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0日，中印两军在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十轮军长级会谈，根据我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双方对前期班公湖地区一线兵力实现脱离接触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进展，为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同时，双方就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保持沟通对话，稳控现地局势，稳步有序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这是2020年4月以来，中方妥善处置印方单方面行动诱发边界局势升温以来，在持续10个月的时间里，稳妥应对，精准施策，在边境区、谈判桌以及舆论场三条战线同步开展精细化战略博弈之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2020年4月开始，印方违反两国协议规定，在边境越线争控，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不仅导致中印边境局势陡然升温，而且与新冠疫情、美国对华战略施压等耦合在一起，使中国陷入了较为经典的开顶风船的不利态势。这种态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场不期而至的精细化战略博弈能力的极限测试：

　　一方面，从性质看，边境实控区涉及国家核心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是检验一个国家战略意志与战略能力的核心标杆；另一方面，从体量而言，处置的方式选择，以及后续衍生效果的控制，直接与中国宏观战略利益全局密切相关，无所作为或者过度反应，都存在诱发进一步连锁反应的战略风险；

　　换言之，对中国来说，坚定有力地捍卫自身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同时又持续有效地维护和控制局势不失控，不干扰两个一百年的总目标，不打乱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有序推进展开十四五计划的总体规划，对国家战略博弈能力提出的挑战和考验，属于非常典型的开顶风船，真正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勇毅、果断和审慎，来处置相关问题。

　　结合具体的局势发展，从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中国在处置边界冲突过程中大致实现了三个更加具体的目标：

　　第一，在边境实控区，对非法越线挑衅的外军予以有理有力有节的坚定回击，凭借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彻底打消了印方“趁火打劫”的战术乃至战略层面投机的任何心思。

　　基于复杂的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印度是国际体系中比较罕见的、容易被过度良好的自我感觉，以及战略-战术层面的投机性行动所吸引的行为体。

　　利用新冠疫情以及中美战略博弈同时形成的复杂局面，在印度相对具有地理位置临近优势的有限地区，实施能够在实际收益、外部战略影响以及国内政治收益三个方面都获得显著回报的小规模行动，目前看来，是印方从2020年4月以来，在边境地区非法改变现状的主要动机。

　　更加具体地说，实际收益，是试图通过在类似加勒万河谷等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地理位置实施改变现状行动，谋求实质性地将边境区实控线推向中方一侧，获取争议区的印方优势；外部战略影响，是试图通过在边境区开展行动并取得相对中国有局部优势的“结果”（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向任何潜在的雇主和买家，证实印度在牵制、迟滞乃至制约中国战略崛起的棋局中所具有的价值，继而向任何有兴趣的离岸平衡手国家开出更高的价格；

　　国内政治收益，则是印度国内的政党，无论是印人党，还是国大党，都天然从英国殖民者那里继承了娴熟的操弄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对外军事行动转移/转嫁国内矛盾的技巧，并在相当程度上将其演化成刻在政治基因上的本能，时不时地就要冒出来。

　　但是，非常丰满的妄想，在冷酷的现实面前碰了个粉碎，如我方在2021年2月播放的视频所显示的，2020年6月，印度方面在加勒万河谷实施的冒险行动，被我军英勇的一线官兵用大无畏的勇气、坚如磐石的信念、强悍的战斗技能，从一开始就彻底地粉碎了。

　　在此过程中，前线将士们一方面不惜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献出热血乃至生命，另一方面，又牢牢把握着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在当场击溃来犯之敌的同时，又以钢铁般的纪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行动方针，最大限度地稳控了当地的局势，让我方在后续战略博弈中，始终牢牢处于最为有利的位置。

　　强大的经济力量转化来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在这次冲突中，表现为一线官兵作战装备、重型武器以及后勤补给保障能力的全线升级。升级后，我方的能力事实上实现对印方的代际压制，用冷冰冰的事实，打消了印度方面通过后续增兵重新夺回冲突区现场实力优势的任何构想，最终重新回到军长级谈判的框架下，以务实方法解决问题，以回到2020年4月之前态势的方式，迫使印方实质性承认了这一轮次破坏现状“偷鸡”行动的彻底失败。

　　第二，我方向全球展现了精准施策、游刃有余的实现突发事态有效管控的国家能力，实质性抵冲了部分域外国家扶持周边战略竞争者迟滞我发展的所谓战略构想。

　　伴随中国崛起，基于西方传统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构想，扶持中国周边的国家制衡中国，而自己则充当拥有灵活选择的离岸均衡手，对美西方国家战略界来说，是一种至少在理论上性价比较高的选择。到了奥巴马政府提出所谓印太战略的构想之后，就是比较赤裸裸地将印度作为一个扶持的对象。

　　2020年4月升温的边界事态，对持有这类观点的行为体来说，不失为一个难得的实地观察机会，一则，检验下印度的成色几何，是否“堪当大任”；二则，检测下中国的能力如何，是否具备最基本的多线程并行处理，亦或者是些微扰动就足以使之“手忙脚乱”。

　　中方展现出的能力，无论是作为硬件基本指标的军事实力、可支配的经济资源，以及一线部队处置突发事件的真实能力，又或者是作为整体的战略能力，包括对事态的定性、策略的选择、高效的落实与执行等，均传递出了非常清晰无误的指标：扶持代理人的骚扰性策略近似是无效的；

　　中国展现出了堪称震撼的多线程操作能力：整个2020年，新冠疫情、中美关系、台湾问题、RCEP、建设小康、脱贫攻坚、启动十四五规划，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通俗地说，安排得妥妥当当，甚至依然是游刃有余。妄图依靠在中国周边实施“灌木林火”式的骚扰挑动，来扰乱中国战略布局和发展节奏，这样一厢情愿的错误认知，迅速在事实面前归于破灭。

　　第三，我方表现出了统筹线上线下两个场域，通过对网络空间信息流动有效控制，配合我国家宏观战略博弈的系统能力。

　　当今世界，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总体背景下，对于任何国家，特别是对于一定体量以上的区域乃至全球性大国而言，任何指向国内或者国际的重大政策与行动，本质上都是同步在线上和线下两个场域展开的。无论是国家战略博弈，又或者是重大的国内政治议程，都日趋明显地对国家的网络空间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以适当方式，对网络空间信息流动实施有效管控，确保相关信息流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总体要求，是其中最基本的要求。就美西方第一批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而言，在涉及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家间军事冲突和摩擦的事件中，由相关部门，对发布的信息进行精准的管控，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标准化操作方式。

　　常见的所谓西方新闻自由，在遇到国家军事与战略战略安全的议题时，必须自动进入接受信息发布审核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美西方的媒体将这种做法变成了一种嵌入到所谓新闻自由之中的伦理守则。当出现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信息流动和发布时，特别是在进入全球网络空间的时代之后，人们持续不断地看到西方媒体自觉的自我审查，从阿桑奇到斯诺登，再到国会山风暴之后的川普及其支持者，也都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实实在在的安全审查的存在。

　　在中国，出现的则是另一种更具建设性的实践方式，就是在涉及领土、主权、安全等重大核心利益的问题，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英雄事迹的介绍与传播，作为国家战略谋划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了精妙而细致的操作，应有的待遇与抚恤，在第一时间落到实处，但是在相关信息的发布上，对时机进行了极为精准的把握和选择，确保相关信息的发布，能够发挥最大的正面效果，并最大限度地不让负面力量获得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情绪性煽动施压的任何空间。

　　而绝大多数的民众则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素养，以及极为坚定的爱国主义取向，当出现个别网民对英雄的不当言行时，网民的举报、平台的处置、公安部门的介入，构成了一整套有效的机制，展示出的，是中国应对复杂外部局势的综合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呈现出显著的提升。

　　此前，在讨论中印洞郎地区对峙事件的解决时，我曾经指出过，要妥善处理好线上线下两个战场的关系；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的相关能力建设，取得了极为显著的长足进步，而这，毫无疑问，是在党的领导下，各方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中印边界问题，注定是一个具有持久长期属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面临的“成功的烦恼”：印度对中国的复杂情绪、在边境实际控制区持续与我方的纠缠和反复，以及中国在处理每个具体危机时需要对全局和总体做出的战略性考量，都是中国已经事实上变成全球最主要的国家之一之后，才出现的新的战略考验。持续不断地提升精细化的战略博弈能力，如总书记所说的那样，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和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