的行动遵循了对以色列实施可控升级的战略。作为伊朗支持的最重要且最强大的代理人组织， 真主党被视为伊朗代理人网络中的皇冠明珠 。

对于德黑兰的领导人而言，这一资产如此珍贵，以至于他们不愿在与以色列的全面地面战争中牺牲它，因此选择了可控升级策略，迫使以色列分散资源同时应对哈马斯和真主党。

以色列逐步扭转了多线伊朗战争的局势，同时他们在整个加沙地带削弱了哈马斯的作战能力。以色列国防军（IDF） 加强了对黎巴嫩的空袭行动 ，定点清除了真主党高级指挥官。随后发生了著名的数千部真主党寻呼机和对讲机连环爆炸事件 ，并暗杀了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 。

2024年10月，以色列国防军通过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地面攻势扩大了军事行动范围。此举严重削弱了伊朗的代理人网络，并似乎在该地区引发连锁反应——同年12月伊朗盟友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垮台 。

随着阿萨德政权倒台，德黑兰永久丧失了通往东地中海的战略陆桥，也失去了从叙利亚领土威胁以色列的代理人作战能力。

以色列前部长纳夫塔利·本内特将伊朗的战略称为“章鱼学说”——让真主党（黎巴嫩）、哈马斯（加沙）等触手在外作战，而章鱼头部（伊朗本土）则安全无虞。

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本内特主张直接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在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势力（而非仅针对其代理人），以阻止伊朗在以色列周边扎根。

多年来对叙利亚境内伊朗人员的频繁空袭，有效阻挠了伊朗在叙利亚内战中巩固战略成果。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成为战略误判，最终引发针对伊朗核设施、军事基地、弹道导弹设施及政府机构的雄狮行动 ，并导致其核科学家与高级将领遭暗杀。

总之，伊朗的案例表明，依赖代理人和非对称战争存在诸多局限性。当代理人要求其支持者直接介入时，支持者面临的风险会大幅增加，这与代理人战争的逻辑背道而驰。

此外，在此类情况下，若支持者未能迅速援助其代理人，便可能失去代理人的信任，并在代理人群体中声誉受损。

近期事态发展证明，代理人组织既无法确保形成有效威慑，也无法为干预国提供永久的保护屏障。

作者：鲁法特·艾哈迈德扎达（Rufat Ahmadzada），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员，研究领域涵盖阿塞拜疆、伊朗及南高加索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