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雪的那天，我在村外干活。河里结了冰，平日叮咚流淌的小河，看不见了。远山处只有松树在挺立着，连一只鸟也看不见。

    这是一九九一年的十二月十七日的早上。我原以为会有一只花尾巴的喜鹊会在院子里的杏树上叫呢。可是，它并没有来。一切都像原来的样子。一条秃尾巴狗，“砰哧”了两嗓子，就发现了一只邻居家的小花狗。就连弟弟扔给它的一块骨头也装着没有看见，忙着去追那条小花狗了。院子里站了一群人，分别是我的舅舅、干爹和一些邻居们，大家“吃哈”着手上的冷空气，漫着家长。四堂叔喝的脸有些红，手里拿着一只水萝卜，在水管上冲了冲连皮也没有削就往嘴里挏。这大冷的天，吃凉凉的萝卜，到成了一个风景。三婶子就笑，说，不怕把你的牙冻掉了。四堂叔说，没事，没事，我就好这一口，肚子里烧，吃口萝卜降降火。

    今天，是个对我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前几天，父亲就将我要去当兵消息，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这一日，大家聚集在这里，主要一个目的就是为我送行。送行其实也是一种团聚，是忙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后，在这冬日轻闲一下。大家聚在一起，除了说一些祝福的话之外，就是喝酒。喝酒也是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农村人不忌讳菜的好坏，只有样数够了，有酒就行了。当然，这些人喝酒的时候，也会说一些彼此问候的话，比如咱兄弟俩谁跟谁呀；咱弟们这个关系，真叫近呀等等此类的话。主家人听了就开心的大笑。就一个劲的劝酒。在我们当地农村，有这样一句话，只有让客人喝的抱着树找不到家门，主人才尽到了地主之谊。

    就在所有的人吃酒的时候，我没有去酒桌上凑热闹。我在挑垫栏土。我走了，家里的就只留下了弟弟和父亲了。想想，我心里有些伤感。我边往框里装土，边在想着父亲。雪停了。鸟儿出来觅食了。长沿地里没有被雪盖住的地方，有一群麻雀儿呼地飞过过来，寻找着草籽或者其它什么植物的种子。这些可爱的精灵，十分的聪明，时时的交头接耳，相互传递着避免着危险的信号。花猫站在不远处，静静地观察着这些鸟儿，随时随地都想对它们发起进攻。一场雪，一群鸟儿、一只花猫和一个穿着作训服挑垫栏土的“准战士”，打破了这山野的平静。风来了，携着松树上积留的雪花，沿着高处，呼地刮下来，村头小河边上的老柳树突然倒了。一只藏在树洞里的黄鼬，一步就冲出老远，稍做一个停留，回到看了看倒下的老柳树，啁地钻进一片松树林，一只老鹰盘旋在天的上空，中午到了。

    （2）

    我们是一群穿了同样服装的新兵。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聚集在徐州火车站的小广场上，南腔北调，哇哇呀呀。只到夜里的十点钟，天上挂满星星的时候，我们才被另一辆运兵的客车拉走。车在大山里穿行，由于一天的劳累，我睡着了。

    还是后来，我的战友“知了猴”笑话我，那天你的“口拉拉”差点淹死一头牛，说着喷出了一口大米，正好就喷在一班长“小江西”作训服上，“小江西”当时没有言意。不过，脸上有些老大不高兴，这为以后“知了猴”被“小江西”罚去站军姿埋下了伏笔。

    部队上发的冬季作训服并不合身。不过，我心里倒是美滋滋的。对着连队里整军姿的镜子，照了再照。仿佛这身军装，能让自己变成将军。当时，新兵班长在第一个班务会就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班长说这话的时候，听得我心里痒痒的。觉得自己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将军。下老连队后，我才知道，那句话，不是新兵班长发明的，是英国的拿破仑说的。

    新兵排长是一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学员。老兵们还没有拿他当盘菜。在他们的眼里这个新兵排长只不过是一个“新兵蛋子”。不过，那新兵排长，官瘾到是蛮大的。那时，他正站在营房门口看一本作训条例。一眼瞅见我在镜子面前“傻美”，就冲我摆摆手。“你过来，那个谁？”我马上立整，做了一个跑步动作，抱拳跑过来，“啪”我给他来了个立正，接下来要说什么我却不知道了。其实，那个时候他几乎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努努嘴说，你没有看到那儿有一个扫把吗？去把那树底下扫扫。说完这话，他就又低下头，看他的书。那时，我的好心情完全被这个新兵排长给破坏了。随之将军梦，魄飞烟灭。

    我手里握着扫把，就好似握着锄头。那时，不知为何，豫剧《朝阳沟》里银环，就在我的脑袋里打了个晃儿。“前腿那个弓，后腿那个登，抱住锄把不放松。”我感觉自己又回到徂徕山里的农田里。禾苗生的正旺盛着，香椿芽挂了树枝，秃尾巴狗口里叼着一只花毛的野兔，站在地头上等我去拿。那时，战友们正在睡午觉。而我却无缘无故里罚来扫地，心里觉得十分地委屈。生怕那个兵，从窗口里看到“傻帽”样的我。树下根本没有一点儿杂物，连一根多余的草也没有。就是那棵白杨树，此时，也光秃秃的，树上一棵叶片也没有。新兵排长像没有看到我的委屈一样，没有他的命令我是不敢离开那儿的。

    （3）

    也许人的命运往往就是从一点点小事开始的。正是因为有了那天中午，被新兵排长罚扫地开始，我和那个新兵排长成了“铁杆儿”，在他成为宣传股长的时候，把我调进政治处做了新闻报道员。做了新闻报道员，以后我被保送上军校就有些顺理成章了。

    晚点名开始了。该死的新兵排长，被我在心里诅咒了好多次。一班长“小江西”值班。他说：“稍息”、“立正”，那声音拉的很长。然后，他踢出一个正步。“排长同志，全排集合完毕，应该到45名，实到45名，请指示。”

    新兵排长，收起刚才还微笑着的面孔，一脸严肃地站在我们一群新兵面前，先是敬了个礼，然后，他便开始了讲评，他当时讲了几点，我记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说起中午罚我扫地的事情的时候，却令我大吃一惊。心里鼓鼓的跳，脸有些发烧。

    他说，同志们，我们应该像某某同志学习。中午的时候，这位同志，拿出自己休息的时间，把室外卫生清扫了一遍……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向我这边看，只是盯住两个平日里很懒的福建兵。

    受到了新兵排长的表扬，我却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做。明明是他让我去搞卫生的，却说是我主动要干的。我扙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为什么这样做，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是怎么会事。不过，他没有让我当众出丑，让我心里有了一丝安慰。

　　新兵连结束时，新兵排长就不是排长了，调到政治处做了新闻干事。而我也成为了二炮连的一名122榴弹炮的炮手。那天会过餐过后，新兵排长走到我的餐桌前，用手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来你跟我出去一下。在许多兵们羡慕或者嫉妒或者不怀好意的目光里，跟着他离开了餐厅，一前一后，我们来到训练场上。一轮圆月挂在天空，训练场上的训练器械被月亮渡上了一层薄薄的银色。走到四百米障碍训练场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回头问我，你是山东兵？我说，是的。他又说，你在当兵前发表过文章？

    入伍前，我给当时在天津赤峰道的《散文》杂志写过一篇千字散文，没有想到编辑错爱，给发表了。当时，引的很多人羡慕。我也自豪了好一阵子。于是，我坚定地说，是的排长，是《散文》杂志。

    又问：你家在农村，听说还是大山里。我回答：徂徕山。”再问：为什么来当兵？”答：我家都是农民，我父亲觉得种地不好，当兵是个跳板，能留在城市里。他说：山是一个有灵气的地方，写作是一个细活，巧活，不要着急，要慢慢的来。

    后来，他又询问了一些山里状况。最后，他说：你喜欢新闻报道吗？我那里有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籍。说着，他从军裤的口袋里掏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如何写好连队新闻》；一本是《新闻写作基础教程》。这是我第一次与新闻写作结缘，多少年之后，我一直保留着这两本书。这代表了一个时期，因有了良师谊友的引路，才让自己找到了今后赖依生存的基础。这不仅是两本书，还有新兵排长的关爱，一种博大的兄长般的关爱，是一种深厚的情谊，让人一生不能忘却的战友的博爱。

    （4）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从老家县城里的一所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大学，父亲坚持让我复读一年，我没有同意。第二天，打起铺盖卷，就走进了青松笼罩的徂徕山，挑着扁担去山外的集市上卖西红柿去了。

    要征兵的前昔，在茅茨集做牛贩子的三姑夫来我家串门。与我父亲说起今年镇上征兵的事情，我的父亲脑袋里冷不丁就闪出一个念头，咱还不找找人，让你大侄到部队去当兵呢？

    我的三姑夫不仅仅是一个牛贩子，而且很快为我的父亲出起了主意。一根蚂蚱腿没有舔完，两个人就已经喝下了四两白酒，于是，我的命运便在二人的操纵下决定了。

    他们第一步棋，是给我们村支书家下了一捆“泰山白酒”的礼。第二步棋，是托人又给镇上武装部长送去两条鱼，三只鸡和一个猪头。镇上的环节走完了，他们又走进市里，去了我们家一个拐了不知道几拐才沾上亲戚边的姨夫还是表舅家里，又是送去鸡、鱼、肉类，临走还留下三百或者五百块钱，说是让人家打点人情用，不够再言议一声，然后再是去送钱。当然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那时，我还在专心地挑我的扁担，赶我的集，卖我的西红柿或者山里产出的其它可以拿来到集市上卖的东西。

    我每次从山里出来，都要挑七、八十斤货物。山路弯曲地漫出山来，一直延伸到六、七十里外的乡镇集市上。那时，我在一个朱姓老汉的杂货摊前摆地摊，朱老汉的女儿娜娜像我一样已经不上学了，跟着他的父亲做生意。娜娜说话的声音很甜，有些像电视剧里的某个明星，样子也极像。她是一个很赶时尚的姑娘，在学校里时，似乎我带了许多山里人的基因，害羞、腼腆，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现在，我在朱老汉的杂货摊前摆摊子卖我的山货，样子也是极可爱的，这是娜娜说的。娜娜说我，你真是一个傻帽，她直言不讳，开始我觉得十分别扭，后来，熟悉了，我又觉得那种别扭成了我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在我的父亲某一天和我商量到部队当兵的事，我一直没有当一回事，甚至于从来没有听到过一样。而娜娜在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却听的特别地认真。有时连她无意中做的某个小动作，我都记得很清楚。

    我真正改变在娜娜心目中的位置，是在那次集市管理部门与工商、税务、派出所联合对个体商贩乱占摊位进行治理整顿的时候，一个联队员与朱老汉发生了口角。在争吵中二人还动上了手。那个联防队员十八、九岁的年龄，三下五除二就将朱老汉掀翻在地。那时，我正在呲着牙看路边的一对公狗打架，没有想到身后朱老汉与联防队员也干上了，联防队员没有警服，我认为是那个街皮在生事，想也没有想就三下五除二将那联防队员给干挺了。

    这下我可是闯了祸了。联防队员从地上爬起来，回头冲我像疯狂的怒狮一样裂着嘴大声地怒吼道：“你小子给我等着！”吼罢，撒丫子跑了。

    这时，站在旁边急得六主无神的娜娜乐了。也许是被我“大无伟”正义感所感动了，也许，是他看到那个被干挺的联防队员的熊样给逗得。反正，当时我看到她乐的不轻。

    娜娜还没有乐完，派出所突然就杀来两名民警。那时，我看到朱老汉边拍打着身上的泥土，边向众民警中领头的陪礼道谦。那名吃了亏的联防队员，看来他把对朱老汉动手事隐瞒了。反过头来又咬我对他行凶的事。我原本是被派出所的人，吓得六主无神的，我想忍住这口气不说话，但看到他那嚣张的样子，却怎么也忍耐不住了。这小子是逼着哑巴说话，山里人就是这样，沉默一但变成语言，便会使出最为尖酸刻薄刀子。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无须赘述。总之，派出所领头的人还有那名联防队员都显得非常尴尬和难堪，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闭上你的狗嘴，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

    一句跟我们到派出所“走一趟”，使周围的气氛立马变得格外严峻。朱老汉意识到了这件事严重性。他上前和派出所领头的那小子低三下四，而我却一把将他推开，我记得当时我说，我跟他们去，这有什么了不得的。

    其实，我当是为什么做。自己也说不清楚。已经没有什么后路可退了，我只好让自己硬着头皮去“迎战”无耐了。无耐一旦发生，哪怕是一个沉着练达的人，有时也会变得一反常态，激昂慷慨起来的。从那时我才发现，我的潜意识一直是带有挑战性的，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沉着练达的人，骨子里有种易于冲动、易于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一旦冲动起来，岂止“激昂慷慨”而已，简直可以说“目中无人”，“气冲霄汉”！尤其当我深信正义是在我一方时，我是颇有点不怕天不怕地的。

    （5）

    我被带到派出所后，屁股被领头的民警狠狠地揣了一脚。派出所长似乎很有涵养，默默地吸着烟打量了我两眼，自顾自地走了。他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离开前狠狠踩灭烟蒂的动作，有些让人“触目惊心”。当时，我心里一片黑暗，太阳什么时间出来，我什么时间离开这个鬼地方心里没有一点底。中午娜娜来给我送饭，我看见这个平时喜欢嘴巴厉害的姑娘，眼泪汪汪的，竟然没有说一句话来，我从她的眼中似乎读到了某种恐惧与担忧。那时，我竟然从心底升出一种幸福的感觉。

    我知道娜娜像我一样并没有见过多大世面。在农村人的心目中，派出所是最大“衙门”。农村妇女在吓唬小孩子的时候常常会说，你不听话，就让警察来抓你。我今天弄成这种“嚣张”的局面，是他们万万料想不到的，他们既感到震惊，也暗暗感到钦佩。我无形中成了代表他们中一部分不敢公开站出来说话的人。这种局面的出现也使派出所的民警们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卖山货的毛头小子会这样地不知道天高地厚，敢与他们执法机关的人进行还击。

    剖析起来，我的“行侠仗义”，倒并非主要是受所谓“正义感”的驱使。这只是一个山里的青年，除了受到某抑制性敌意之外，是他的人格受到了冲击。山里人朴实惯了，一旦受到不公平的逼迫，就寻找机会想得以发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过在什么机会下，以什么事件为导火索，以什么方式发泄和反抗，因人而异罢了。直到后来，在连队里受到新兵排长无端叫去扫地时候，受到这件事情前车之辙，而在那个时候才没有释放出来。不过，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那天联防队员，袭击的不是娜娜的父亲，我会不会勇敢去面对，“衙门口”的人呢？真的说不准。或许是敢，但缺少勇气，或者不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事实上，与派出所联防队员发生冲突，我并没有“大获全胜”。我不过扮演了一次“唐吉诃德”式的惨败者的角色而已。我说过，那个时候，正好是我的父亲和三姑夫在忙着为当兵的事情忙着送礼。在我体检合格之后，要到派出所政审。不是怨家不碰头。给我政审的刚好是那天被气了个底朝天，在集市上领头的警察。他看到是我，哼哼地发三声冷笑。他的每一声笑，都使我的身体一哆嗦。我的命运在他三声笑后就差一点划上句号。

    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前途十分地渺茫。我差一点撒腿跑掉，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在房里以给我的“政审官”送水为名看我热闹，那个被我干过的那个联防队员幸灾乐祸目光和那张恐怖的脸。

    他分明对我落到这种地步很高兴。“就他这种素质还想去当兵？”他对那个政审的警官说。

    我说：“我素质怎么了？我那天动手是我的不对，但他也不能以执法为名，动朱大爷动手呀！”

    “一码是一码，你参与打架就是你的不对，你这次政审我看并不合格。”

    我说：“不合格散，这兵我不当了。”我一看没有了希望。反而刺激了自己的强脾气。

    “这个死孩子，你到这个时候，还知道嘴硬，混帐吧，你就!”说完了，我的政审官气哼哼地离开了办公室。

    多少年之后，我仍旧感激当年在集市上发生的这件事情，让我从冲动的情绪里得到了教训。在派出所外焦急等着的父亲见我哭腔着脸出来，二话没说，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城里。他又是拿了很多在我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好东西，找到了我家的亲戚，然后，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第二我再去镇上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政审官”脸上堆满了笑容。那个时候，我感觉到那个人的脸上笑容像一条条蛐在爬。我对他痛恨到极点。

    终于是随了父亲的心愿，政审合格后，我就穿上了那身不太合体的作装服。 换上军装，我去了朱老汉的杂货摊那儿，磨蹭到天黑也没有见娜娜。朱老汉告诉我，娜娜去他外婆家里了。没有见到娜娜，我对着自己的军装发了半天的愣，那天我是特意为娜娜换上的。

    第二天，我在父亲还有一家人的护送下，上了那趟运兵的火车，呼哧呼哧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