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军备差异不仅在规模上，更在具体的构成上。物质能力常常被国家综合能力指数（CINC）或军费总额（SIPRI data）这样的宏观数据描述，而对具体构成差异的关注却不足。军队能力组合决定了它准备和执行何种作战行动、能向外界发出何种可信威胁，以及在动用武力后可能产生的后果。

国家的军备差异也不仅因必然条件产生，更是特定的选择。毫无疑问，地理和经济能力的制约可以解释绝大多数国家的军事建设。但是这些环境因素更多是研究的范围条件，决定一国军备构成的过程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国家应当拥有哪些军事能力是行为者刻意决定的。

关于国家武器发展动因，早期争论集中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两种解释。内因派认为，军力构成更多取决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缺乏统一的决策权威，让官僚体系、军工承包商、选区利益、科研文化等因素发挥巨大作用。有学者强调军工复合体推动武器研发，以带动就业或激发民族主义；也有学者关注意识形态和政体类型，例如贸易保护主义者偏好大型舰队，或专制政权出于维护政权安全的考虑而偏重某类武器。

外因派则主张，军备决策是对国际威胁的回应。新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会模仿最具能力的竞争者，实现全谱系防御，而不是依赖他国分工。即便面对共同敌人，各国也倾向自给自足，力求在各类军事能力上都具备可用力量。

无论内部还是外部视角，都难以解释现实中的某些反常案例——在面对紧迫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有选择地缺失或过度生产某些军事能力，这种做法似乎会制造而非消除脆弱性。这些行为既不符合全谱系防御逻辑，也无法被单纯的国内政治利益所解释。

理论推导

（一）专业化防御的成本与收益

在有限的国防预算下，各国面对的是一个零和抉择——是构建覆盖全面的多样化军力，还是在少数领域深耕专业化。多样化意味着更强的适应力和更低的脆弱性，但每一项能力都要投入资源，成本高昂；专业化则追求集中优势，通过规模经济和深度整合提升效率，却可能留下致命空白。两者之间的权衡，不仅是经济账，也是安全账。

专业化的吸引力首先来自规模经济。建立制造体系和获取材料需要庞大的前期投入，而当生产聚焦于少数型号，这笔成本就会被摊薄得更轻。德国将军车生产集中到“德国联邦国防军车辆服务有限公司”，减少了重复建设；即便依赖进口的国家，也能因零部件种类更少而节约维护与修理开销。规模经济还有“动态”一面：使用得越多，训练、维护、改进的效率就越高，正如熟练工在重复劳动中不断精进。

其次，专业化让部队执行任务更为高效。每种武器平台都需要专门的训练、维护和后勤体系，而种类繁多会让这些成本叠加、操作复杂化。若一个国家同时拥有几十种不同型号的飞机，飞行员训练、维护计划和零件储备都将成为沉重负担。北约内部讨论谁应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时，就考虑到这一点——乌军能立刻操作东欧的T-72，但若改用美国艾布拉姆斯坦克，就需要数月的训练与后勤调整。

第三，专业化有助于平台整合。当平台种类减少，跨平台的技术与作战兼容性更容易实现。哪怕是加油接口这种细节，也可能成为作战瓶颈，因此北约制定了标准化协议，确保舰艇之间可以直接补给。反之，不兼容的代价可能高得令人放弃整套平台——2019年，约旦就因为通信系统整合成本过高，选择放弃对中国制造的CH-4无人机的采购和装备。

然而，多样化的价值同样不可忽视。它让一个国家拥有全谱系的联合兵种能力，使不同平台在任务和性能上的短板被其他平台弥补。轰炸机载弹量大却机动性差，战斗机速度快但载弹有限；防空作战中，导弹、高射炮与战斗机各有长短。乔治·马歇尔将军在1940年就明确表示，防空需要“都重要”的组合，缺一不可，否则对手只需集中突破单一系统。

最终，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抉择是一次次在效率与安全、集中与分散之间的拉锯。专业化可以让某一领域强到极致，却要赌盟友能补齐短板；多样化可以让防御面面俱到，却要接受预算与效率上的牺牲。每个国家在这条光谱上的位置，都镌刻着它的资源禀赋、战略优先级与联盟网络的印记。

图1 国家对军事能力分配的不同类型

（二）联盟增加专业化的预期收益

即便是资源雄厚的国家，也很难在所有冲突类型中都做到精通。设定优先级既是奢侈，也是必需。通过与可信、有能力的伙伴合作，国家可以在更广泛的防御框架下实现功能性专业化——既保留效率，又不丢安全。这正是防御同盟的核心价值：相信盟友会保卫你，并且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联盟提升专业化回报的第一个方式是资源再分配。如果相信盟友能填补短板，国家就可以把部分防务资源转向民生或其他任务。美国海军少将迈克尔·E·史密斯就说过，合作能避免重复建设，减少各国的负担，让释放的资源投入到独特的国家任务上。

第二个方式是规模经济放大效应。在集体防御中，如果每个成员集中在少数能力上投入更多数量，整体效益会超过简单相加。“千舰海军”构想就是要把自由国家的海军能力整合成一个全球网络。北约也多次倡导专业化：捷克专攻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防御，丹麦放弃潜艇，波罗的海三国强化网络防御而牺牲战斗机，少数国家则在战略空运上领衔。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核心假设：盟友军事实力越强，成员国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不同结构的联盟促成专业化的机制可能不同，有的依赖高度一致的利益与协调，有的则通过等级制度降低机会主义风险。但在探讨这些差异之前，必须先验证一个前提——联盟是否真的与更高的专业化有关。

总之，专业化意味着在一些有用能力上有意缺席，或在另一些能力上过度投入。当联盟降低了这种缺席的安全风险，国家就更可能选择专业化。这让共同防御既获得了新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安全聚合效应，又享有等级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效率。

（一）被解释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某一年中一个国家军事能力分布的专业化程度。所谓军事能力分布，指该国在冲突中可实际部署的装备组合，包括火炮、飞机、海军舰艇、装甲车辆、卫星和运输船等。这些平台不仅是耐用资本物资，还能被他国直接观察，即便不使用，也可传递意图、缓解危机。该指标基于rDMC数据集，覆盖1970–2014年全球所有国家、69种主要军事平台的年度数量。为了在国家-年度层面衡量军事专业化，作者创建了一个指数，用来量化各国军事能力分布的差异。

假设在年份t时，全球防务由N个国家和M种军事技术组成。作者为每一年t构建一个n×m的交互矩阵，每一行n代表一个国家，每一列m代表一种技术。因此，每个单元格表示该国在该年度拥有的某种技术的平台数量。在此基础上，通过Rao二次熵（Rao’s quadratic entropy）中基于特征相似度的度量方法，计算各国军事的功能熵，即在某一年，各国军事技术组合之间的平均差异，并按技术的相对丰度加权。

为了便于理解，这个熵度量计算的是：一个国家的实际军事能力数量与我们“预期”它应当拥有的数量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惊奇度”或“不可预测性”，也即一个广义的“差值”。为了展示这一指标的构念效度，图2中标注的三个案例在这里做了详细说明一个众所周知的多样化军力例子是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瑞士在防御上自给自足，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地理与经济约束下，以全谱系能力应对外部威胁。该指数印证了这一点：1971年，瑞士的专业化得分为-0.9，位列全球最低的5%。处于另一端的是澳大利亚，2008年的专业化得分为1.28，反映出其近期发展了一支专门面向战略投送和地面部队的特化型远征力量。

阿尔巴尼亚在世纪之交的专业化情况，说明了如何解释该指标刻度上的变化。2002年北约布拉格峰会之后，阿尔巴尼亚启动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将专业化方向定位为海上巡逻，用于航道保护和反走私行动，这一方向要求其削减所有不用于监视和人道主义任务的空军资产（所有固定翼飞机均被裁撤），同时将亚得里亚海反恐与拦截任务的海上巡逻与监视能力规模翻倍。

（二）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自变量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同盟关系。本文在国家层面将同盟操作化为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将一个国家所有盟友（不包括本国）的军费开支求和后取对数；第二，将该国的CINC得分与本国及所有盟友的CINC总和相比，取其比值。在这两个变量中，数值越高表示同盟关系的军事能力越强，这也是有利于军事专业化的可观测条件指标。因为正式的防御承诺意味着双方都相信对方有意愿且有能力提供防御，所以拥有更强大军事盟友的国家应当更有信心在专业化其军力时不会使自身陷入脆弱。

模型控制的变量首先是政体类型，民主国家可能会在国防上花费更少、建立更多资本密集型的军队，并且可能是更可靠或不太可靠的合作伙伴。其次是在过去五年内该国是否参与过国家间战争，因为显著的威胁环境或近期的冲突经验可能改变其创新模式。第三是GDP，因为资源受限的国家可能无法在多种军事资本上投资，或者可能因国内失业状况而将国防资金从装备转向人力。最后是CINC得分，因为那些怀有全球雄心的国家可能会更多地投资于力量投送能力。

（三）模型与结果

由于被解释变量是连续型的，本文使用了一系列带有不同设定的线性回归模型。所有模型都采用两种自变量中的一种：第一，盟友军费总和的对数；第二，本国CINC得分与本国及其所有盟友CINC总和的比值。

表1展示了针对两个自变量在不同时间趋势控制下的完整模型结果。模型1和模型2表明，盟友军费总额与军事专业化呈正相关。将盟友CINC比值作为自变量时，模型3和模型4同样发现其与军事专业化呈正相关。这些结果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与依赖自我防御的国家相比，拥有强大军事盟友的国家在军力组合上更为专业化——它们在某些能力上存在有意缺失，在另一些能力上则存在过度生产。

需要注意的是，联盟成员资格的分配并非随机，同时也存在一种合理的内生性机制，即军事专业化可能反过来提升加入联盟的可能性。本文也因此建议读者将这些结果理解为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的证据，而非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明。

同盟与军事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控制所有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盟友CINC比值增加一个标准差，与该国军事专业化程度提高0.05单位相关——这一变化大致相当于日本在1982年（1.15）与2000年（1.19）之间的专业化差异。尽管按照传统观点，这种美日间的安全责任分工是不均衡的，但鉴于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有意地在安全责任上实现了专业化。

图3展示了这种同盟关系强化的一个结果——日本军力的专业化程度提升。日本被赋予的任务是保护本国海岸线1,000海里范围内的海上交通线（SLOCs），并在需要时为美国的进攻性行动提供后勤支持。日本重点发展了远洋海军能力，如大型驱逐舰、扫雷舰和攻击型潜艇；为了支援美国的进攻行动，它将准军事飞机数量从7架增加到34架，并将后勤与支援舰艇从0艘增加到30艘。

这个例子展示了更强同盟关系的边际效应，以及现实中0.05个单位的专业化提升可能意味着什么。当然，日本同盟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无法解释这一时期我们观察到的全部专业化现象。这个例子还表明，其他潜在解释同样值得未来研究。例如，日本的反坦克火炮似乎被反坦克导弹取代，这可能反映了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上的决策。但这种比较并不能告诉我们，日本的专业化增加是否与美国军力的变化完全互补，还是在模仿美国。

各国在不同时空下的军力构成差异，归根结底源于国防资源分配上的政治选择。本文有两大核心贡献：一是首次精确测量了军力组合差异的一个关键维度——专业化程度；二是提出并解释了一个新的成因——同盟关系。与新现实主义对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悲观看法不同，依赖他国保障安全既常见，也可能高效。专业化的存在，正是成员国愿意放弃部分多样化部队、专注于符合集体安全需求能力的明证，前提是需要相信同盟能同时带来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好处，而这些在单独防御时是无法兼得的。

这种逻辑挑战了“外部均衡低效”的传统观点。专业化显示，同盟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更多的协调，实现更大的安全产出。在关于同盟经济效果与分担责任的争论中，这为缓解“浪费性开支”担忧提供了新角度——专业化让防务支出既高效又有效。然而，依赖他国而调整本国军力并非没有风险，最大的隐忧是盟友可能无法履行承诺。美国就曾批评英法核力量与自身核威慑功能重叠，却不愿为常规力量投入足够资源。

未来研究应关注更多样化的同盟类型和治理形式，例如更加对称、不太正式的“三国协约”，以及防务合作协议（DCA）等，探讨不同威胁环境、同盟规模、以及在外交或经济议题领域的专业化如何塑造防务分工。同盟推动专业化的机制可能包括：制度化协调（如北约标准化协议）、围绕公共与私人收益的谈判、主导国的强制分工，甚至通过制造相互依赖来降低背弃风险。不同机制塑造的专业化类型与程度，将为理解防务合作的多样性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