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2月19日5版发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的长篇文章，高调“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但隔日便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忌日，官方媒体却悄无声息。有学者认为，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国会否在政治上全面回归毛泽东路线，并以毛泽东思想及意识形态来指导全党全国人民?有待进一步观察。

　　2008年奥运会开得如火如荼之际，华国锋病逝。当时新华社很吝啬地发了一条简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7岁。

　　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的英明领袖，同时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在与邓小平等元老的角力中，憨厚的华国锋很快就退出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之后漫长的岁月，他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身份，但他完全退出了公众的视野，他的出行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使华国锋陷入被动的是“两个凡是”，华国锋当年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默认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 “两个凡是”是指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一提出，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实事求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8—39 页。)

　　1977 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

　　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转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的始作蛹者华国锋。

　　《人民日报》在赞扬华国锋的长文中，只字未提“两个凡是”，这从某种程度上，似乎是默认了华国锋当年提出的“两个凡是”，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华国锋是个陌生的名字，他在中国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至少快三十年没有官方媒体提及。

　　然而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没有人能象华国锋那样独揽党政军大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手上拿着毛泽东亲笔手书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毛泽东在神志尚清的时候发动了批邓运动，并且严厉指斥邓的错误是“性质变了”，宣布将邓“赶出去”。

　　华国锋的威望在逮捕“四人帮”之后达到了顶点。1976年10月21日，京城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这在当日叫做“双庆”。第二天，又有180万人参加游行。第三天，250万人。

　　第四天，也即24日，人数稍微少了些，100万人。但这100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华国锋在下午3点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华国锋第一次以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领袖在这样的时刻往往会向城楼下的芸芸众生挥手致意，或者是高瞻远瞩，含笑鼓掌，就像毛泽东常做的那样。然而对于华国锋来说，眼前的风光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此盛大的场面全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来，令他猝不及防。

　　他不知道该如何表现“英明领袖”的风范，只是颔首抱拳，对着广场上的人群连连作揖。这叫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格外着急。“我真心真意想为他留下一张传世之作”，杜修贤在20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还能历历在目，他说华国锋那个动作“虽然符合中国民风也有传统之美，但毕竟不能登大雅之堂”。他等待着英明领袖摆出伟人风范，但却好像永远等不来。长期积累的摄影意识，又不能允许他把领袖照成一个打躬作揖的乡绅模样。他只好跑到华的面前，俯身轻声道：“华主席，您挥挥手。”华听懂了他的意思，立即将手高高扬起，脸上微笑着。杜修贤抓住了这个瞬间。

　　这张照片在日后成为英明领袖的精典形象流传全国。诗人贺敬之充满激情地写道：“看天安门上，华主席在向我们招手，听《国际歌》声，在全球响彻……”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政治家的蛊惑比诗人的语言总会发生更大的影响。也是在这一天，吴德向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宣布：毛主席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就从这一天起，“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便排满在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面，一律以黑体印刷，以示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一幅最新的宣传画铺天盖地遍及城乡。画上画着英明领袖华主席，还有毛泽东的题字 “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的喉舌制造了华主席这个英明领袖，1976年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第一次出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出现“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

　　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的考证，这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当时所有的官民都在肉麻地歌颂华国锋，就连“四人帮”在上海信任的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贺电，连声说： “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在收到上海的贺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华国锋在“英明领袖”的位置上，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在紧接着的一系列政治角力中，华国锋很快就成了孤家寡人，那些追随他歌颂他的人，要么一个个被剥夺了权力，要么一个个弃他而去。此后，中国政坛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和强人，在没有权威和强人的时代，中国政治开明、社会和谐、言论自由，经济繁荣，那是一段令全世界瞩目的美好岁月。

　　延伸阅读:

　　中国官方媒体高调纪念华国锋有深意

　　1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文章称华国锋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他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今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华国锋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热爱，始终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

　　一、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参加山西解放战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战斗

　　华国锋，原名苏铸，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学生时代，他就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1936年冬，绥远百灵庙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交城师生发起的演剧运动，筹集资金捐助绥远抗日将士。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动手试制武器，为直接参加对日武装斗争做准备。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他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运动。

　　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1938年他改名为华国锋。就在这一年6月，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领导群众与阎锡山顽固势力进行斗争。1939年12月，蒋介石、阎锡山发动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即抗敌决死纵队)的十二月事变后，华国锋同志回到家乡交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承担起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消灭日伪军、顽军和抗日动员等重要任务。

　　他深入到煤矿工人和农民、妇女、儿童中，通过创办业余夜校、组织抗日剧团，开展爱国教育，极大地激发了群众抗日热情，把各阶层人士都团结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为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他依靠群众，开展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并秘密向吕梁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物资。他带领精干的武工队到游击区、敌占区活动，运用地雷战等方式有效打击敌人，建立抗日政权。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为发展壮大当地抗日武装力量和开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国锋同志历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晋绥边区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晋中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形势下，他遵循党中央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指示，组织扩充和加强交城县武装力量，发展民兵武装，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阴谋，同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坚决斗争。他积极组织民兵开展对阎锡山部队的认真细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不少敌军士兵弃暗投明，加入到人民军队中来。他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加强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汾孝战役、开栅保卫战、黄崖战斗、古交战斗等。在指挥作战中，他采取武装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消灭、瓦解敌军，取得显着成绩，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为经验推广。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精神，领导交城、阳曲等地的土地改革，深入到贫雇农中间，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和切实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注意纠正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群众踊跃参军支前，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华国锋同志为山西解放战争胜利和人民政权建立与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湖南工作，为湖南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这一年，28岁的华国锋同志南下湖南。从这时到1971年，他长期在湖南工作。

　　1949年初，华国锋同志任晋中南下支队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刚解放的湘阴，百废待兴。华国锋同志沉着稳健开展工作。他指挥南下工作团和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分赴全县各乡，放手发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打开了局面，湘阴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灾、土改、生产等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久，他调往湘潭工作，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副书记、专员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当时正值党领导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他一边学习钻研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一边深入工厂、农村、街道调查研究。

　　他结合湘潭地区实际，领导开展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认真总结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经验，在1955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进行了介绍。 1956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后，他历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务。在湖南省领导岗位上，他为全省多方面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华国锋同志重视抓农业生产，特别是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区建设过程中，他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安置拆迁移民，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搞好建设。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同志十分支持发展杂交水稻。从1964年起，时任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同志在国内首次提出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增加粮食产量即进行水稻杂交的设想，并着手进行研究。华国锋同志对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视，请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上发言，并将杂交水稻作为全省重点研究项目给以大力支持。调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同志的关心支持对促进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实现我国水稻生产重大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注意抓工业生产、交通建设。除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外，他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要建成工业省的指示，他组织力量抓重点项目建设和施工，其中包括30套小氮肥设备、10套制糖机、湘江氮肥厂、矿山冶金设备、汽车生产等项目。他大力提倡和支持社队企业发展，组织与兄弟省区协作，扶持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他领导了湘黔、枝柳铁路在湖南的会战等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这一系列努力，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湖南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交通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

　　华国锋同志关注人民群众生活，努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解放初期刚到湖南时，他就在湘阴领导建立了第一批农村卫生所，培训了湘阴第一代医生，充实发展了县人民医院。他满腔热情推广农村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指示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建立和发展医学院校。他特别重视消灭千百年来危害广大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亲自负责湖南省血防领导工作，主持修订全省消灭血吸虫病规划，研究建立各级血防领导机构和防治业务机构，下乡深入疫区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一处处荒洲湖汊，逐步变成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华国锋同志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他热心与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经常深入到他们中间听取意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他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摆脱旧文艺的影响，团结在党的周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文艺工作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他注意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他注重保护和发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剧、花鼓戏、祁剧、巴陵戏、皮影、木偶戏等地方剧种，同时强调对旧的文艺形式进行改造和革新，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文艺。在他支持下，湖南文化艺术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依然得到一定发展。

　　华国锋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工作扎实，作风务实。“大跃进”中，面对虚报、浮夸等不良风气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产的做法，他凭自己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和深入各地实际了解到的情况，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谈了自己对当时形势的看法，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态度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和赞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同志受到冲击并被批斗。在周恩来同志支持和保护下，1967年他恢复工作，不久担任湖南省党政主要领导职务。1969 年在党的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复杂环境下，他尽力排除多方面干扰，努力维持全省稳定和生产秩序，保护和解放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大力抓好农业、工业、财贸、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经济避免了较大波动。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则，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细致认真，与干部群众同甘共苦、艰苦创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他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对湖南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湖南这片土地和湖南各族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也受到湖南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困难局面中先后参与和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1971年初，华国锋同志调中央工作。从这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先是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国务院有关工作;周恩来同志逝世后，他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仍然得到一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在国务院工作中，他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对极左思潮加以纠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72年，他与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起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化肥设备，并争取扩大对外引进规模，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保障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华国锋同志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他强调推广农业科技和优良品种，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年9月，他主持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全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作出规划。他强调科学种田的重要性，指示要全面发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对推动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1973年7月，他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后，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方针，为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贡献。

　　1975年1月，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适当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和高技术人才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研制攻关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同志逝世。2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研究实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灾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地震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慰问灾区群众，转达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关怀，鼓励灾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在这之后，他又多次视察地震灾区，了解灾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况，调动各方面因素加快灾后重建步伐。正确的领导，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灾工作迅速高效进行，在党和国家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领导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也摆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同志面前。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 “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至1982 年 9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且是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注意调查研究，遵守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

　　毛泽东五次选择接班人 为何最终选择了华国锋

　　遵义会议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留下了诸多发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经验与教训。

　　抗战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选择了刘少奇

　　在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频繁地更换中央主要负责人。这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尚未成熟有直接的关系。一直到了遵义会议后，经过10多年的反复考验和锻炼，中国共产党才终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也由此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后，最早选择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刘少奇作为接班人。

　　刘少奇早年投身中国革命，曾在苏联学习革命理论。回国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经受了遵义会议、长征、白区工作会议、瓦窑堡会议、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开辟华北和华中抗日战争局面等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彻底肃清中国共产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特别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此，毛泽东调具有深厚理论修养、正在华中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军事分会书记的刘少奇返回延安。在刘少奇返回延安的路上，毛泽东多次给沿途党政军负责人发电报，严令务必确保刘少奇一行的安全，表示了对刘少奇安危的极大关注。

　　刘少奇抵达延安后，毛泽东立即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六大至中共八大以前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表示了对刘少奇的高度信任和极大期望。从这时起，刘少奇已经成为毛泽东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重要助手。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科学地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论述，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实际上已经居于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成为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接班人。

　　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在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返回延安休假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多次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以后，每当毛泽东休假、离京或出国访问，一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接替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些，都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末，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挽救“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挽狂澜，采取非常措施，迅速解决当时面临的严峻问题，充分显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克服困难、掌握全局的大智大勇。

　　新中国建国初期同时选择了邓小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委员会主席，主持西南地区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赋予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推荐，邓小平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等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毛泽东选择的又一个接班人。

　　邓小平早年曾在欧洲勤工俭学，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曾经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兼第八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言，邓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国和苏联奠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起草文件、工作报告、讲话稿等，都是自己动手，一气呵成，且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深得毛泽东的好评。邓小平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曾多次被毛泽东视为有创见而批转给各中央局、各解放区参照执行。就经邦治国而言，从抗日战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邓小平先后主持过太行分局、北方局、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华东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独当一面，积累了丰富的多方面的领导工作经验。就带兵打仗而言，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统兵一方，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从1938年开始，相继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一个大野战军的政治委员，领导过华北抗日战争，与刘伯承一起指挥过上党战役、平汉战役、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战役战斗。

　　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邓小平雷厉风行、办事果断、知难而进、勇挑重担、善于开创新局面的作风，也给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就年龄而言，1956年邓小平才52岁，在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位。

　　因此，在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插话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

　　由于毛泽东的鼎力推荐，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顺利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确立了其作为毛泽东又一个接班人的地位。中共八大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中共最高领导核心对党和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同时，邓小平还分管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在中共八大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对自己选择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位接班人是满意的，多次作出高度评价。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继续在国内外一些重大场合宣传刘少奇和邓小平，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图使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刘少奇和邓小平。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他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回答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在1959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讲到权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时，诙谐而富有深意地说： “我这个人的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他还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繁重的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和实施(这些措施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 “左”倾错误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深入，刘少奇、邓小平与退居第二线的毛泽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十年内乱”初期选择了林彪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林彪的地位开始急剧上升。他先是靠毛泽东的信任和栽培，以中共中央副主席(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身份，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后又利用“十年内乱”，篡党夺权，被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为新的接班人。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正是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共渡难关的时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却别有用心地大肆鼓吹“个人崇拜”，宣扬“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抢占“高举”、“紧跟”的制高点，开始了名曰树别人、实际上树自己的现代造神运动。1959年9月，林彪刚刚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他“创造”的所谓学习“捷径”和“窍门”。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在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用不着系统地学，主要是背若干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本来，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并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不断推向前进。而林彪宣扬的那一套“走捷径”、“找窍门”、“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顾革命导师论述问题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但是，由于林彪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因而即便是对林彪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也不便明确地提出反对的意见。“九一三”事件后，据中共中央组织的“林彪反党集团专案组”从北京毛家湾林彪家中查获的大量材料中发现，林彪、叶群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笔记、卡片和藏书中写下了许多真实反映林彪大搞个人崇拜动机的笔记。例如：“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三不”、“三要”原则：“(1)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2)不批评(免争领导之嫌);(3)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出主意，勿倒行逆施。”“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才不可露尽，气不可使尽。”从林彪这些反映内心真实动机的言论可以看出，林彪根本不是在倡导“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现代登龙术”。

　　“十年内乱”开始后，林彪与江青合谋，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整死了彭德怀、贺龙，整残了罗瑞卿，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纠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组成了一个以林彪为头子，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时而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煽动“天下大乱”，鼓吹“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时而又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上演了一幕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斗的丑剧。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治原则、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遭到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其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直到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

　　“十年内乱”中期选择了王洪文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益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出身农民，当过兵，务过工，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怀着个人野心扯旗造反而“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以后，又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发动所谓的“上海一月风暴”，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本来对青年学生寄予希望，然而随着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原来认为“天真烂漫的红卫兵小将”一个个成了不听招呼、专打“派仗”的“混世魔王”，于是又寄希望于工人造反派。这样，从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出来的所谓“产业工人的代表”王洪文便“脱颖而出”，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培养和锻炼，王洪文由上海国营第十七棉纺织工厂保卫科干事，“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逐渐被提拔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 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 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姓名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王洪文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发迹、在中共十大上腾飞的“政治明星” 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评论。

　　然而，王洪文擅长的是“冲冲杀杀”那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领，靠“造反”夺权、登上领导岗位后，平日里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文件，经常和一班狐朋狗党为伍，过着吆五喝六、呼朋唤友、吃喝玩乐、花天酒地的逍遥自在日子。初到北京时，他还能规规矩矩几天，登上高位以后，哪里过得惯整天开会、谈话、批阅文件、一熬熬上一个通宵这种苦日子，天长日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平日里，王洪文喜欢吸高级香烟，喝高级名酒，穿高档衣服，坐舒适的豪华轿车，喜欢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晚上坐着吉普车到飞机场的草丛中去打兔子，喜欢拿着高级钓鱼竿在“钓鱼台”钓鱼，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上半个通宵，整个一副旧上海滩十里洋场“阔少”的模样，就是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汇报，不喜欢批阅文件，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书报就“头痛”。

　　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上海帮”，不要搞成 “四人小宗派”。毛泽东还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了党史上搞宗派都没有好下场的例子。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王洪文阳奉阴违，执迷不悟，继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在一起，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经几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每次时间不长就被更换下来。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在上海滩“冲冲杀杀”可以“一呼百应”，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1976年10月，“四人帮” 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王洪文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最终选择了华国锋

　　1976年初，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决定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逐步交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使华国锋成为他最终选定的接班人。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从此，华国锋代替1975年复出的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领导工作。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历代线装书籍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太好……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百年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将华国锋确定为最后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华国锋正式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认为，华国锋具有在县委、地委、省委主持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到中央工作后在党政军领导工作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各方面都能够接受。因此，毛泽东最后毅然选择了华国锋。华国锋接班后，立即与叶剑英等一起，依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力量，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毅然决然的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但是，华国锋缺乏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远见，也缺乏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革故鼎新、改革开放的大智大勇。因此，华国锋成为结束“十年内乱” 与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伟大转折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