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此文时，2010年即将过去。回想我从2003年来中国的历程，不得不感慨，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混”至关重要。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寻找自我，享受青春，让我觉得万分幸运。而与我有关的成长与挫折，很多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的折腾息息相关。

　　2010年9月7日，在日本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接下来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政治关系恶化，国民感情退步。9日下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后，飞往我的新书《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全国巡讲的首站—重庆。10日上午前往重庆大学演讲。当时原以为很敏感，门口聚集着大量保安以防不测，结果倒是平安。下午接受了几家当地媒体专访，期间我也没回避这次事件。期间我谈到，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两国体制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事情的解决。此次事件与以往东海上巡逻船、调查船之间的对峙不同，毕竟相撞了，日方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了，中方现在通过政治手段或外交压力去要求日方放人，日方肯定会第一考虑国内依法治国的程序的。

　　当时我想，船长被拘留的10天内，双方能否发挥智慧，寻找出超常规的办法是关键。不过要突破困境，寻找“软着陆”相当困难。

　　接下来，13日凌晨才回到北京，匆匆收拾后一大早继续赶去新浪网做视频访谈，下午4时多飞往澳大利亚，参加19日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15时整到达北京机场，本打算迅速登记飞往悉尼。后来发现，原来日本人去澳洲也需要签证!一时整个人感到彻底崩溃，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在网上申请，并用信用卡交 20澳元即可。最终在起飞的20分钟前勉强登记成功，全速冲过安检，最后大汗淋漓地登机。

　　次日早上6时多到达悉尼机场，机场内人特别拥挤，入境又不顺利，好不容易到了出口，接待人员记错了时间。一个人徘徊良久，换货币，打的到市内，终于安宁。

　　到达酒店后，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关注中日撞船事件的后续。撞船事件与其说是外交案件，不如说是内政冲突。两国外交部谈判已一个星期以上，深受着内政的复杂影响。刚上任的菅直人能向中方被动妥协的空间不大，还是按部就班。

　　9月18日，在这个对中国充满纪念性的日子里，北京发生了反日游行。听说中国年轻人将到位于北京日坛路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非常遗憾自己无法到现场去观察那时的情景。我一直觉得，那种民众自发、官方默认的游行，是我们海外中国观察者了解中国大众心情、表情、民情的绝佳机会。记得2005年反日游行发生时，中日民族主义情绪很严重。时隔5年将在北京发生反日游行。我想双方应该把它当作教训，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19日上午，跑完了马拉松，特别疲倦。上网发现许多网友给我发邮件问，“中日关系都这样了，撞船事件发生，你都跑到国外，避开讨论此事，真没胆子。”当时心里多少觉得委屈，于是在微博上回复：一、我的悉尼行是三个月前已经定好的;二，我没有能力三个月以前猜测撞船事件发生;三，我根本没理由回避，即使在准备马拉松，我也适当发表了言论。

　　19日，日本法院决定再扣留中国船长10多天，中方表示抗议说“采取强烈反制措施”。肯定的是，日方不会因遭到中方压力而否定法治国家的地位。中国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使它在内政上软着陆。因为在此事上政府真正对手不是日本，而是本国民众。

　　21日，我跟参与澳洲对外决策过程的核心人士们吃饭，聊天。从安全政策角度看，他们最关注中国的不确定性和非透明性，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警惕超出我的意料。他们很担心在反日舆论下我能否平安回北京，会不会被中国人民围堵，我笑着说“没事”。

　　说实话，回北京不害怕是骗人的，我深知大环境对生存的影响。尤其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的许多活动、讲座等都被取消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不少朋友长辈不断安慰，鼓励我。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观察中日关系，参与世界政治，从而感恩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