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乱世终结的关键性步骤

    正如前文所说，建隆元年，是宋朝正式建立的一年，可以作为五代结束的具体标志，但不是事实上的彻底终结，因为五代的很多问题都还遗留在宋朝体内，随时可以激发出来使宋朝成为第六代。

    五代十国的很多君主都是通过篡位的方式登上皇位，当然也害怕自己做过的坏事在自己身上重演，都想方设法的防止，但是篡位之事却愈演愈烈，国祚一个比一个短。隋文帝总结汉、晋以来大臣专权的情况，认为“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权力太大，权臣一般都出自丞相或太尉（有时称大司马将军），于是废除三公九卿制，重新设计三省六部制，带来了隋唐盛世。然而五代以来的殿前司都点检职务却和太尉职务大同小异，很容易掌握军权，周世宗驾崩前就害怕时任殿帅张永德会对继位的幼子不利，用亲信赵匡胤代替了张永德，结果还是被赵匡胤篡位，可见这个职务本身设置得就有问题。新建立的宋王朝必须对官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革除隋唐以来三百余年的积弊，走进下一个新时代。

    宋太祖和赵普首先改革了宰相制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行政长官，同中书门下参知政事副之，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和副总理。但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都分别由二至三人同时担任，有效的分割了权力，避免了独裁。更重要的是军权，以往国家军权掌握在太尉（大司马将军）一人手中，很容易形成专权。宋朝以枢密院负责军事，与中书门下省平级，长官是由朝廷任命的知枢密院事，并有同知枢密院事、签署枢密院事等副官，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与中书门下的宰执平级，分别称东西两府宰相。一般习惯上称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和枢密院长官为执政，合称“宰执”。皇帝本人和这七八位宰执就组成国家最高领导班子，相当于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皇帝和宰执权力都很大，但又都不能形成个人独裁，既避免了专权，又尽量避免了个人决策的错误，所以这种合理的政权组织体系设计就一直沿用下来。

    至于前代的太尉、中书令、尚书令、枢密使、节度使这些很经典的官名也作为虚衔和赠号保留下来。各位宰相名义上是平等的，但事实上总有一个人的资历、名望要略高，这位自然其实是首相。后来又有一些官制改革将同平章事改称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太宰少宰，其中的左相（太宰）自然就成为宰相。这种名称上的变化虽明确了宰相的顺序，但始终没有设置汉、晋独尊的丞相，直到南宋中后期“平章军国事”职务的出现，不过那时候宋朝也即将结束了。

    而隋唐六部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也得到了改善，宋朝又设置了三司、审官院、司农寺等机构分担了六部的大部分权力。六部在宋朝实际上权力并不大，尚书、侍郎也主要作为代表官员级别的虚衔。但后来明朝又恢复了六部的大权，尤其是吏部、兵部尚书权位之高，未必不如内阁宰相，这其中有利有弊，不易说清。现代国家多从明制，直接以部长（尚书）为阁员，但也有少数保留宋制，比如泰国就以枢密使而不是国防部长作为最高军事长官。至于我国现代的组织结构设计，我个人觉得兼收了宋制和明制的优点。不过组织结构的改变可以通过人为的设计，而要收拢开国功臣的军权就要相对困难一些。

    建隆二年，宋太祖曾召赵普问对:“为何这几十年来，帝王换了八个姓氏，战争不息，生灵涂炭，我想息天下之兵，让百姓休息，你觉得如何？”赵普答道:“您能这么想，实乃天地人神之福，但是息兵是不现实的，关键问题在于方镇太强，君权太弱，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削夺他们的权力，收掉他们的精兵、管制军队的钱粮，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还没说完，太祖就打断他说:“我知道了，你不要说了。”后来赵普多次进言要求太祖削夺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改授闲职。太祖可能是念及故情，也可能是觉得这几个人暂时还离不开，一直没有答应。但是赵普一有空就把这事儿拿来说，有一天太祖实在不耐烦了道:“这几个都是我的老兄弟，必然不会背叛我！”赵普答道:“他们几个都不是帝王之才，我也不担心他们反叛，我是担心他们的部下贪图拥立之功，将他们强行推上皇位啊！”

    宋太祖猛然省悟，于是召来石守信等人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宋太祖忽然叹道:“我能有今天，全靠你们几位出力，你们对我的大恩无穷无尽啊！但是天子也不好玩，不如当个节度使。”大家忙问何故，太祖又道:“这不难理解，谁不想得到我这个位置？”石守信等人连忙顿首道:“今天下已定，我们绝对没有反叛之心！”宋太祖道:“你们虽然没有反心，但是你们的部下若贪图富贵，会将你们强行推上帝位的。”石守信等连忙哭着请太祖指一条生路，太祖答道:“人生苦短，你们不如散去军权，而多积钱财，让子孙无忧，尽情享受。我与你们结为世代婚姻，互不猜忌。”众人叩首以谢，第二天纷纷称病请辞。

    不久，宋廷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义成军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都虞侯、镇安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军节度使。此前韩令坤、慕容延钊确实年老多病，已经辞职。这样，陈桥兵变中拥立宋太祖登上帝位的这些老军头便都辞去实职，交出军权，不再威胁皇位。这便是历史上被称为“杯酒释兵权”的美谈。试想如果宋太祖不是以这种温馨的方式取掉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而是猜忌陷害，那么石敬瑭、郭威就是榜样，而如果不削夺他们的兵权，那么朱友贞、李从珂还有他自己就是榜样。所以宋太祖以这样的方式，巧妙的走出了这个两难的选择，迈出了结束五代之殇的关键性一步。

    当然，宋太祖能够做到这一点既是由于他天性仁厚，同时又有很多背景因素。一方面石守信这些人都是当初“义社十兄弟”成员，确实是他的好兄弟，所以才能推心置腹，不然难免还是要猜忌；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发展阶段已经逐渐走出了门阀贵族时代，封建领主制的残余已经很少。石守信这些人虽然兵权很大，但毕竟只是宋廷的官员而不是封建领主，如果是类似于同时代欧洲的封建领主，军队、国土和人民都是私有财产，则绝对不可能交出来。

    当然，以上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但这并不是本书现在要说的主要问题，我们要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现代人认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建立文官掌兵制度，废黜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导致了后来宋明的“文弱”，甚至有人将鸦片战争和日本入侵都归咎于宋太祖。

    真的是这样吗？善良的人民似乎很容易相信。

    我们且先不说如果没有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宋朝作为第六代对“尚武”的民族到底有什么“好处”，就只说说宋朝到底有没有损坏“尚武”精神。

    首先要指正一点的是:宋太祖并没有建立文官掌兵的制度，那还要等到宋太宗，杯酒释兵权只是削夺了几位老将的军权，转交给几位更年轻的武将，这和周世宗让赵匡胤取代张永德是一个道理。而郭进、潘美、曹彬等年轻武将也都成长起来，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有人说宋朝是武将篡位建立的朝代，所以皇帝始终猜忌打压武将，造成尚武精神的流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合理的制度结构，宋朝的君臣关系最为稳固。皇帝最信任武将世家，只要某位武将的子孙确实具有才干，皇帝都能重用，而不必担心这个家族在军中形成势力，故而宋朝的将门世家为历朝之最。著名的有石守信、石保吉父子，曹彬、曹玮父子，李处耘、李继隆父子，杨业、杨延昭父子，种谔、种师道叔侄，刘延庆、刘光世父子，岳飞、岳云父子，吴玠家族、孟珙家族等等，很多后人都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立下了更胜父辈的卓越战功。

    而宋太宗继位后，改革了殿前司、侍卫亲军司等机构，重新设计了枢密院的职权，大大改变了国家战争机器的运作方式，首创了文官掌兵制度。枢密使本是唐代设立的官职，掌管奏章的收发批复工作，五代以来成为最高臣职，实际上相当于汉晋的丞相。宋太宗则以枢密院掌管军事，枢密使和副使成为中书令、尚书令一样的虚衔，而真正掌管枢密院的长官知枢密院事、同知、签署一律是由朝廷任命的官员，其中文官居多，这种设计使军队事务更加融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也逐渐形成了文官掌握军权的制度，事实上就是军队国家化，将军官擭取私人兵权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现代文明国家无不采取这样的制度。

    有人说文官不懂打仗，所以宋明对游牧民族作战总是失败，此说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宋明对外作战都是胜多负少（下文将详细讲到），而且文官只是掌握军权，具体指挥作战的仍然是职业武将。而且宋太宗首创了军事学院体系，使武将的教育培养进入到了一个规范化时代，他又发明了参谋本部制度和阵图制度，其目的本身是为了约束将领的兵权，但却由于其多方面的合理之处成为现代军事指挥体系的一致选择。有些人说参谋本部和阵图束缚了将领的手脚，使其不能自由发挥，导致了宋朝经常打败仗。前半句说对了，后半句是脑残。将领的手脚当然要束缚起来，历史上因为主将乱指挥而导致打败仗的还少了吗？规范、限制权力，这恰恰是进入现代军事指挥体系，也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只有某些妄图还将人类社会停留在野蛮暴力时代的人，才会反对军队国有化，反对分权体制。

    当然，有些人退了一步讲，说宋朝确实是创造了现代文明，但是却实施得过早，所以造成了后来失败的悲剧。这种观点也很难说正确，因为宋朝是一个在军事上对外作战表现非常优秀的朝代，至少比唐朝要强，既然唐朝能被捧为“盛唐”，那么宋朝也不应该被贬低。事实上，所有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一个:宋朝对外作战的表现是否优秀？好吧，之前我们已经讲清楚宋朝是如此从五代这个血海深渊中浴血而出，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宋朝建立后和周边的强大帝国们如何作战吧！当然，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知识，了解一下宋朝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战争的一些时代特征。

    第三章 宋朝所处的时代及其战争的特点

    巨大的外部经济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宋朝正处于一个东方文明社会大转型时期，军队国有化、贵族门阀退出历史舞台、形成统一的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这样的国家内乱更少，也更有利于集中力量，但是大家要注意，并不仅仅是汉族走出了这一步，在此我们先介绍一个经济学上的著名理论:外部影响。

    外部影响是马歇尔、庇古、科斯和布坎南等不同时代经济学家的主要研究内容，其中科斯定理表述为:由于存在经济的外部影响，所以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只要明确产权归属，并假设其交易成本为零，以及市场信息完全充分，市场仍将自动调整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科斯定理的具体内涵就不多说了，只引用下其中的“外部性”概念，此概念被解释为一种现实中不可避免的情况:各人或单位的各种活动都会外部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他们享受了这种影响，却没有为此付费或收费。比如您花钱买一盆花放在窗台上，过路的人都看到了，觉得很漂亮，但是他们不会向您付费，这称之为外部经济；相反您把垃圾丢在路边，路人看到会很恶心，但他们也不会向您收费，这称为外部不经济。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外部性影响，同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同在一个地球上，各个民族之间有大量的交流，相互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影响。中华文明发展到唐宋，自身达到了一个顶峰，同时也对地球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外部经济。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但其发展不完全同步，而且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可以相互渗透影响，也可以产生跳跃性发展。而自有文字以来，人类文明的成果都是可以传承借鉴的。就好比爱迪生通过无数次实验方才确定钨钢适合作为电灯的光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经过这么多次实验才能确定光源的材料，我们直接使用爱迪生的结论就可以了。同样道理，与汉民族相邻的游牧民族，虽然他们还处于相当于汉族几千年前的游牧时代，但他们并不一定也要经过同样长的时间来进化，他们可以直接借鉴汉族的经验，构造最新型的汉式帝国。

    在宋朝之前，汉、唐面对的主要对手是匈奴、鲜卑、突厥等游牧民族，他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是游牧部落，抗风险和抗打击能力其实很弱，偶尔能够趁汉族衰弱的时候逞一下能，但总体而言仍无法与人口上亿，拥有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相抗衡。但是宋代则完全不同，由于中华文明的巨大外部性经济发挥作用，周边也崛起了好几个强大的汉式帝国，辽、夏、金、元都拥有很接近于宋帝国的文明体系。我们必须深刻的认识到一点:宋朝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宋辽、宋夏之间的对抗是和罗马对抗波斯、美苏争霸相类似的大帝国抗衡，和汉唐时代打击游牧民族的作战远远不可同日而语。这不是偶然，而是中华文明自身发展到唐宋时代的必然，是外部性影响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周边民族都赶上了汉族的文明步伐。宋朝灭亡后，东方文明整体陷入低潮，而西欧民族则在吸收了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趁机赶上，也并不是偶然。

    宋代的民族情况

    关于汉民族的起源及其特点，前文已经讲过。汉民族很早就脱离了领主时代，也并没有进入宗教社会，民族意识也不强。虽然名义上有“汉人”之说，但远不能和现代民族观相比，所谓“夷夏之辨”更多只是一种笼统的文明和野蛮的对立，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关系，现代民族国家还要等到八百年后的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首创。五代由于汉民族自身的堕落，而辽、夏帝国逐渐进入文明社会，很多汉族人选择了归附他们，这些人进一步推动了他们的发展。同样，也有许多其他民族的人归附于宋廷，为宋帝国效力。在宋代，虽然中国人已有朦胧的民族意识，但毕竟还没有像现代一样成熟的民族主义，所以南宋时有些人在宋、金、蒙三方之间摇摆，逐利而动，他们并不能像现代人一样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

    宋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同时由于各民族的实力接近，所以民族矛盾也异常尖锐，也正是因为如此，宋代的战争才浩大而频繁，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