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美国凭借“捕食者”和“死神”等大型遥控无人机，引领着全球军事技术的前沿。然而，正如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近期冲突中所展现的，另一场更为深刻的无人机革命已然爆发。如今，无人机不再是动辄数千万美元的战略武器，而是只需数百美元即可采购、能执行从战场侦察到补给运送等多种任务的战术工具。全球各地的军队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战争的各个层面试验和应用这新一代无人机，而美国，却在这场革命中显得步履蹒跚，几近缺席。

尽管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蒂承诺要“释放美国无人机优势”，但其现有武库仍以十年前研发的昂贵系统为主。空军的“协作作战飞机”（CCA）项目，单机造价估算高达1500万至2000万美元；陆军的无人机虽小，单价也在7万至17万美元之间。即便能够完成采购，美国企业能否达到乌克兰每月使用约20万架无人机的生产规模，也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美国在无人机革命中的迟缓，并非单纯的技术或资金问题。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塑造美国军事力量和作战方式的根深蒂固的理念。在过去60年的战争中，美国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即美国能够且应当利用远程操控技术，以低伤亡的方式在远距离作战中迅速赢得冲突。这种信念使得美国军方倾向于开发大型、昂贵且技术复杂的无人机，以期通过精准打击来替代高风险的人力任务。然而，当下的战场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套理论正在失灵。

技术崇拜与风险规避的二重奏

自1965年越南战争时期，总统林登·约翰逊就已开始寻求技术解决方案，以减少士兵在危险侦察任务中的伤亡。随着微处理器在1971年的问世，无人机技术迎来了第一次飞跃。诸如“闪电虫”和“水牛猎手”等无人机开始承担起“枯燥、危险且肮脏”的任务，这些任务在此前只能由人类飞行员完成。尽管无人机并未扭转越南战争的局势，但它们成功地向美国军方展示了无人技术在降低人员风险方面的巨大潜力。

1973年，美国停止征兵制，转为全志愿兵役制，这使得未来总统难以像过去那样大规模部署部队，从而加速了军方对技术优势的追求。到20世纪80年代，面对数量上占优的苏联军队，美国更迫切地需要通过质量上的优势来弥补人力上的劣势。在这一背景下，无人机被视为替代高风险有人驾驶任务的理想选择。1985年，空军研究与开发主管凯利·伯克一语道破这种逻辑：“或许存在廉价的飞机，但不存在廉价的美国飞行员。”

随着信息时代的曙光，美国战略家们坚信，无人机等数字技术将使速战速决、伤亡最小化的战争模式成为可能。五角大楼的战略评估办公室（ONA）在1986年的一份报告中，甚至描绘了一个充满无人侦察传感器和“空中地雷”的未来战场，无人机将能够自动选择目标，革命性地改变军事战略。

军种壁垒与“风险规避”的遗产

然而，降低人员风险与优化战场效能这两个目标，从未真正实现完美统一。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无人机战略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尽管海湾战争的成功似乎预示着一种快速、果断且低伤亡的新型战争模式，但随后而来的国防预算削减，却导致资金主要流向了航空母舰、战斗机和坦克等大型有人平台。

尽管如此，克林顿政府仍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开发了隐形战机和GPS制导炸弹等技术，开启了“空中战争”的时代。无人机技术在此时迎来了转机。1995年，F-16飞行员斯科特·奥格雷迪在波斯尼亚被击落，这一事件极大地推动了“捕食者”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沃纳直言：“这个国家绝不会再允许武装力量卷入造成如此惨重伤亡的冲突。”这种风险规避的心态，成为无人机技术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9·11袭击后，“捕食者”和“死神”无人机一跃成为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在随后的二十年“反恐战争”中，美国斥巨资购买了超过500架无人机，执行了数千次打击任务。但这种成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无人机成本高昂，机动性差，且其使用模式与战略轰炸和侦察等核心空中力量任务高度相似，使得唯一真正投资无人机技术的军种只有空军。陆军接受了空军的垄断地位，海军则对无人系统革命几乎不感兴趣。这种军种间的壁垒和对大型平台的偏爱，进一步固化了美国的无人机发展路径。

战略迷航与未来的挑战

乌克兰战争正在对美国这种军事态势提出严峻挑战。战场上，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战争的性质，使得地雷、堑壕战和针对平民的打击等近距离冲突成为可能——这些自越南战争以来从未处于美国战略核心的元素，如今又卷土重来。

因此，美国不能简单地复制乌克兰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战略。在盲目采购之前，美国国防战略家必须重新审视指导其过去50年采购决策的基本信念和假设。他们必须重新思考美国公众对伤亡的容忍度，重新评估长期以来僵化的采购流程，并打破各军种追求更大、更昂贵系统的固有趋势。

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人需要明确一种新的“胜利理论”，阐述无人机技术将如何帮助美国在未来的冲突中实现战略成功。这需要进行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其规模可能堪比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唯有如此，才能将国防预算与明确的战略优先事项相一致，并在新的战场环境中保持战略优势。否则，无论部署多少新型无人机，都无法避免在未来的无人机战争中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