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0日，寓居在天津静园的清朝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使下，孤注一掷地去了满洲。临走溥仪对下人说:“拿几件东西，回去吧!”我爷爷没跟溥仪走，回到家垂头丧气。我奶奶说:“愁什么愁?走，找五姨娘去!”五姨娘是袁世凯的五姨太杨氏，老袁在世时我们两家交往就一直未断。五姨娘住天津大营门，刚好袁世凯的六子袁克桓在家。我爷爷拿出溥仪赏的明朝洪武年间宣德炉，大小六件。袁克桓看了半天遭:“一个一个的见过，一套难得；尤其这个手抓炉(很小的香炉，一把手可以抓住)，成色好如藏经纸色，内含闪光，制造时注金了。”问明情况后，袁克桓看看我爷爷道:“早劝你们别再跟着皇上了，不听!复清?做梦吧!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中国不能有皇上了。还是多兴办实业，一来国家所需，二来老有寄托。我看毓舒你忠实，去井陉吧!正好宏业找我要人。”于是我爷爷拿着袁克桓的推聘信去了井陉。

    2006年我父亲第一次来石家庄看我，第二天就要求去井陉，重游童时住地，望着修饰一新的段家楼好生欣。同时讲了我爷爷怎么来到井陉这段家史。

    民国初年，井陉发现煤矿，德国人首先取得开采权，命名井陉煤矿。段祺瑞任民国执政时，看着不忿，便组织皖系几个同僚投资合办了正丰煤矿，由其弟弟和长子段宏业主持，与德国矿对着干。

    “你爷爷的工作是段宏业的帮办，主要是协调铁路和石家庄煤场，保证煤炭的运输，减少库存。住在段家楼后丁字公寓。我和段祺瑞的孙子同岁，因他脸上有一块胎迹，都叫他段小斑。那时矿区没学上，整天由佣人带着玩儿。井陉街上总有'拉花'、'秧歌'、'高跷'会。佣人悄悄告诉我们:'小少爷，外面有热闹了。'我们就吵吵着要去，大人无法，让佣人带着我们出去，一路上骑脖颈儿，有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石家庄卷烟厂也有段氏股份，当时石家庄出的烟，每盒有一张'封神榜'神像，杨二郎、土行孙、闻太师、黄飞虎……存够一套可以兑奖。可谁也凑不够一套，因为烟厂不往烟盒里放姜子牙。我和段小斑到烟厂闹。经理没办法，从抽屉里拿出'姜子牙'来。给我们一人一张；到家时，就不知哪去了。”

    父亲回忆起童年时光，还是兴致勃勃。

    “正丰煤矿公司在石家庄火车站南面建有大型储煤场，正太铁路、京汉铁路在此交会。矿上来的煤走正太线，下站后装到京汉线的货车里，月发2800吨，销路甚畅。你爷爷每月得在石家庄住十天半个月的，煤站伙计投其所好，给他介绍一个相好的，按满族习惯可以娶为侧福晋。可老太太认为你毓舒能有今天，全靠我，你在外面搞女人对不起我；于是赌气带着孩子跑回奉天娘家。其实全家想回奉天也不是一两天了，在井陉孩子不能上学，奉天还有房子、土地、店铺一大堆家产。回到奉天你奶奶把我和小舅舅一起送到维城学校。”

    那几天，父亲对我讲了许多许多。

    这是什么样的“祖国”?

    维城学校是奉天宗室遗老们办的新学，位于奉天(今沈阳)小南门外，一栋灰砖二层楼房，学生不到100人，大都是贵族子弟。主要开设国语、算术、地理、历史、体操。国语以古文为主，父亲还能背下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挺溜儿，挺带劲儿的。算术讲“鸡兔同笼”、“童子分桃”等等。

    父亲说:“四年级时，学校来一个恒老师，后来知道他在长春帝宫任秘书处长胡嗣瑗的秘书，来校教我们日语和伦理学，并兼任年级老师，与我们朝夕相处。《伦理学原理》这本书是恒老师从日本带回来的，由蔡元培翻译的。恒老师上课，我们都喜欢听。春游时他带学生们到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瞻仰祖坟，眼前一片壮丽景色，山川纵横，峰峦叠翠，努尔哈赤埋在大榆树下。恒老师讲老祖宗努尔哈赤当年被明军追得穷途末路，忽见路边谷子地有一个稻草人，老祖宗计上心来，摘下稻草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两手伸平，刚好一只乌鸦落在草帽上。老祖宗心中默念:神鸟别动、别动!远处的明军停下张望，乌鸦对着明军'呱呱'两声。老祖宗一动不动。明兵停了一会儿，朝相反的方向呼啸而去。老祖宗得以化险为夷，全靠乌鸦的帮助，所以乌鸦是咱们满族的神鸟。恒老师又讲老榆树。说它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它老了，要倒，来，孩子们，我们共同扶助它。于是我们手捧一把一把土堆在树根，把小瓶里准备路上喝的水浇到根部。恒老师还给我们讲郑孝胥和其子郑垂是满族的悖逆，说郑氏父子与日本人狼狈为奸欺骗皇上。”

    恒老师原名爱新觉罗·恒允，是溥仪的孙子辈，随溥仪的三妹夫润麒入长春“满洲国”执政府。溥仪在天津静园与日本人谈好，到满洲“国体独立”，称帝复大清。为此写下立国准则“正统系”:“1，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2，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3，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8，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人关前在满洲有一百余年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1932年2月20日，郑孝胥代表溥仪与日本关东军谈判时，根本没把“正统系”拿出来，奴颜婢膝向日方代表板垣征四郎保证，“皇上的事，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而后逼着“皇上”在《日满协定》上签字。该协定规定:1．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2．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3．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4．日本有权开发矿山资源。5．日本人允任满洲国官吏。6．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有权开拓垦植满洲土地。……溥仪的脸拉长了，手指郑孝胥发问:“究竟是谁当家，是你?是我?”“臣岂敢。这些协定实在是权宜之计呀!”郑孝胥一副赤胆忠心的样子，“皇上欲求凭借，岂能不许条件?吴王夫差灭越，越勾践为复国卧薪尝胆，十几年后称霸江南，眼下我等无兵，无钱，无外援，唯有牺牲求存呀，皇上!”

    当政的蒋介石闻“满洲国”成立，在南京国民党大会上宣称:“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时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国际联盟中立委员会应民国政府请求到满洲调查。调查团由5国委员组成，即英国李顿爵士、美国麦克少将、法国克劳德中将、意大利格迪伯爵、德国恩利克希尼博士。调查团认为日本占领满洲，为自由世界扼制苏俄，如果溥仪代表满洲百姓的意志，国联将不预干涉。调查团临结束时，向溥仪提出两个问题:1．你是怎样到东北的?2．满洲国是怎样建立的?溥仪按照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预先嘱咐的说:“满洲是我祖先发祥地，我是满洲民众推戴才来的，我的国家完全是独立自主，执政府依法律行使职权。”调查团惊讶，关东军满意微笑。国联以此为依据撤消了要求日军退出满洲的决议。日本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回忆，在关东军参谋长联席会上，议定选择满洲统治者的3个条件:1．必须为3000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族有德望的人；2．必须是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对日本有感情、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溥仪是理想的人选，其出宫后在日本人公使馆，在天津张园和静园，都表现出与日本亲密合作。

    虽然日本自1933年退出国联，肆无忌惮地再不受任何约束，但溥仪无论是被迫还是自愿的谎言，失去了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人的一次机会。

    日本关东军为奖励溥仪的合作，同意他当“皇帝”。听到这消息溥仪心花怒放，虽不是第十二代清帝，仍使他看到恢复祖业的希望。荣惠太妃让人把保存了22年的龙袍捎到新京(今长春)。恒允老师看幼稚的溥仪难成大业，失望地离开新京，到奉天维城学校。

    “我们是大清的栋梁”

    父亲回忆在奉天维城学校的情景:在恒老师的鼓励下，班上同学一个个渴望“为国分忧”，瘦小的身体仿佛蕴藏着使不完的力量。首先强体，学习日本学校训练法，无论冬夏清晨裸背习练，光着膀子拿一条干毛巾，在恒老师“一、二、一、二”的口令下，一手抻着毛巾一头，沿着后背拉动，拉搓得通红；接着顺着小河沿跑圈。放学仍不罢休，到南湖大桥练胆。同学中有大下巴、小麻子、赵亮等，骑自行车从桥栏杆外多出的仅一尺宽木板上骑过。我们都掉下过，后来掌握规律，眼睛别看水面，速度要快向前冲。这个技术20年后，往梅河口解放区送情报，柳河大桥炸塌，仅剩桥边，我竟骑了过去。过桥还不过瘾，还要分两拨儿骑车迎面撞，优胜者手捏气喇叭“嘎嘎咕”乱响。不久“满洲国”文教部给每一所学校派一名训育主任，增加早训，上课前学生集中到操场，在红、蓝、白、黑满地黄的国旗下(代表蒙古族、汉族、满族、朝鲜族、日本族)，聆听校长宣读溥仪的“即位诏书”，“我国肇基，国号满洲，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接着唱“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就是我国的。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冤愁。人民三千万，……世界同流。”老师们均为“协和会”会员。学生为“协和会”附属少年团团员，协会宗旨是“中日亲善，共建王道乐土”；实际是监视民众，完善日本对满洲的统治。

    1934年夏天，醇亲王载沣一行，从北平到新京看望溥仪，我奶奶的表弟依二舅爷随行，二舅爷邀父亲和奶奶新京相见。伪满帝宫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与我爷爷过去同在神武门当差，听说奶奶去了，派护军接站，送到西万寿大街民德旅馆，当晚带着进宫。在勤民楼大厅，“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坐在长桌两头，西式桌上摆着水果，沙拉，一会儿上来秋林公司的红肠、牛排、烤肉、油炸面包圈，乐队奏着奥地利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溥杰举起葡萄酒杯高呼:“皇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厅里的人激动起来，除醇亲王戴津，都陶醉了。

    晚上依二舅爷陪着我奶奶回旅馆。将北京各位亲属情况说了说，希望我父亲恒历做一番事业。奶奶跟二舅爷说日本人太欺负人，东关外三洼40垧地，让日本垦拓团给相中了，让捐给协和会，我来新京就是想找皇上说说理。依二舅爷说二姐要能过就忍了吧，前日我拜会咱后清丞相胡嗣瑗，问他何时着三眼花翎，他说三眼花翎?屁眼儿!小鬼子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在天津时土肥原讲满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满人说了算；现在可好，在《给与令草案》中明确规定满系官吏俸金仅是日系的一半。有些不知趣的遗老提出，日本口口声声称满洲帝国是复合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要求工资待遇相同。结果被关东军臭骂一顿，硬称满洲是日本用鲜血从俄国手里夺回来的，给你一半工资就不错啦!郑孝胥对日本够忠诚了吧?也受不了。一次他在王道书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着说着义愤起来，道:“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三百余年可歌可泣，我等不才，新人辈出，该让它自己走路，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肃穆的会场一下沸腾了，那些渴望谋其位的王者子弟起立鼓掌。这话惹恼了日本人，“满洲国”总务厅长官驹德三认为郑孝胥难以驾驭，故以郑总理年事已高，倦勤思退，拘俗守常，有损于新满洲发展为名，令75岁的郑孝胥带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国际共管”的梦想离开总理宝座。日本人念其建国功绩，赐其“前宫礼遇”，并提拔其次子郑禹任“满洲国”国都建设局局长。失去政治舞台的郑孝胥，一心想回到北平西直门大街带藏书楼的新宅，完成自己的《海藏楼诗集》。然关东军看管甚严，动辄得咎，郑只好蜗居在长春柳条路私宅，愤懑难消，终日抑郁不乐而亡。卖豆腐出身的张景惠继任总理大臣，民间哄传说:“满洲国无人才，豆腐匠上了台。一锅糟豆腐，谁还吃得来?”张景惠吸取教训，干脆坐在日本人的怀里，规定“满洲国”国务会议只能讨论通过“火曜会议”的决议。所谓“火曜会议”，是指日本总务厅每周二召开的各部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会。有几个部长表示反对，没过两天借口改革机构，取消了表示反对的外交部、民政部和文教部。“满洲国”惹不起日本人，几十垧地就算了吧!

    把我奶奶送回旅馆。我父亲随二舅爷往帝宫走，沿着伊通河岸踱着，一队日兵整齐掠过。二舅爷讲出关前去遵化祭祖，日本派兵驻守马兰峪镇，设立领事处，日本宪兵队巡逻守护。又雇工匠修复乾隆爷裕陵的月牙城，琉璃照壁，金刚墙。将老佛爷的东陵也修缮了。我们去祭陵，一个叫九井的日本处长陪同，说:“溥仪皇上是大日本的朋友。朋友的祖宗，也是我们的祖宗，请你们放心，只要有我们在，谁也不敢动”。他还让我们带回遗丢的文物，谥宝、香册、金陀罗尼经被、佛像。我们见朝房、神厨库都住上日军，为维护秩序还毙了几个盗墓的，祖宗可以安生了。日本人做了一件好事呀。

    要到宫门口，依二舅爷解下随身玉佩，塞到我父亲手里，说“恒历你要多学本领，靠不得祖宗，靠不得皇上，就看你自己了”。父亲捏着玉佩，望着二舅爷进宫的身影，远处车站的汽笛声长鸣，像一头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嚎叫。

    回到奉天，父亲摩拳擦掌地刻苦学习，影响下的我小舅舅和大下巴、小麻子、赵亮等也都不甘人后。寒暑假仍住在校内，自己做饭，互相鼓励；物理老师沈海峰，见这几个人好学，因势利导到家中补习学校没教的三角、几何。沈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对胡适很崇拜，告诉父亲等人只有读好书，才能说今后干什么。有些同学不好好学日文，认为有辱祖宗，父亲不管这些，认真对待。考大学时。日语考卷中有一题:解释“不播种子，就不能结实”。只有父亲想起日文老师讲的《物氏新语》，是一句日本谚言，考了个100分。我老家的地被日本人征了，还有一片山林，父亲要把它经营好，就报考奉天农业大学林科。小舅舅决心当大夫，考入盛京(沈阳的又一旧称)医大，大下巴、小麻子和宫里几个卫士考入日本归宫内省管辖仅对皇族或华族开放的学习院，为将来学军事技术打基础。

    伪满大学的师生们

    奉天农业大学林科学制3年，除一年级语文课，其他课程如植物学、林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力学、大地测绘学、工程造林学、森林机械学等，都是日本原版教材，由日籍老师任教。同时规定军体课击剑、柔道每人必须选一科，作息时间按军事学校要求。

    最让人头痛的是每早5点30分起床集合。起床号一响。就得马上飞快地穿好衣服，一边系扣一边从三楼往下冲。去晚了，不得入列，单站队，一直跑到吃早饭，两三个月才习惯。校长宇田一，是日本山地大学博士，教务长牧俊夫兼林科部长，这两人一副学者派头，对学生不苟言笑，晚自习经常巡视，训话时常讲:“满洲鉴往知来，如金如玉的土地，靠你们开拓，日满亲善共建新国家。”但主教军训和舍监的神林教官，一脸横气，蔑视中国人，常常无端地打人；有时故意问新生，你是哪方人，若回答是中国人，马上“八暖”两个耳光。夜间他查宿舍见谁的衣服没叠整齐，鞋没放一顺，就指挥工友将衣物和鞋歙扔到垃圾堆里。同学给他起外号叫“屎棍”。大学二年级到林区实习，高高的兴安岭，茂密的原始森林，像被剃头一样，一片片地消失，一列列装满圆木的列车，发往大坂、神户……一个从日本进修回来的学长，告诉学生日本北海道有的是树，但都留着，专砍别国的树，这就是日本。伪满林业局按“新满溯规则”，绿化彰武县章吉台沙漠，委托农大林科测量，诺大一片旷野没有一户人家。日本关东军为镇压抗联，实施“集团部落”，五六个村镇集中在一处“人圈”，高高的围墙，5家合并同室而居，生产工具和日用品缺少，甚至饮水都困难。“人圈”里烟土飞扬，光膀子的妇女抱着面黄肌瘦的婴儿，肮脏贫穷。墙上却写着“王道乐土”。我父亲他们找一户人家请他们给做饭，白白的米把他们吓呆了，学生们盛出两碗，他们谁都不敢吃。同学们拿出携带的大马哈鱼、盒糖，跟老乡换土豆、茄子、葱、蒜等物，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1940年夏天，日本教育省邀请伪满应届大学生毕业生访日，以此“增进青的腰带。”井木一蹲，哈哈大笑，说:“你的柔道可以，录用去农业课记者的干活。”原来前山介绍信上写了我父亲是柔道一段，井木试一试通过。

    父亲的记者生涯

    满洲通讯社位于新京五马路，咖啡色俄式3层筒子楼，纵长近百米，外观庞大。农业课就两个人，日人森川和我父亲恒历。森川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在马尼拉被美军炮弹炸断了腿，从此弃武从文，走路再离不开手杖。

    1942年“天长节”(天皇诞辰)，我父亲跟访溥仪“巡狩”，率群臣鱼贯而行到关东军司令部祝寿。出宫前，广播电台向全市广播“皇帝陛下启驾出宫”，打头军警净街车，大吉普，两侧宽踏板。一面站俩军警，挎红缨驳壳枪；其后30米是一辆红色敞篷轿车，车上插一面黄旗，吉林省警备司令官吉兴年人的感情。农大林科的同学由山前教授带队，所到之处日本人相对友好。在新漓火车站，同学们看到日本少年兵登火车，在庄重的军乐中，日本母亲、奶奶们拦着火车，要儿子要孙子，在街上看到标语写着“为圣战报效天皇”。回来的路上，几个朝鲜人从清津跟到平壤，晚上非要跟我父亲他们座谈不可，操着结结巴巴的汉语讲朝鲜亡了，接着就是满洲了。朝鲜抗日英雄安昌浩说得好，日本是个岛国，深知一旦受到外人侵略，连个退路都没有，所以民族凝聚力很强。这种凝聚力一旦向外爆发，便变成了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变成一种可怕的野蛮性。几个朝鲜人说着说着竟唱起安昌浩作词的《思念祖国》:“我独自坐下又思念起你，我的祖国:你在哪里，我为你愿意献出生命。盼望那一天……”唱完抱头痛哭。开始同学们担心他们是日本派来进行试探的特务，看他们悲愤难抑的样子，同学们信了，背着教官，将身上带的钱都给了朝鲜青年。

    我父亲以全年级第三、柔道一段的成绩结束了大学生活。这时我奶奶已经去世，那一片山林也没踪影。正琢磨何去何从，前山教授找到我父亲说:“恒历同学你是一个有为的满洲青年，拿我的信去吧!我的同学井木是满洲通讯社次长，找他工作的有。”父亲到了长春，井木看完信后，突然一个变脸进身，我父亲一愣，马上缩腹控背，一把抓住他将军，全黄绶带戴着3枚勋章，头顶插迎风飘摆的鹅毛，双手拄着战刀端坐。随其后是溥仪乘全红封闭卧车，两侧摩托车护随，沿途每20米一个军警面外而站。路人津津有味地止步观望，也有人摆手表示敬意。关东军司令部高大雄伟、一层白色大理石基，二至五层为红砖大屋顶，中央白墙，蓝色琉璃瓦，宛如北京的正阳门楼。车驾到达，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官佐九十度鞠躬敬礼，军乐队奏起哀婉悠扬的日本国歌《君之代》，溥仪点头回敬，由司令官陪导进入大厅，正中墙上帷幕里悬挂着天皇裕仁御真影。溥仪上前弯腰致敬，众人跟着，三礼后，溥仪讲话祝贺天皇陛下寿诞。走完过场，溥仪退入便殿，由参谋介绍军事形势，为显示赫赫战果，允许记者旁听。当讲到关内华北、华中日军发动大“扫荡”“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在强大的攻势下，旁门左道的共产军，已山穷水尽时，溥仪阿谀凑趣地问:“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很多新战术?”参谋恃才傲物，讲起心里话:“共产军和国民军不同，军民不分，打起仗来就像赤豆混在红砂土里，常常越挑越多，数不清……”参谋长抢过话说，共产军被皇军围难在大别山和太行山，缺粮少医无外援，很快和杨靖宇一样。

    这时侍卫官请溥仪起驾，溥仪站起来和新闻界握手，走到我父亲恒历跟前，父亲轻声道:“皇玛父(皇爷爷)。”溥仪“哦”了一声，透过近视镜，扬一下头。“我是毓舒的儿子，在《满洲日报》!”“毓舒哪儿去了，让他回来，让他回来。”溥仪点点一头，走过去。父亲木然，溥仪的手太凉，凉得心痛。第二天《满洲日报》刊登父亲撰写的《天长节，皇上亲临关东军司令部贺寿》的文章，让总编删掉了父亲与溥仪在便殿的对话，留下“皇军辉煌战果”。

    下午父亲一般陪森川到日本茶社听歌，每次都点《后院祭》。森川一边轻敲着桌子和着节拍，一边左右摇头。“后院是个好去处，有三棵梨树，有三棵杉木，共有六棵大树，几只乌鸦在树叶中，忙于卸草建巢屋。几只麻雀也不闲……前面有杉友的坟墓啊!去祭扫，去祭扫圣墓”。森川两眼晶莹地说:“恒，你不知道一发炮弹，我的7个朋友为天皇尽忠……和子本来打算休假，我们结婚。一块弹皮，划开和子颈下动脉，我堵都堵不住。在我的怀里，和子闭上眼睛。”森川望着袅袅的热茶气流，伏在桌上，把头埋在臂膀里。留声机播放着日本三弦琴《都鸟》，表现春季苇塘，一只都鸟上下飞舞求偶。

    伪满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任安东省省长时，深入乡村，确立水稻、烟草、柞蚕为农业发展方向，并据理力争，将日本人没收的蚕农为赶鸟用的洋炮发还。黄任兴农部大臣后，勘测北满土地，按土壤属性、营养状态、灌溉条件等分三等九级，作为核对产量缴租的依据，促进了农业发展。但随着战事扩大，军费倍增，日方先后炮制了《主要粮谷统制法》、《农产物交易市场法》、《粮谷管理法》，收购粮一下提到780万吨。东北民众口粮实行严格的统制配给，大人月供应量7公斤，少年4公斤，幼儿两公斤。农民苦不堪言，不仅辽西，连吉林、黑龙江都闹饥荒。我父亲到兴农部了解这些情况，写了一篇《明年的地谁种》:“如果政府不适当地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不开放粮食市场，农民将不愿种地……”刊登后，黄富俊将我父亲请去，我父亲说:“我在安东时，日人成立柞蚕协会，以时价的三分之一强收农民的蚕茧，我向省次长说:'柞蚕为安东农民的命脉，既然不准人民自由贩卖，日蚕会社定的价格又如此不合理，农民无利可图，生产自然锐减，国家人民利益都损失，应当提高收购价格。'结果次长讲了一大通，日本保护满洲不受共匪的骚挠。满洲人作点贡献是应该的。恒记者你的愿望是好的，但恐难以实现。我这有一些照片，拿去发表冲淡一下。照片都是农民喜笑颜开的假照片。”没过两天，这篇报道被检举到宪兵队。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态度鲜明地批示:“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我父亲有些紧张，森川知道后亲到宪兵队，说是他让写的，与恒历没关系，结果被训一顿完事。

    御弟溥杰的二女儿过生日，森川与我父亲一起去采访。溥杰住在西万寿大街117号，一座独立幽静小院，几百棵橘树挂满杏黄色圆球迎风闪烁。溥仪穿一套白西服，不停地照像，显得比溥杰还高兴。祝贺的人中，讲了一句希望溥杰先生早生公子。森川以此为标题报道。我父亲问森川，生公子怎么回事。森川说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众多，而且少煤，缺铁，无石油；满洲、朝鲜是日本最理想的建国地。溥仪皇帝一直不生育。军方将最有生命力天皇亲戚恭亲华族嵯峨家嫁给溥杰，希望她能为溥家传人。嵯峨浩怀孕后，日本为保住“满洲国”帝位，通过“满洲国”帝位继承法，其中第五条规定:“帝子孙皆不在，传帝兄弟及其子孙。”

    这表明，未来“满洲国皇帝”很可能是日本人的外孙。溥仪知道溥杰娶了日本姑娘后，整日心惊肉跳。还好，溥杰深领圣意，一连生下两个闺女。

    哈尔滨之行

    《满洲日报》一名记者到哈尔滨傅家甸采访，不幸逝世，森川率我父亲恒历去了解情况。哈尔滨原是松花江畔的一个小渔村，1899年沙皇俄国建清东铁路时从清政府手中买下。哈尔滨分两区，东区皆栉比鳞次白色俄式建筑；西区为贫民区，以中国人为主，傅家甸就在西区。森川曾在哈尔滨大学医院工作过，对这里很熟，对恒历说:“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我的朋友在等我们。”

    夕阳照在江水与树叶上，是铁锈般的颜色，松花江大路两侧柳树成行，枝粗叶茂。马车越过一个山岗，见有宪兵站望，森川出示关东军特务机关证件，在一幢6层的楼前停下。森川告诉恒历这是白桦寮，哈尔滨军官中转站，你作为我的日本来华实习生。正说着听有人喊:“森川君，你这个怕死鬼还记得我们!”蓄着络腮胡子的吉田大君是哈尔滨宪兵司令部的缉查官，他把我们让进屋，从菲律宾回来的小林军医和小林的朋友山本大尉，与森川见面后搂抱起来，原来他们都是军医大同学。森川介绍了恒历，大家围坐着，几个异型瓷缸里分别装着牛奶和咖啡，一个玻璃缸里装着角砂糖，一盘煎鸡蛋，牛肉、猪排、罐闷鹿肉，每人5壶清酒。一边喝一边聊。小林说美军150mm船载火炮，指哪打哪，赛班岛5万官兵被全歼，督战队杀了100多人，仍顶不住。登陆艇下来的美军如潮水，尤其是火焰喷射器，在坑道里都躲不过去，烧得人无法分辨。这是美军新发明的武器，听得人都不寒而栗。吉田说:“大本营有人幡然悔悟，不该对美宣战，已经准备实施本土决战、最后退到北海道的玉碎案，但被天皇否定”。默不作声的山本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森川对我父亲小声说:“我的这个朋友，什么的干活，我都不知道。”招待端上“金素烧”火锅，每人又上5壶酒，山本喝得脸通红说:“诸位，石井中将知道吗?士兵饮水消毒器，就是他发明的。”森川说:“石井是我们的老师，防疫学博士”。山本喝多了，语无伦次地继续说:“满洲、集集集中2000多日本最优秀的生物、防疫、微生物、动植物专家。研究出的鼠疫杆菌、钩端螺旋病体回归热、伤寒菌，足足足以消灭全世界的敌人。美美美国别美，一个城市一枚陶瓷弹(将细菌装在瓷弹里)，就就就全玩儿完。黑山抗联吃了'民生团'运上的伤寒菌馒头，全全全部被消灭啦。哈哈……”恒历听了汗毛都竖起来!

    大厅里奏着日本三弦琴《从长野到九段》，山本见大家洗耳恭听，来劲儿了:“森川你们不用调查了，那个《满洲日报》记者，查到有人在傅家甸中国人区的自来水里放了病毒，很多中国人喝了后死亡，要报道，被我们731给干掉了。”说到这，他知道走嘴了，忙又说“是生病死掉的”。我父亲忍不住发问:“难道只能采取这种绝对的手段吗?”“泄露国家机密，毫无必要探查，这是哈宪兵队与731的'五凤假面具舞'行动计划，谁阻拦她，谁就灭亡!”我父亲不作声了，心里默念着:“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谷垣，我要为你报仇!”

    死去的记者谷垣俊博是一位具有职业道德的日本人，平时少言寡语，扶危挤困，当得知哈尔滨傅家甸流行传染病伤寒，自告奋勇来采访。采访时他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日本防疫人员以消灭传染病源为名炸毁多处民宅，强迫集中隔离的以男人为多。参加过铁路罢工要求改变生活条件的，以及拥有反满抗日倾向的人，都被确诊患有伤寒。傅家甸的中国人、朝鲜人，白俄聚居处那里的几千人，都成了伤寒患者，有的一家子死于此难。谷垣记者采访患者时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停了半年多的自来水，前几天突然有了，洁净微甜，喝生水的人全犯了病，有流言蜚语说是抗联和苏联红军的间谍给撒的。但自来水厂完全由日本人把持呀!谷垣记者又找到特高科的朋友，终于查清，在哈尔滨附近有一专门生产各类病毒的工厂，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依关东军司令部指示由731防疫部队配合，秘密清剿傅家甸居民，以扩大日本人生活空间。谷垣将情况摘明白了，731的人慌了，于是迎面走来的艺妓将伤寒菌用扇柄扎入谷垣的体内。

    抗日去

    回新京的路上，我父亲一句话也不说。他恨死日本人了，包括对面坐着的森川。森川也匪夷所思，大日本有枪，有炮，何须出此令人鄙视不齿之策?也很憋气。二人一路无话，下了火车刚出站，我父亲听有人喊“恒历”，原来是农大林科同学陶元乾。陶元乾拉住我父亲的手说:“这几天我天天等你，走吧，路上谈。”对森川道一声“对不起”，两人走进车站旁边的樱花酒店。

    陶元乾点了饭菜，见我父亲食欲不振，便问其故。我父亲将这次去哈尔滨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元乾，咱们不能这样下去了。”陶元乾说:“恒历，我也是为这件事找你。阜新的煤、鞍山钢铁，抚顺的石油，都让小鬼子掠夺走了，经济部那个次长简直是妖怪，肆意妄为，按日本企划院要求每年向日本国内输送100万吨铁矿石。这还不够，还强迫热、辽两省种植罂粟五六十万亩，并建制烟所，将鸦片拿到华北卖，用这笔款购买开滦煤，每年90万吨给福冈八幡制铁，这么搞下去满洲的血都让他们榨干了。”三江省省长卢元善，来部紧急恳求解决佳木斯冬季煤。按计划，我调1.5万吨煤，从阜新运往哈尔滨，次长以影响旅顺港装船为名，打了我好几个耳光，还说我破坏大东亚圣战。恒历，我想离开这里，入关去!我父亲说:“我也这样想!还有几个朋友，在师大，邀咱们过去。”

    二人饭后来到师大。师大阶梯教室底部是楔形健身房，十几个青年围坐在吕老师周围。吕老师40多岁，典型的苏南人，正在讲话:“抗日胜利是早晚的事。抗日大同盟是不问政治派别、不分种族的组织，目的是集合一切力量，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散会了，恒历和陶元乾向吕老师汇报各自的情况，希望吕老师推荐他们参加抗日队伍。吕老师说:“你们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呀。开诚布公吧!我是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委员，曾在少帅府任书记官，依指示为关内输送立志抗日的青年。我可以介绍你们到北平，那里'协和会'有我们的同志，他们会安排你们到大后方。”

    两个年轻人兴奋地返回住地，遇见分到满洲里的林科同学老夏，一问才知道他把一个大发谬论的日籍神道师打了个乌眼青，逃到新京。听完大家都笑了:“好呀，正愁少伴呢，一块儿入关的干活!”

    我父亲要离开新京了，要人关参加抗日，但心里还惦念着他“皇玛父”。当晚，他来到伪满帝宫。宫里为支持“亲邦圣战”募捐，将地毯、铜门环、铁挂钩、花架都拆走了，仅勤民楼门厅点着一盏灯，像鬼火一样。父亲见到溥仪的侄子毓塘，讲了去哈尔滨了解的情况。毓塘噤若寒蝉地说:“可要小心，你知道吴大哥(吴沆业，溥仪的英文秘书，后任伪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秘书)因在东京与美国大使馆有来往，被抓到宪兵队，非让他交代是否有皇上授意不可，折磨至死。吴死前曾托看守，带信给二爷(溥杰)求皇上说情，宪兵队警告二爷，吓得二爷没敢管。谭贵人多好啊!就是跟皇上讲了日本军人在北平胡作非行，平时对日本人来宫里要这要那不满，前几天生病，日本大夫硬要给输血，第二天就薨逝了。”毓塘带着恒历，刚走到同德殿，听溥仪大声嚷着:“你、你母仪天下?呸!”“我憋气，受不了，我要大清后继有人!”这是“皇后”婉容。“呸!呸!”“皇上”继续怒吼。

    毓塘小声对恒历说:“这事是让小鬼子给捅出去的……”溥仪离开紫禁城，遣散了太监，带到天津的男仆都只有十二三岁。其中热河人氏商家伟，长得白净大方，做事总恰到好处，溥仪很宠信他，有时令他陪着婉容逛劝业场，到“四联”做头，到“东天仙”、“大舞台”听戏，慢慢就成了老佛爷跟前的李莲英。到新京后，溥仪把商家伟作为嫡系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回国后任宫内禁卫军少尉，与“皇上”、“皇后”形影不离。清朝退政后，逊帝仍居皇宫，内廷涣散，众宫女视溥仪为玩物，酿成萎症。来到新京，日本宪兵司令部限制溥仪的活动。九月九重阳节，溥仪带着婉容到大同公园赏花，被一盆光灿灿的凤尾菊迷住了。溥仪让婉容托着凤尾，选好角度，刚要拍照，一队日本宪兵开来，恭恭敬敬地举手示意请“皇上”回宫。溥仪极为扫兴。从此日本关东军规定溥仪、婉容外出必须经过“御用挂”的批准。街不能逛了，购物没有去处，婉容从小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生活惯了，一下百无聊赖，守着帅气的禁卫军少尉，就做出男女之事。宫里人虽装着若无其事，但没瞒过“御用挂”吉冈安直。吉冈命宪兵秘密逮捕商家伟，连夜突审，商招认与婉容的关系。吉冈以张扬家丑要挟唯唯诺诺的“皇上”，逼着溥仪选择日籍皇妃。而溥仪却选择了满族姑娘谭玉龄……

    缉熙楼的灯亮了，毓塘去禀报。溥仪认识恒历，听说要走，就说:“走吧!都走吧!朕也想走!”说着停下，望望漆黑的夜空，“我到满洲是为你们而来的，你们才是这儿的真正主人!”我父亲听着蹊跷，又不知该回答什么。溥仪接着说:“日本人要黄金，要大米，连咸盐都要，靠不住了。成也大和，败也大和。我溥仪'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恒历，不管走到哪，别忘了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子孙。”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副德国蔡斯墨镜，“送给你做纪念下吧!”我父亲跪下道:“皇玛父。保重。”说完退出。偌大一座宫殿，仅点两三盏灯，忽闪忽闪地映着“皇上”飘忽不定的身影。

    父亲对我说:“转天，我们3个林科同学，怀着抗日激情，离开满洲，走进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