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然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政界和外交界眼下正在为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所困扰。

　　“美国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吗？”这个问题能够成为一个真问题，并且成为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外交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举行的一场研讨会的话题，可谓这种茫然的反映或证明。

　　美国前首席外交官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应邀在威尔逊中心阐述她对美国是否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样的问题的看法并回答与会学者和听众的踊跃提问，则似乎是显示了这种茫然在美国的普及。

　　一代人之间形势陡变

　　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说法诞生于1990年代，最先是199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提出，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给予多次阐述和发挥。于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说法就被许多人与奥尔布莱的联系起来。

　　19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一度不可一世、核武库之大超过美国的苏联共产党政权倒台，美国成为世界上毫无争议的唯一的超级大国。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共对要求民主的示威者的血腥镇压，当年一度跟自由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理念竞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名声扫地。

　　那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充满自信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弗兰西斯·福山在那时发表论文，出版书籍，提出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的说法，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胜利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美国一些所谓新保守主义人士则表示，世界又进入当年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那种境界，华盛顿就是当年的罗马，美国的实力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感召力无可匹敌，美国可以更为大胆、更为自信地重新安排世界秩序格局。

　　然而，在接下来的20来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形势又发生巨变。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的那种欣喜、乐观、自信的情绪如今已经基本上烟消云散。历史没有终结，而是掀开了新的、令人惊奇甚至令人困惑和不知所措的一页。美国是否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于是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在威尔逊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奥尔布莱特首先就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说法提出了辩解和说明。

　　显然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说法的特殊来历，奥尔布赖特感到有必要对这种说法作出说明和解释。她表示，在克林顿总统当政时，美国一直强调所谓的“不可或缺的国家”意味着与盟国的伙伴关系，意味着保持参与，跟其他国家合作，而不是说美国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单枪匹马自行其是。

　　然后，奥尔布赖特话锋一转道：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找到合作伙伴，弄清你在跟什么人打交道，这变得更为复杂起来。但我毫不怀疑，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很多场合，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场合说过，除非美国保持参与，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可以在什么地方切入。”

　　如何应对中国的茫然

　　作为美国前首席外交官，奥尔布赖特在这里说的这番话可说是高度概括，也是高度外交辞令。她的话引发与会的一位从事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教授发出感概：现在从事外交不容易，因为朋友不像朋友，敌手却想做朋友，原先的盟友/敌手的概念是否已经过时，需要抛弃。

　　确实，在当今世界，各方各国利益错综交织，难分难解。就具体就美国而言，伊朗在很多问题上挑战美国的利益，但在应对残暴的伊斯兰国的问题上似乎又跟美国立场相似。俄罗斯在乌克兰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欧洲和世界秩序，但在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又跟美国合作。

　　在讨论美国是否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的问题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则更是让许多美国人感到茫然。美中两国经济现在已经紧密相连。但在许多人看来，崛起的中国借助其庞大的经济力量和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似乎是在从多方面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并试图跟美国分庭抗礼，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

　　在讨论美国是否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的问题时，究竟应该如何看中国？对一位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目前依然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教授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奥尔布赖特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意蕴丰富的教授式回答：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有许多希望合作的事情。但双方也有竞争。现在的实情是，在美国和中国政界都有人谋求军事预算上升，并以此获益。我想，确实是有人感到威胁。 …中国确实是在许多方面，通过许多方式咄咄逼人。问题是，美国要如何做出反应？”

　　奥尔布莱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需要小心而灵巧处理的是弄清在什么问题上我们可以合作，在什么问题上我们要竞争。但我国还是要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明白我们彼此需要。我还是要说，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并不是说要单枪匹马自行其是。当今世界体系非常复杂，大国需要合作。我认为美中两国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双方需要一起解决问题，同时要认清彼此的政治问题。”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如何应对中国，显然是美国政界、外交界、以及研究政策和外交问题的美国学者穷于应对的一个大问题。

　　美国政界和外交界眼下相当普遍的共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使美国以及全世界其他国家获益甚多；然而，美国如今在维护这一世界秩序方面遭遇诸多的挑战，如来自无视国界的恐怖分子的挑战，来自伊斯兰国的挑战，来自伊朗的挑战，来自俄罗斯的挑战，来自中国的挑战，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随时可能超过美国或已经超过美国。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军力发展迅速，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以及航行自由的权利构成挑战。因此，来自中国的挑战让许美国人更为在意，更为重视。近一段时间以来，如何应对中国的辩论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激烈，声音越来越大。

　　长期研究国际秩序问题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艾肯贝里对美国眼下正在展开的这种辩论了然于胸，并提出了如下的概括总结：

　　“一种看法是强硬派、保守派的，认为我们应当重新考虑美国跟中国接触的政策，重新考虑我们欢迎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政策。因为中国不仅仅是搭免费车的问题，而是利用国际体系来获得好处，发展自己，并…采纳这种体系的做法来超越美国。保守派认为应当遏制中国。他们在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是应当帮助中国崛起？还是应当设法拔掉插头，不再向中国转让技术或提供援助？我不知道强硬派是否会提出把中国请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主张。但强硬派的观点是，我们绝对要设法遏制中国。

　　“另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跟世界体系接触，正在以它自己所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方式改变自己，从而倒逼了中国改革。现在中国试图将人民币变成国际市场上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将来成为储备货币。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需要发展金融市场，建设配套制度规章，以及法治。中国要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就必须进行一些基础的建设，创建更多的法治。中国就这样发生改变。”

　　艾肯贝里教授认为，这种辩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非常重要，而且也有可能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个话题。

　　那么，对相互对立的上述两派观点，他认为哪一派的观点更有道理呢？艾肯贝里教授就此提出了一种幽默的回答：

　　“我持第二种观点。强硬派的观点是，把中国迎入全球体系等于是把白蚁放入现有的世界秩序中。我的观点正相反，我认为我们是把白蚁放入他们的秩序当中。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找到那些白蚁在哪里。”

　　茫然依然是茫然

　　通过将中国引入国际体系，从而促成中国的变革，使中国逐步摆脱一党专制独裁，变成一个更为正常的国家，这是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力主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提出的观点。

　　然而，20年过后，中国以及美国许多批评者抱怨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重大经济好处；中国在无视甚至压制政治改革、法治、人权的条件下获得的经济大发展，使坚持一党独裁的北京政权财大气粗，变得更为骄横；与20年前相比，中国在自由度和法治状况更差。因此，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当初期望将北京迎入世界体系从促成中国走向更大程度的民主和自由完全是一厢情愿，甚至是适得其反。

　　对批评者的这种意见，艾肯贝里教授又有什么话要说呢？

　　他说：“我明白这一点。中国的情况是很糟糕。但归根结底，外部世界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我确实是认为，有一个蓬勃健康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立足于这些全球性的原则，如透明性，法治，问责制，同行审议，这些都是在思考中国问题时的全球性的尺度。

　　“到时候，中国会感觉有必要走向更为更开放、更为对公众负责的方向。但中国还没有进入那种境界。确实，中国当局依然在奉行镇压，对中国国内那些大胆敢言的人构成威胁。但归根结底，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到底是想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中，如何使国际社会尽可能地健康，充满活力。而到时候中国也要决定，到底是加入还是不加入这样的国际社会。”

　　显然，艾肯贝里教授在这里的弦外之音是，至少就他而言，他现在还不知该如何应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