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利用又来了，但是这一次他的精神面貌显然和上次大不一样，道理很简单:国防部是外交部的腰，这一次他是先挺直了腰再去的。当然这么大的事情也没那么简单，曹利用还是跑了好几次才勉强谈成。

    刚开始又谈不拢，辽方派左飞龙使韩杞和曹利用一起回到宋行廷继续谈判。韩杞非常恭敬的跪献国书，但再次申明谈判的前提是归还契丹帝国的关南瀛、莫二州国土。宋廷议后一致认定关南已经久属大宋，决不归还，最多给点钱了事，并准备以此答复。这时宋廷才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由于和契丹帝国打了几十年的仗，其他国家又都是小国，宋人已经忘记怎么和别国平等交往了。所幸翰林学士赵安仁依稀记得国书的体制，写了一封答复辽方。

    曹利用和韩杞拿着国书回到辽帐，辽方觉得他很不耿直，说必须要归还关南之地。曹利用假装哭丧着脸说:“北朝（辽）兴师动众，如果是希望南朝（宋）给点钱，还可以谈谈。”契丹人一看他不是很强硬，立即就泄露了己方底线，政事舍人高正遽道:“我国此番大举前来，本就是为了收复关南之地，如果不能的话就太吃亏了！”曹利用确实是个外交高手，很善于把握节奏，此刻又突然强硬道:“我奉命而来，并不怕死，我就这个条件，如果北朝不怕后悔，恣意索取的话，关南之地取不回，兵也罢不了！”宋使的突然强硬，给契丹的孤儿寡母心理沉重一击，无奈答应只收一点钱了事。曹利用假装大方给每年绢二十万匹、钱十万贯。契丹遣右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与曹利用回宋廷献国书。

    契丹人在外交场上确实要吃点亏，写好国书之后才发觉成书太草率，只写了个“同意只收钱”，还有很多重要事项没有说明，又不好意思再开口，最后只好请熟人王继忠找到曹利用补充条款。“只收钱”是不行的，还要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永不交兵，宋帝国不再在边境上修筑运河堡垒。曹利用又假装大方的答应下来，他和姚柬之回到宋行廷跪献国书，这一次的国书虽然答应了曹利用提出的条件，但是还在责怪宋方没有遵守当初王继忠和他约好的条件。契丹人真是憨直得有点可爱，那是辽军占据优势的时候提出的条件，现在形势相易，怎可能还要遵守？

    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西元1004年）十二月（按西历计算已在1005年一月），两国正式签订和约，内容大致为以下几点:

    一、宋帝国继续占有关南瀛、莫二州的国土，不归还给契丹；

    二、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年长为兄，辽圣宗年幼为弟，后辈以此类推。兄弟永不交兵，宋帝国不再在边境上修筑堡垒、运河；

    三、签订国际刑警协议，不再收容对方罪犯，接受叛降；

    四、宋帝国每年赐给辽帝国绢二十万匹、钱十万贯，共三十万，称为“岁赐”（后改称“岁币”）；

    五、开放互市，消除贸易壁垒。

    由于这个和约在澶州签订，澶州古名澶渊，唐朝因避唐高祖（李渊）讳改名澶州，故史称《澶渊之盟》。关于这个和约后世有许多大相径庭的评价，也是本书需要说明的重点之一。

    总体而言，后世对此和约的评价颇高，认为是一个双赢的结局，贫穷的契丹帝国获得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而宋帝国则了却了最大的边患，为仁宗朝的文治巅峰创造了前提条件。在接下来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内，宋帝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后人再难比肩的灿烂文明，并且成功的从中古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极大的拉动了地球人类文明高速向前发展。

    但是也有一些反面的评价，尤其是近年来狂人频现，《澶渊之盟》又作为宋朝“文弱”的一个证据被反复提起，这些人针对和约的几条依次有以下观点:

    一、无视宋帝国占据了契丹帝国的关南之地没有归还，或者称之为是契丹帝国向宋帝国归还了攻占的国土；

    二、《辽史》上讳言辽圣宗当了小弟弟，巧妙的称萧太后当了叔母，现代某些人对这种提法非常推崇。同时罢兵自然也是宋王朝“文弱”、“怯战”的表现；

    三、这个没什么好说；

    四、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政权“纳币求和”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是宋朝怯战的表现，大加鞭挞；

    五、说法也不多。

    对于此，本书须作如下依次说明:

    一、关南瀛、莫二州和易州一样，是属于幽云十六州中的三州，幽云作为传统汉区，宋帝国作为汉民族帝国正统，很有理由收取。但其在后周建国之前就是契丹帝国的国土，当时宋朝的太祖还是个离家出走的愤青娃，所以契丹帝国多次兴师动众要收复国土，结果还是未能得逞，宋方实则是强占了对方国土拒不归还；

    二、宋为兄，辽为弟应该是很平等的，而那些故意说萧太后当了叔母的人，欺骗善良无知百姓的心态非常恶劣；

    三、略；

    四、这条比较重要。纳币给外族当然不太光彩，但仍然是一笔赚钱的买卖。宋朝是解放前最富裕的一个朝代，中央财政收入常年保持在一万万贯以上，而宋军组织一场大战，成本很容易上千万，而且要使生灵涂炭。如果真能免除大战，30万贯确实是很小的数字，而对于契丹帝国而言却很多，可谓趋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曹利用出使之前真宗给他的底线是100万，而寇准则只给了他30万。达成协议后，真宗起初误认为是300万，仍勉强接受，听清楚是30万时非常高兴。现代有些人居然将岁币夸大为宋朝的“沉重负担”，甚至是“积贫”的重要因素，完全不符合事实。退一步讲，宋朝只纳币，却从不和亲，这一点比强大的汉唐做得都要好。尤其是唐朝，既送钱又送女人，还是送的真公主，甚至还送过男性的王子去和亲，仍然被誉为盛唐，宋朝的这点岁币实在不应该被过于的贬损。

    五、一般被无视了，其实也比较重要。宋朝是一个以工商业立国的国家，北宋工商税一度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70%左右，南宋还会更高，宋朝人对商业机会的需求可谓如饥似渴。由于科技、文化和市场资源的遥遥领先，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宋帝国的纯市场贸易都必然处于绝对劣势，契丹人还不懂得利用政治地位保护本国商业，所以每年都被宋人吸走大量利润而不自知。一些论文说宋朝的公私企业每年通过宋辽贸易可以获取数百万贯的利润，此数目从账目上都超过了数十万岁币。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宋军是胜而求和，本来应该乘胜追击甚至打进草原而不应该答应任何和议。这种观点太过于简单粗暴，渊源在于晚清众多丧权辱国的“和约”，国人一听到“议和”二字就神经敏感。事实上，以双方的战斗力而言，但凡主动进攻者必败，这一点宋太宗、曹彬、耶律休哥都一遍又一遍的验证过了，和平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实在过于酷烈，每战损失的精壮男丁都数万，几十年下来对生产力的破坏太大。苏联和美国冷战数十年，摩擦不断，却一次都没真正动过手，正是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加理智。

    当然，还要说明一下的是，对《澶渊之盟》持正面评价的观点也有一些疏漏（但不是心态问题）:

    一、宋辽和平之后宋帝国并未获得真正的和平，恰恰相反，征伐西夏的战争比宋辽战争更加激烈，文明的步伐仍然是在残酷的战争中迈进的；

    二、辽国直接获取巨额岁币对生产力发展并不是好事，这一点历代史学家和现代经济学家均鲜有提及。在此首先要讲明一个经济学原理:扶贫的真正办法是为他的产品提供市场而不是直接给钱。因为货币性收入仅仅是生产力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内涵，由于这个外在表现的真实性历来很稳定，所以人类已经渐渐忽视了它可能出现的虚假性。然而在“扶贫”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直接获得扶贫现金的国家仅提高了购买力而没有提高生产力，当这笔直接获得的货币现金支付完成后它依然是穷国，必须等待下一笔现金。只有当它的产品获得市场，通过市场购买促使生产力提高，掌握一定的市场资源，才能成为真正的富国。举例说一个人怎样能脱贫:不是直接给他钱，那样他会成为叫花子，最好是给他找到一份工作，相当于在市场上购买他的劳动力，他才能脱贫。这也就是西方国家乐此不疲的在亚非拉扶贫，却越扶越贫的经济学原理，因为他们根本没打算让这些贫国真正富起来，恰恰相反，是要保持它们的贫穷，以此保持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富国地位。这样的例子我们中国并非没有遭遇过，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大飞机项目研发正值关键时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却非常“大方”的转让了几项关键技术，这是在帮助你吗？显然不是，麦道这一手恰恰是要封杀你的自主研发。果然，不久之后“运十”项目下马，美国人成功的扼杀了一个即将崛起的竞争对手。当然，一千年前的人还没有总结出这个原理，但事实上，这个客观规律却对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的生产力发展都起到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只不过大家都没提出来而已。

    三、岁币对辽国的宏观经济起到了强大的挤出效应。又需要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挤出效应。这是指国家加大政府购买和投资（财政支出），会导致市场物价上涨、实际利率上升，实际利率会越过更多企业的资本边际效率（项目内部收益率），减少市场上的私人投资项目，将他们“挤出”了。宋朝每年给辽国的巨额岁币当然都是给到辽国政府手中而不会有一文钱付给任何一个普通百姓，这必然使辽国的政府支出在宏观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剧增，其强大的挤出效应简直会令辽国的私人投资窒息。辽国对宋朝的贸易本来就处于绝对劣势，而本国企业又因为政府的挤出效应不能成长，宋辽贸易处于愈加不平衡的状态。同样，当时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原理，但并不影响客观规律在背后发挥作用。

    虽然政治上宋辽双方处于平等地位，但是经济上却是完全不对等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事实上使契丹帝国成为了宋敌国非常稳定的经济殖民地。在不懂得关税壁垒和国际贸易保护重要性的年代，只要向宋帝国开放市场贸易的国家和民族都将毫无例外的沦为其经济殖民地，当时有少数人隐约感觉到了，但总体而言都还没有清醒的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宋人会在占了大便宜后，在一位昏君及其奸臣的带领下，作出一个极其愚蠢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