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0日，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北京的各国公使们陷入了恐慌，他们更加坚定的认为清廷将要对他们进行有预谋屠杀，于是立刻取消了撤出使馆的计划，并打算在北京使馆区固守待援，等待天津出发的各国军队。

    由于距离英法等主要使馆较远，比利时、荷兰、奥地利三国使馆的外交人员随后离开了他们的使馆，来到防卫较好也比较宽敞的英国使馆。当时的英国使馆是使馆区中面积最大、房子最多的，院子里有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五口淡水井和两口咸水井。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在京的外国人（近900人）也都纷纷躲进了英国使馆，还有很多传教士也带着他们的一些中国教民来到使馆区避难。

    英国使馆原本只住60多个人，这些人来后让使馆完全变了样，就连马厩里都挤满了人。不过，避难者也带来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包括150匹马和骡子，一小群羊，还有一头奶牛。另外，英国使馆还囤积了大量的食品，200吨的白面和大米，成箱的葡萄酒，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屠宰马和骡子。

    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清廷发布上谕，称:“近日京城内外，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兵麇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成如何收拾，殊难逆料”。随后，清廷又将上谕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给各省督抚，要求本省“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并要求“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时势紧迫，企盼之至！”

    当天下午，清军便向使馆区发动了进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攻打使馆的主要力量是义和拳，而清军则在暗中保护使馆，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时人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6月20日（下午），“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拳民们并没有亲临攻击第一线，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只能“升屋而号”，并没有直接进攻使馆区。事实上，从拳民们进入北京到使馆最终解围，除了极少数拳民的的零星活动外，义和拳自始至终都被隔离在战线之外的，并没有能够直接的、大规模地进攻过使馆区，也远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

    从逻辑上来说，义和拳并不是不想去焚烧或进攻使馆区，而是他们做不到。原因很简单，早在6月16日的时候，荣禄的武卫中军便奉命保卫使馆，义和拳根本就靠近不了使馆区。类似的证明还有很多，譬如在英国公使窦纳乐的报告、普特南.威尔所著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和中国教民鹿完天所写的《庚子北京事变记略》中，均为反复讲到清军的进攻，而对义和拳的进攻行动只字不提或者匆匆带过。

    清军的进攻开始后，首先遇到攻击的是划在主要使馆之外的比利时使馆和奥地利使馆，由于这两个使馆的人员已经撤退到英国使馆，因此留守的卫队士兵几乎未经抵抗便撤出。当天晚上，这两个使馆被大火烧毁。

    使馆卫队紧接着放弃的是荷兰使馆和意大利使馆，因为荷兰使馆在使馆区外，而意大利使馆处于使馆区防线的突出部位，兵力薄弱，难以防守，因此清军一进攻，使馆卫队便主动放弃。事后，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还极为恼怒称这是一个“误解造成的极大失误”，因为意大利人在撤出后，使馆也很快被焚毁。

    6月21日，清廷正式发布“宣战诏书”。这个诏书是由军机章京连文冲写的，使用的是离骚体，文采很好，曰:“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

    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祗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

    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块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这个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是耐人寻味的。

    首先，清廷以洋人强行索要大沽口炮台为由进行宣战，殊不知此时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过被直隶总督裕禄隐瞒未报而已。换句话说，联军在6月17日攻占大沽口炮台的行为，其实是构成了事实意义上的宣战，而清廷在6月21日的所谓“宣战”反落在了后面；

    其次，清廷在诏书中并没有指出宣战的具体对象，而只是使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因此，这在国际公法上能不能算是对外宣战，这恐怕还是个问题。事实上，后来也没有任何国家宣布正式应战；作为反证，清廷和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是相互宣战的，这可以排除清廷不懂国际惯例的可能性。

    其三，清廷这个诏书的目的主要是向国民解释朝廷为何要做出如此决策并呼吁共同御敌，这看起来似乎不是对外宣战，而像是一个对内的战争动员令。这是很让人费解的。

    由此，认为清廷在庚子年对十一国宣战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在21日发布诏书后，清廷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将义和拳称为“义民”，并声称要将之编为民团，由端王、庄王和刚毅统率。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清廷“由剿改抚”政策的根本转变，表明清廷已经与义和拳合流，但实质上真是这样吗？

    作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义和拳被招抚后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清廷门下，他们仍旧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无组织的特性，认为清廷试图依靠义和拳来保卫政权的观点看似有道理，但那只是一厢情愿而已。事实上，即使清廷在公开招抚义和拳之后，这也并不代表对义和拳的能力加以信任。当然，正当权的刚毅和载漪等人是例外，他们在褒奖义和拳为“义民”的过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动机而言，刚毅可能因为见识短浅或者根本就是上当受骗而相信了义和拳，但载漪等人却不乏利用义和拳赶走洋人并制造混乱局面以乘机夺取皇位的私心。譬如在6月25日早晨，“端庄二王（载漪和载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光绪皇帝）以二毛子。”所幸的是，慈禧太后及时赶到，这才制止了这场试图弑君的政变。

    由此看来，清廷此时对义和拳的招抚看来更像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安抚并防止拳民暴动，而其对外宣战则给了拳民一个怒气的宣泄口，同时也是在失控的局面中维护了清廷的合法性地位。换句话说，在义和拳大量进入北京城且局势失控的情况下，清廷必须顺应义和拳，扮演一个“爱国爱民”的朝廷。如果此时贸然剿杀义和拳的话，恐怕等不到外国干涉清廷便已经亡于拳民之手了。只有领悟到这点，才能体会到清廷“宣战诏书”的深刻含义，而这也是这个所谓的“宣战诏书”对内而不对外的原因所在了。

    事实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清廷的用意。就在6月20日发布的上谕中，清廷便提到“近日京城内外，拳匪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而导致的“剿抚两难”困境；6月28日，清廷又向列强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6月30日，清廷在向各省督抚解释“宣战”原因时，称“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祸起肘腋”的含义，可谓是不言自明。

    随同慈禧太后西逃的知县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载了慈禧对当时失控局势的描述:拳民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这种情形，大概就是所谓的“法不及众之忧，尾大不掉之势”。在面临危机考验时，决策者只能暂时顺应民意所指，不然即会引火烧身。

    太常寺卿袁昶曾奏称:“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日久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往津御洋兵，少两得之”；《石涛山人见闻志》也有这样一段记载:“闻各路兵及庄王、荣相、董军门、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实露半抚半剿之法”。

    袁昶后来因为载漪“抚拳”的政策而被杀，但他的说法是很值得玩味的。所谓的“两得之”和石涛山人说的“半抚半剿”，正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用意不过是在表面“招抚”的名义下将大批拳民引出京外，以减轻朝廷的危险和压力；同时，又可以通过拳民们暂时抵挡一下洋人的军队，稍微延缓其进军北京的速度；再者，又可借洋人之手消灭义和拳，或者清军干脆直接上阵剿杀。慈禧太后这种“中外平衡、一石双鸟、多重功效”的阴险策略，恐怕就不是拳民的智商所能洞察的了。

    这个策略，清廷在7月22日给东北地区大吏的上谕中明显的透露了出来:“我仍可作弹压不及之势，以明衅不自我开。各该省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民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由此，回过头来看使馆之围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很显然，清廷对于外国公使们决无加害之意，他们一再要求公使们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用意，不过希望在局面失控中尽量减轻自己的压力或者试图甩掉这个包袱，而绝不是公使们认为的“有预谋的大屠杀”---这只能证明了这些公使们对中国事务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实在是太不了解了。

    如果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假定公使们在6月下旬接受清廷的提议并在使馆卫队和清军的保护下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话，庚子年的灾难可能会小得多。当然，在当时义和拳蜂起的局面下，公使们怀疑清军的保护能力甚至动机也不是没有道理---历史本就是由太多的偶然性构成的。

    在了解了这个基本前提后，使馆之围也就变得好理解了。当时参加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直接指挥的武卫中军，另外还有少量由庆亲王奕励指挥的军队。在整个进攻过程中，荣禄和奕劻都是很狡猾的，他们想必也能体会慈禧太后的良苦用心并十分清楚攻击外交人员会在日后带来极大的危害。至于董福祥的甘军，他们仇恨洋人是发自内心的，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对落后，正如当时的一个笑话说，李鸿章得知进攻使馆的军队是董福祥的甘军后，他大笑着告诉外人:“尽管放心，使馆无恙！”

    董福祥当时与极端仇洋的端王载漪等人走得很近，他在接到进攻使馆的命令后自然是尽心尽力，但慈禧太后在围攻使馆的决策中也相互矛盾，围攻使馆时断时续，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也记载了慈禧太后这样一段话:“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地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慈禧太后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载漪等人，尽管中间可能会存在失控的情况。慈禧太后控制不了义和拳，但对于载漪、董福祥他们大体上还是能掌控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很阴险，她在事后也是把围攻使馆的责任推到了载漪等人身上，殊不知她才是最后的决策者。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不想伤及公使，慈禧太后又何必要命令围攻使馆呢？这可能有两方面因素，第一是在诏告义和拳为义民后，在义和拳反洋情绪高涨的时候，清廷必须要有所表示，那围攻使馆就具有很好的象征意义---与其让义和拳去围攻使馆最后弄得不可开交，倒不如让可控的清军来完成这个表演。当然，这个表演还不能演的太假。

    慈禧太后下令围攻使馆的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为了给公使们制造一定的压力，类似于通常说的“以战促和”，或者干脆把公使们变成“人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廷曾经用过这种策略，那就是将当时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人拘捕，用以挟制英法并迫其接受停战（虽然这被证明不甚成功）。

    林华国先生在《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一文中详细阐述了类似观点:“庚子年对使馆的进攻，很象是故技重演。西太后的目的是想把租界内的洋人变成自己手中的人质。清政府的方针是:一方面想攻占肃王府使英使馆陷入”无法防守“的险境，另一方面尽力避免对英使馆内的外国使节及其家属造成重大伤亡。除猛攻肃王府外，清军还力图攻占位于英使馆东南方的法使馆，这似乎也是为了对外国使节加大心理上的压力。

    看来，清政府的目的并不是真要”夷平使馆“，而是要通过攻打使馆使外国使节陷于”准人质“的危险境地，以此作为向外国求和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如此，进攻必然兼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为了对外国使节形成较大的威胁，进攻必须有一定的猛烈程度；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使馆人员（特别是外交官员）造成重大伤亡，给议和造成新的障碍，进攻又必须留有余地而不能是摧毁性的。”

    在理解了这层含义后，使馆围而不克的道理便是不言自明了。不然的话，以使馆极度缺乏重武器的并不到500人的卫队岂能抵抗大队清军的进攻？用慈禧太后的话来说，倘若真有心来攻，“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

    事实上，当时被围困的人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清军当时奇怪的进攻，譬如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在后来的《北京信札》中就曾说，“中国人的射击角度总是过高”，他们甚至还“缴获了一些来复枪”（这似乎与荣禄暗中给使馆运送军火的传闻相关）。

    当然，即使是流弹，也能对使馆区里的人员造成很大的伤亡，但外国人主要聚集的英国使馆却并没有受到太多攻击，各使馆中的主要人员大都安然无恙，除了那个胆小的荷兰公使诺贝尔，他在使馆被围攻的过程中就一直躲在英国使馆的地窖里不肯出来，但在使馆解围的当天，他从地窖中出来察看联军是否到达的时候，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该他的躲也躲不过，诺贝尔也由此成为当年唯一受伤的公使。

    使馆被包围的时间长达40多天，但真正受到攻击只有20多天（6月20日至7月13日，8月11日至14日），中间的局势大都以缓和为主。在最开始的时候，外围的战斗还很激烈的，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到7月13日的时候，清军攻占肃王府和法使馆的意图已接近实现，据英国公使窦纳乐当时估计，如果清军继续这样进攻的话，至迟在7月20日即可将这两处地方完全占领。但在7月14日后，清军攻势突然减弱，16日后更是基本中止了进攻。

    导致清军发生如此变化的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逼迫公使们的目的已达到，二是天津战局的急剧恶化。与围攻使馆几乎同时进行的是，清军也一直在进攻天津的紫竹林租界，但7月13日后，增援的联军反攻天津并于14日晨攻破天津城。慈禧太后意识到洋人的军队难以抵抗，如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就更加难以收拾，于是便加紧进行求和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双方的信使往来不断，清廷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蔬菜、大米、面粉等等。在此期间，“投掷石块代替了枪炮，双方都习惯了与敌人近距离对峙。随着号角之声发起的夜袭，实际上只是毫无意义的突然的枪声大作，然后又停下来，人们称之为'起床号'”（意大利公使萨瓦戈的回忆）。

    在8月1日后，清军又恢复了象征性的炮击，隆隆炮声虽然给了使馆人员以恐惧，但炮弹大都是在空中呼啸而过。直到8月11日，八国联军开始逼近北京，清军这才再度对使馆发动十分猛烈的进攻，但这种报复性的进攻只持续了三天，北京便宣告陷落。8月14日下午四点的样子，英属印度军团经西直门进入内城，在被围困的人们的欢呼声中进入公使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联军部队原本以为“这些被围困的人应当是筋疲力尽、饥肠辘辘、衣裳褴褛，或者是受了伤甚至气息奄奄或者根本就已经死亡了”。但实际上，当他们进入使馆区的时候，“绅士们衣着得体地出现在眼前，许多人，如英国公使窦纳乐、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和美国公使康格都新刮了胡子，虽然穿着便装，但都整整齐齐的；女士们则穿着优雅的夏装，戴着帽子、打着洋伞。联军中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不是意外地走进了一个宴会会场？”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解放军”寒酸多了，他们大都蓬头垢面，军装上沾满了泥土和汗水，皱巴巴的挂在身上。这或许部分透露了庚子年那场奇特的“使馆之围”的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辛丑条约》的正式措词并不是战败后所使用的peace treaty，而用的是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Protocol的意思是“议定书”。之所以用“议定书”，恐怕还是因为清廷当的“宣战诏书”并没有指明交战对象，而只是用了“彼等”这个含糊的用语，而列强并没有宣布迎战。事实上，在发布清廷发布宣战诏书之前，列强军队已经对大沽口炮台实施了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构成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责任一方反在列强。因此，说慈禧太后对列强宣战不但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也不成立。对于列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意在解救公使和在华的外国人，并未与清廷构成战争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称的，其军事行动是帮助清廷“剿除拳匪、恢复秩序”，以掩盖他们侵犯中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