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之后，我和“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接受审查并成为“重点人”。后经组织结论并分配到外地，不久转业到地方，到1984年离休。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出书、写文章，说我是林彪“亲信”，林家的“总管”，“林彪夫妇事无巨细都经他过这‘筛子’”、“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都被他监控”、“他是北京方面安在96楼里的内线”，“中央警卫局派到林彪身边‘窝底’的人”。还说林彪出逃时林立果打我的那一枪是“自伤”。

    尤其是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对象，以“林家未亡人”自居、现已和美籍华人结婚定居美国的原南京军区歌舞团演员张宁，在国内外多次出版的著作中，迎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和好奇者的口味，在散布种种谎言、渲染自己的同时，却别有用心地对我进行恶意中伤，大泼污水。

    说老实话，9·13事件如同一场噩梦。对党对国家都是一场灾变，对我个人也是如此，事过之后，真不愿去想它。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说，也不会写，一切交给组织，认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说，有关部门会出面澄清的。可是日子越久，胡说的东西越来越多，新的领导不了解，无人出来说话。我本不想说，现在又不得不说。信还是不信，我也得对社会尽到一点责任，给后人一个交代。

    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张宁见林彪没有几次。20分钟的会客时间“限令”。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桥下接见红卫兵几乎走不回来。但主要脏器都没有毛病，有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是不真实的。

    我是黑龙江省林甸县人，1948年入伍的。原来在第四野战军警卫团。南下后于1954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到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中间有几进几出，但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

    在林彪身边工作是很辛苦的，不论白天、黑夜，林彪、叶群叫干什么，我都是随叫随到，生怕出什么差错，累得要死，不敢叫一声苦。我身高一米六八，瘦得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林彪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管的事越来越多。“林办”人员不够时还要我兼做秘书工作。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叶群是“林办”主任，我是“林办”反叶派，她有时对我不满意，但林彪不让我走，她也没有办法。

    在“林办”我主要是管林彪的安全和衣、食、住、行，较多的是林彪的饮 食起居、参加会议上天安门，外出活动及疗养治病等事项，有人叫贴身警卫、叫卫士长，过去也叫副官，就是这个角色，终日不离林彪左右，应当说对林彪有所了解。

    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予。林立果、林立衡去林彪房间看望谈话都是自由随意的。不管在苏州、在北戴河，林彪一家人的见面活动，我从不施加影响，也不去打听。林彪两部加密的红机子电话都是中办和军委总参通讯部门设置并管理的，根本不存在由我“监控”的问题。我只是个普通警卫干部，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叶群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谁敢布置我监控林彪的电话？我不敢也无这个需要这样做。电话守机员对首长打长途电话有登记，那是通讯部门规定的制度，但根本不敢偷听通话内容。

    林彪平型关战役之后，被国民党阎锡山军队士兵错当成日本人开枪误伤肺部，在苏联治疗过程中，医生使用药物过量，损伤了神经机能，形成了怕水、怕风、怕感冒、容易拉肚、出汗等一些后遗症。他又不大相信医生，喜欢自己翻看《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从中选药吃。

    有时他很固执，要某种药吃，而医生又认为不合适或吃多了对他的健康不利，就想办法用代用品骗他哄他使用。 如钙片他认为好，但医生又认为按他的身体状况吃多了并不好，没有办法，叶群、我和医生商量，在上海用淀粉加适当的粘合剂仿制成同样大小的“钙片” 给他服用。

    在“林办”，有两位保健医生，一位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一位是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林彪不愿意找他们看病，他们都很难见到林彪。遇到服药或定期大体检，他们向叶群提出建议，因为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所以叶群便叫我去劝说林彪采纳。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

    在林彪不断得势、地位上升的时候，叶群都说林彪的身体很健康。老秘书关光烈因为向肖向荣汇报林彪怕水、拉稀连山水画都不想看的事，就被认为泄密狠狠批了一顿。林彪的心脏、肝、肺等主要器官都没有毛病，只是容易出汗、拉肚子。夜间穿衬衣睡觉，早晨起床我给他穿衣服，他说又出汗了，我用手摸，果然衬衣汗湿了，出汗就容易感冒，我们和医生、专家商量。注意控制室内温度，及时增减衣服。夏天温度高些，冬天温度低些，他并没有规定一年到头室温非保持21度不可。他没有盖过棉被，只盖毛巾被。北京医院院长经研究告诉我们：盖一幅毛巾被可增加4度；穿一件华达呢中山服也可增加4度。我们大体上按这个要求掌握。

    1966年冬天陪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给他穿了棉大衣，有时在天安门，有时乘敞蓬车到西郊机场沿途检阅一次活动好几个小时，他也没有犯病。他有时患便秘，拉不出屎，几乎到了我们要用手给他抠出来的程度。有时大便略软细一点，他就认为是拉稀，找药吃。为了查清他肠胃的毛病，医生建议做钡餐照影，可是他不去医院，也不听叶群的意见，叶群要我去做工作。林彪听了我的话，同意体检。我和301总医院和北京医院专家一起，把机器搬进林彪卧室，趁林彪起床后，我把钡餐粉调好，一勺一勺喂到他的口里，使肠胃达到体检照像的要求。那次检查效果很好，搞清楚他的胃没有病。肠有一点功能紊乱。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15页中说林彪“实际上是个生命烛火摇曳暗淡的老人。”说“毛泽东数次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林彪陪同接见，叶群为应付局面下令医生给林彪服食‘兴奋剂’，骗林彪说是‘进口药’，服后可以‘提精神’。林彪食后药性发作，厉害时竟然手舞足蹈语无伦次，等到药性稍缓，立即发车上天安门，人们所见他的红光满面是他‘药潮’未退。人们可能还记得他每次上天安门讲话的腔调拖得又长又亢奋，却没底气，因为那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力气，每次下了天安门回到毛家湾便大病一场，数次连番用药,险折林彪性命，叶群曾为此嚎啕大哭过，自责道：‘首长这么受罪不如死了的好，我真作孽啊！’”

    我认为张宁这番话缺少佐证。在我印象中，张宁见林彪没有几次。在我的记忆中，她到“林办”有个十来次，但真正见林彪也就三四次，而且几次是陪同性质的。第一次她到毛家湾让她打乒乓球，林彪从帘子缝里看了看，没听他说什么话。
第二次叶群带她来看了看，也没多说什么话。第三次是林家确定她，我们也都看了，林彪算是表了个态。再一次就是她到北戴河，还有陪同301 总医院的领导见林彪。张宁每次见林彪最多只几句话。因为这一点我清楚，主要是林彪有过交代，除见毛主席或周总理，一般到了20分钟就让我提醒会客时间到了。

    另外，据我所知，张宁作为林立果的未婚妻，虽然是林彪点了头的，但并非唯一同林立果交往的女青年，他在外面选的“妃子”很多，到山海关逃跑前还带着两个。林立果并非把她看得那么重，她也更没有照管过林彪的生活，完全是胡编乱造，显然是别人有意叫她这样写的。

    关于外界传的林彪吸毒问题，言过其实。

    在我到林办工作之前，听说他在广州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那是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的。从1964年我回到他身边，7年多从没有见他吸食毒品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他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三次。那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三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他在生活上对我们并无苛求，容易伺侯。吃的饭菜很简单，专门有一个厨师给他做饭。他确实有点偏食，吃的肉菜如感觉肚子不舒服拉稀，以后他就不吃。平时主要就是吃点肉饼、青菜、馒头。他身体瘦弱，脸色发白，因为身体不好，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陪又不行，有时也到了难以支撑的程度。有一次在天安门陪毛泽东走到下面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几乎走不回来。

    尽管林彪肠胃不好，休息不行，但绝没有像张宁等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

    我们在他身边只是觉得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他情绪不好，身体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见面，也未感到有多大异常。他的身体状况有病历可查，服药都由保健医生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专家、医生给林彪看过病、检查过身体的人很多，几届保健医生现仍住在北京。9·13事件发生前，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张宁到达北戴河的前几天蒋保生又请北京医院、解放军301总医院的专家医生到北戴河来，也对林彪的身体状况作了详细检查，认为同过去一样正常，没有发现新的问题。

    在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是不真实的。夸大他的病情，一部分人是加油添醋，迎合读者好奇的趣味，人云亦云。少数人则是为了说明林彪是一个病体垂危的“重病号”，对叶群、林立果的反革命活动“不可能知道”，“没有责任能力”，他是被“劫持”去苏联的。

    林彪“还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庐山会议开会之前，林彪曾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从林彪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要见毛主席，长时间毛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林彪在叶群手上有时就像线牵的木偶” 不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