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夺日本军旗的杜宾犬

    日军拉孟守备队在松山苦苦地垂死挣扎，其直接长官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不但无力救援，反倒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危机关头烧掉军旗；金光惠次郎和真锅邦人于焦头烂额之际，也将这件事作为头等大事，多次复电汇报处理情况。这一现象，是不了解日本军队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 它是从日本国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16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且陆军军旗三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三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16瓣菊花纹浮雕族徽图案。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

    军旗为天皇亲授，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旗。按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是一个不得了的要紧东西，要挑选联队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松山日军仅有建制不完整的千余人，因为军旗留在此地，仍指定了一个军旗护卫小队。

    正因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到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但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都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1941年9月，为策应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第6战区部队发动反攻收复宜昌作战，由于我军以重兵攻势凌厉，据守西岸据点的日军第13师团曾面临烧掉军旗的危机，已经向所属第104联队发出预令，且准备好了师团长以下高级将领剖腹自杀的场地，后因援兵到来逃脱了厄运。 在八年抗战中，日军仅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玉碎”战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113联队和第148联队。这实在是中国军队八年抗战最值得称道的骄傲！

    据资料，二战期间，作为日本陆军象征的共444面军旗，均在太平洋战场烧毁、随运兵船在海上沉没或是在战败后举行的“军旗奉烧”仪式中毁灭， 目前仅在东京靖国神社“游就馆”保存着一面步兵第321联队军旗，是联队长后藤四郎中佐通过一个叫做“神道天行居”的右翼宗教组织隐匿保存下来的，这也是世间仅存的一面日本军旗。

    日军之所以重视军旗，因为它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1939年夏，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和蒙古国边境，爆发了苏日诺门罕之战。从8月20日苏军发起进攻到30日停火，10天时间内，关东军阵亡了1.8万人，第23师团和第7师团大部分建制联队都被彻底歼灭，日本陆军遭遇到了自成军以来最惨重的败仗。在此情况下，日军仍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死亡攻击，为什么呢？原关东军老兵、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在其所著《诺门罕》一书中写道:“听说第64联队等被歼后，关东军和第6军最担心的不是山县武光联队长等人死没死、怎么死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军旗是不是完全烧掉、有没有落入敌手。关东军在这之后又调集了第2师团、第4师团和其他直属部队，企图来一个大反攻，军旗下落不明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军旗成了他们的一大心病。”

    9月24日，日军终于在747高地发现了第64联队山县武光、独立野炮第13联队伊势高秀两个联队长的尸体，还发现了尚未完全烧毁的第64联队的军旗（炮兵联队无军旗），从旗手的衣袋里还发现了军旗的菊花御纹旗冠。这一发现，使第6军和关东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士兵死了多少，而是军旗：最令他们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是军旗是否落入苏军之手。因为对他们来说，丢失军旗是关东军的奇耻大辱。更重要的是，丢了军旗也就意味着丢了自己的面子。关东军计划的“二期作战”也好，“战场清理”也好，其中的一个潜在的因素，或者说是说不出口的目的，就是寻找下落不明的军旗。

    而参战的日军第7师团，由于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对这场鸡蛋碰石头般的战事没有信心，事先要求所属联队把军旗都留在了驻地齐齐哈尔。虽说3个联队也没剩下几个兵，但按照日本陆军的理论，这些联队不能算被歼灭，还可以重建。为此，第7师团大大地庆幸了一番。

    对此，以小知识分子被征召从军的五味川纯平深感困惑和愤怒：“军旗就是一面旗帜，只不过是一个部队的象征而已，说是天皇赐给的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战争是以胜败而论的，军旗怎么能决定胜败？为了一面下落不明的军旗而出动大军，可谓愚蠢透顶……为了一面军旗而企图把成千上万的人再次投入死地，这样的领导人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战争狂人。”

    但是，在昔日大多数日本军人的记忆里，是不会对此有任何异议的。诺门罕战役的幸存者、原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卫生队军医军曹松本草平在其《茫茫的旷野：诺门罕》一书中有如此回忆：

    “军旗只是一面旗帜，充其量是一个部队的象征，可是整个日本军队都把军旗看得很重，比部队的一切都高贵。要是说起原因来，还要说是日本军统教育的结果。

    “记得在我幼年时代，只要一有陆军的军事演习，母亲总是背着我，跟在邻居的后面一起去观看，去参加欢迎式，从不敢怠慢。当明晃晃的刺刀般随着用黑布包着的军旗从眼前走过的时候，母亲和邻居们都一齐下跪叩拜，流着眼泪目送军旗走过。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军旗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下低，这恐怕也是被那个时代熏陶的结果。那个时候军国主义的调子吹得正响，我们这些人就是在那种环境里被驯养出来的。可也是，3岁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事过60多年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想抹也抹不掉了，想一想真令人可怕。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用那粗粗的声音教给我唱的一支歌，这歌大概是明治十年前后流行于日本的，歌词是：'小官，小官，你马前是什么？一闪一闪，一飘一飘，那不是征伐朝鲜的锦旗吗？征呀征，征到底，伐呀伐，伐到头……'不难看出，当时的军人是多么狂妄，多么傲慢。在征伐东亚的军旗下，那些幼稚而浅薄的军人们开始蠢蠢欲动，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恐惧的侵略潮流……”

    日军第113联队的军旗烧毁在了松山，有天皇菊花纹族徽的金属旗冠被深埋在了阵地上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据资料，战后远征军曾带着日俘里美荣寻找过它，可见远征军中是有人懂得这一特殊战利品的价值的。但一个被俘士兵哪里知道由金光惠次郎和真锅邦人亲手处理的这一最高机密呢。战后，那些幸存的日本老兵一次次来到这里，除了想把阵亡者的遗骨弄回去，恐怕脑海里也不止一次地琢磨着军旗旗冠可能埋在哪里吧？

    据远征军预备第2师第6团团长方诚回忆，第20集团军围攻腾冲时，总部也曾奖励官兵虏获日军第148联队军旗，克复后又悬赏征求，均未得。后来经审讯日军战俘得知，守城的第148联队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被炸死后，联队旗于9月11日由继任守备队长太田正人大尉下令，由联队副官桑弘大尉烧毁。

    中国人可能觉得这是可笑的小事。那么必须说到另一件事：除军旗之外，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另一个物化形式是所谓“靖国神社”。为何一代代日本首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执著参拜鬼魂，因为它是一枚被封存的“精神原子弹”，只要供奉着这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大和民族的“理想之花”必然会重新绽放，日本人必然会让健忘的人们重温它昔日的面目。2008年初，中国旅日电视人李缨独立制作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在日本公映屡遭停映风波一事，已充分说明“靖国神社”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属于极力维护、不可触碰的精神敏感区。既然日本是一个注重形式和细节的民族，中国人就要对此予以关注，因为这里面有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战败后投降的日本不惜一切要保存“天皇制”，将其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唯一条件。在中国人看来换了哪个当皇帝还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保存下来“天皇制”对日本人是多么强大的精神支柱；有了它，日本就永远不会成为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 在外力强制下制定的“和平宪法”，也很难说不会被重新修订，何况日本近代以来向来以翻云覆雨、诡诈偷袭，不按游戏规则出牌而著称。中华文化输入日本，日本从来是重“术”轻“道”，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兵法、权谋和三十六计。

    所以，不要轻易相信日本现在是“和平国家”的说法，孙中山、鲁迅先生当年盘桓于日本时感受到的和平气息也很浓。1913年孙中山在神户向日本民众演讲时，还热切冀望崛起的日本能成为“东方王道的干城”， 但后来的日本不但突破了孙先生不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的底线，干脆以其特产的军国主义霸道成了凌辱中国最甚的急先锋。1945年日本是战败了，但像“卧薪尝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样的中国成语典故，日本人总是比中国人体验更为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