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鲁国，是个文明礼仪之邦，却经常遭受欺侮。不仅左邻右舍侵扰它，就是远在荆蛮之地的楚国也不把它放在眼里。楚成王召集附属于楚国的诸侯，并指定鲁君为他驾车。鲁君同他的臣子们商议此事，公仪休说，不可不听楚王的话，否则鲁国将有亡国之虞；保护鲁国及其老百姓的生存，是您身为君王的义不容辞的天职啊！没办法，鲁君只好答应为楚王驾车。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秀才遇到兵”的典型范例。看完刘向在《说苑》中讲述的这段故事，后人除了感受到楚王的傲慢与霸道外，也不能不为鲁国的处境和命运而担忧。可担忧又有什么用呢，该发生的事终究要发生。即使这次鲁君降尊屈就为人家当车夫使唤，也没能逃脱亡国的厄运。到了公元前249年，先后传二十五世三十四君的鲁国，还是被楚国给灭了。

    有人说，鲁国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星宿海。可就是这样一个当代思想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在遭遇强权的凌辱时，腰杆子却硬不起来，只能逆来顺受，并最终倾覆于战车之下。

    历史演进的过程是粗砺的，其中大部分时间是非理性的，至少在国际政治秩序尚未健全的十九世纪之前，特别是在“铁血英雄”逞强的时代，根本就没有道理好讲。这不能不让读史的人或多或少有些心理不平衡，尤其是让那些理想主义者和抱有浪漫情怀的人，让那些对人类文明之光满怀景仰之心和欣赏热情的人，觉得难以接受。

    强盛的罗马帝国并不是被比它更先进的文明种群所征服，而恰恰是灭亡于野蛮的汪达尔人入侵。城市文明发达的达罗毗荼人亡于雅利安人，壮丽的埃及王朝亡于西克索人，光芒四射的希腊诸城邦亡于马其顿人等等，这些也都是游牧、半游牧文明战胜农耕文明的典型例证。

    由此有人或许会想，文明应该能够战胜野蛮的，为什么反倒被野蛮打败？照这样看来，落后未必挨打，反而能够制人；先进未必制人，反而被人所制；“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岂不是失灵了吗？

    其实不然。从长远的眼光看，文明战胜野蛮、先进替代落后，是历史进化的必然走向，即使有倒退现象发生，也不会改变这个总趋势。但对历史上某个时空段落发生的逆转事件，究竟应该怎么看，却是值得商榷的。之所以会产生“落后未必挨打、先进反而被制”这样的歧义，问题出在我们对“落后”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不够深入，不够辩证，或者说我们在界定什么样的落后才会挨打时，过于公式化、简单化了。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各个民族尽管都在经济、科学、文化、艺术乃至抽象的思想理论领域追求文明进步，创造灿烂辉煌，但先进与落后也从来就不是一个单项指标，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凝聚而成的抗衡力。一个民族、一个城邦、一个国家是否会挨打，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保家卫国的抗衡力，这种抗衡力尽管并不等同于穷兵黩武，但它必须能在最广泛的动员力和最强势的武装力上体现出来，形成强大的震慑和坚固的防御。

    十九世纪以前的历史舞台，其竞技规则完全不同于体育场上的“十项全能”，比拼的不是单项得分相加后的综合得分，而是综合国力支撑下的“毕其功于一役”。不论是掠野拓疆，还是戍边守土，在两军对垒的情势下，人家不会单独拿出经济或科技同你比，也不会单独拿出文化或艺术同你比，经济也好，科技也好，文化艺术也好，必须凝结到刀刃上，集聚在拳头上“一招制胜”。典章上的完备不等于疆土的稳固，文化上的先进不等于国势的强大，谦谦君子难敌赳赳武夫，彬彬绅士奈何凛凛剑客，悠悠弦歌又怎能挡得住隆隆战车？

    “落后就要挨打”，作为一句现世的警示，承载的内涵是非常沉重的。因为在这句警示语的后面，层积着许多历史的屈辱与悲壮。值得庆幸的是，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化外之攘或朝代的更迭而毁弃，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雕弓，还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都未能中断其源远流长的血脉，传承五千年，独立于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