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了全面防御（total defence）的战略逻辑。在冷战期间，只有少数几个不结盟的小国声称正在追求全面防御战略；冷战结束后，学界和战略界普遍认为这一战略已经失去现实意义；而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该战略得到迅速恢复并引发学界新一轮的探讨。尽管全面防御通常被视为一种连贯性的战略，但本文通过分析全面战争（total war）的概念以及其与全面防御的关联，指出战略逻辑实际上存在显著差异。作者从民用防御与军事防御的角色区分、以及政府指挥和控制的集中与分散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四种理想类型的全面防御战略逻辑模型，并进一步指出了全面战争的威胁表现与全面防御的战略部署之间的关联。作者以瑞典自1948年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全面防御战略作为案例，基本验证了上述分析框架，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全面防御战略所产生的政策影响以及内在局限。
研究问题
关于全面防御的既有研究较少，并且主要集中于治理维度，对其战略内涵的探讨较为薄弱。研究全面防御战略的小部分学者往往将全面防御视为一种连贯性战略，即认为尽管各国的全面防御存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差异，但仅是程度之别，战略逻辑本身则始终如一。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存在局限，其低估了在表象上相似的全面防御战略背后，实际战略逻辑可能存在的深层差异。
从战略角度理解全面防御，首先要认识到战争的互动性，每种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其应对对手挑战的能力。此外，战略的制定建立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因而国家必须在多种政治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并合理分配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从这一战略角度出发，全面防御战略被视为一种统一的拒止威慑战略，其目的并非惩罚对手而是提高对手进攻的成本。换言之，全面防御既是针对全面战争的战时准备，同时也是避免全面战争爆发的和平时期战略安排。
然而，由于全面战争的概念涉及“前所未有的破坏性、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本性挑战、全民动员程度的显著提升，以及对价值体系的重大影响”，因而仅仅将全面防御视为对全面战争的回应是不充分的。现有研究并未说明全面战争与全面防御之间的具体关系，也未认识到不同类型的全面防御可能蕴含着差异显著的战略逻辑。
理解全面战争
斯蒂格·福斯特（Stig Förster）从四个维度有效地定义了全面战争：总体目标、总体方法、总体动员和总体集中控制。根据对这四个维度的分析，有助于识别“总体性”在不同战争中的具体表现，进而把握全面战争概念的细微差别。
首先，在政治目标维度上，彻底瓦解和改变对手的国内政治秩序具有总体性的特征。其次，战争动员的总体性体现在“范围”和“规模”这两个方面，既包括是否动员全部武装力量，也包括是否动员所有社会部门。第三，在战争方法上，总体性取决于在使用武力时是否做出区分：如果不区分军事和平民目标，则倾向于全面战争，反之则倾向于有限战争。最后，集中控制的总体性指的是战争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区分程度，以及从集中到政府或从分散到区域或地方层面的垂直等级。
根据上述维度来理解全面战争的概念，既有助于识别战争总体性的不同表现，也为从威胁表征的角度分析全面防御的战略逻辑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分析全面防御的不同战略逻辑。
（一）核威胁常被视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不仅具备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并且因为爆炸和放射性沉降物不区分军事与平民目标，导致目标区分原则失效。同时，核战争不需要动员整个社会或全部武装力量，因而为了有限的政治目的而发动无限制的核战争是不可能的。
（二）大规模常规战争则体现为动员规模上的总体性。应对大规模入侵通常需要庞大的经济和社会投入，同时也需要高度集中的政府指挥体系来完成诸如兵员训练、装备配置和后勤组织等复杂任务。
（三）恐怖主义的威胁尽管在手段规模上有限，却在目标上具有总体性的要素。一方面，恐怖组织通常组织松散，运作方式去中心化，但其政治目标却往往极端彻底，显示出高度的个体动员意愿。在方法上，恐怖主义往往不区分攻击目标，也不限制手段或范围。
（四）混合战争的威胁也被视为具有总体性。混合战争不仅涉及军事手段，还融合了经济、信息、外交和所谓的“政治战争”，如干预外国选举、资助境外政党等。因此，总体性不一定体现在规模上，而在于所涉及的手段的范围，有学者将其描述为“一切皆可武器化”。此外，混合战争也不区分攻击目标。
全面防御的四种战略逻辑
如上所述，战略本质上涉及与对手互动过程中威胁表征的应对，同时也受到资源稀缺所引发的优先排序影响。这种动态过程反过来会塑造战略的选择方向。基于此逻辑，本文认为，全面防御的战略逻辑并非单一固定，而是取决于对“全面战争”预期威胁形式的理解。作者据此从两个核心维度出发，构建出全面防御战略逻辑的类型学框架，综合分析全面防御背后战略逻辑的动态变化。
第一个维度：民用防御和军事防御的区分程度（不区分即为模糊状态）。作者提出，全面防御的核心理念是“安全作为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战略上需要整合民用和军事防御资源，形成统一的防御体系。不同的战略类型在于是否保持这两者的明确分工。例如，假设预期中的全面战争的主要威胁需要在民用和军事两个方面协调大量资源，那么保持这种区分是合理的；但如果主要威胁本身模糊了二者的界限，那么保持这种区分就没有意义。
第二个维度：指挥与控制的组织方式，即政府采取集中式还是分散式的指挥模式。这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全面战争形式的预判：当主要威胁需要政府机构之间的高度协调时，政府采取集中的指挥和控制策略；相反，当预期的全面战争导致不可能采取集中指挥和控制时，则选择采取分散的指挥和控制策略。
通过对上述全面防御两个维度的整合分析，以及将两个维度与不同的全面战争的威胁表现相联系，作者提出了全面防御的四种战略逻辑，如表1所示。
（一）单元式（Cell）
单元式的全面防御战略基于分散的指挥和控制结构，并且区分了民用防御和军事防御。该战略旨在维持威慑可信度以缓解民众对政府无法协调防御的忧虑，并且不需要整合民用防御和军事防御。典型例子是应对核威胁。在核攻击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瘫痪，因而采取分散的指挥控制；尽管核攻击不能够区分平民和军队，但对民用防御和军事防御的区分有助于在中央政府崩溃后进行军民协调的抵抗，从而提高整体防御韧性与对手的进攻成本。
（二）烟囱式（Stovepipe）
烟囱式的全面防御战略基于集中的指挥和控制结构，并且区分了民用防御和军事防御。这种战略强调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实现不同主体（如政府机构、军队、企业、民间组织）之间的高效协调与垂直整合。典型例子是应对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一方面，既然是常规战争，那么可以认为中央政府能够维持并且各部门可以进行有效沟通；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往往需要协调大量的军事和民用资源以优化军队作战能力。
（三）集群式（Cluster）
集群式的全面防御战略基于集中的指挥和控制结构，未区分民用防御和军事防御。集群式全面防御通常是以任务为导向，并且通过中央政府的命令来完成。典型例子是全球恐怖主义威胁。首先，由于军队需要执行传统的工作，而警察也需要解决传统的军事任务，因而民用防御和军事防御的区分较为模糊。其次，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需要高度协调和合作的安排，需要整合广泛的社会情报资源，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因而需要中央政府的集中指挥和控制。最后，鉴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以任务为导向的集群式安排能够更准确地应对迅速出现的威胁。
（四）堡垒式（Fort）
堡垒式的全面防御战略基于分散的指挥和控制结构，并未区分民用防御和军事防御，即所谓的“一切都被武器化了”。典型例子是应对混合战争。一方面，混合战争涵盖政治、经济、信息和军事行动等多个方面，目标模糊、攻击方式多元，仅靠中央政府的指挥控制不足以应对，因而需要各级政府、企业组织乃至个人共同建立全面防御；另一方面，堡垒式战略通过分散的防御安排构建战略韧性，从而实现威慑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