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战斗打响之后，中苏双方在黑龙江边境上的大规模冲突基本停止，但是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苏军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我军亦调兵遣将，全国都在“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之声不绝于耳，“早打、大打、打核大战”是最高统帅的立足点。

    但是双方沟通的渠道仍然畅通，苏联总理柯西金参加越南胡志明葬礼返回途中在北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虽然没有结果，但是确定双方继续举行副外长级的会谈，十.一前后，由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率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同中国开始了边境谈判。

    我们部队在中苏边境的防御地段与苏联陆路接壤。双方友好时期在边境各自做了一个缓冲地带，中方是用人工在边境线上十几米宽的地带割掉杂草和树木，叫做防火道；苏方用拖拉机耕了一条叫松土带。名义上是为了防止山火蔓延到对方国家，实际上是双方默认的实际控制线。

    边境的紧张态势使得双方都加强了边防的力量，我们少量野战军从边境冲突时就调往边境，临时加强守备力量。我们的营地、哨所自然也都相当简陋。十一月初的一天，为了观察我们自己挖的隐蔽观察哨的伪装效果，我们副连长随同边防某团巡逻队一同前往边境线。路过了我连的两个观察哨的位置之后，边防团的巡逻队继续向前，副连长为不暴露我连观察哨的位置，想找一个合适的地点返回。因为内急，他象平时习惯一样找了一个树丛，对着苏联方向撒了一泡尿，然而，防火道上的杂草由于多年没有割，边缘不十分清晰，副连长实际可能越过了防火道，但绝没有到苏方的松土带。随后副连长返回营地。

    对面，一双看不见眼睛正紧紧地盯着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是找副连长的，开口就问：“你越境了吗？”，接着就让他讲那次参加巡逻的过程，追问每一个细节。这一个晚上电话始终没有断过，都是追查“越境”事件的。到最后，副连长都弄不清是谁打来的多少人打来的电话，反正有团里、师前指、军前指、军区的，还有哪个部门的，一直折腾到天快亮的时候，团长来电话了：“×××，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副连长连饭都来不及吃，揣上作战地图，赶到10多公里外的团部，首先向团长报告了基本经过，在1：25000的地图上标出他巡逻时出发及返回的路线，当着团长的面他可没那个胆子隐瞒。我们团长是43年参加抗日的老兵，南京高级步校受过训，对战役、战术那可都有研究，我曾被司令部抓公差抄写他起草的作战预案，我这个小兵都拍腿叫绝（不敢拍案），军区最后在军、师、团三个预案中选中了由团长起草的预案。他的严格也是出了名的，眼睛里容不得半点砂子，机关和营连干部谁都怕他，有一个参谋在小整风中批评他太严厉，说1号的眼皮是拉不开的幕布。可对下级的爱护那是没的说，也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听完副连长的汇报后，并没追问在防火道边上小便的事儿，而是让副连长确认他走过最远的那个坐标，然后问道：“你上山的位置，边防团巡逻队能给你证实吗？”，“能，我撒完尿上山的时候还和他们打过招呼”。

    团长说：“什么撒尿不撒尿的，谁管你那破事！”，“是”，副连长有点明白了。

    原来，对面那双眼睛看到副连长过了防火道，就向他们的上级报告，一直报到苏方在北京的谈判代表并向我提出抗议，“中国军队于某月某日在东经某某度某某分北纬某某度某分某某秒越过我方边境线向我方挑衅”，可是那个苏军士兵报错了方位，那个方位我们副连长根本没有到过。我方代表当然义正辞严的予以反驳，但是内部追查是少不了的。这才有了上文的过程。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追查了，估计是团长也“义正辞严”反驳了苏联的的抗议，“我们的人根本没到过你给的那个坐标”。副连长算是躲过一劫。

    外交无小事，有事也别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