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时期的沙皇俄国，领土版图一度达到2288万平方公里，是近代史上本土疆域最为辽阔的国家。

即便历经变迁，如今的俄罗斯联邦虽较巅峰时期缩减了500多万平方公里，仍稳坐全球领土面积第一的宝座。

沙俄的广袤疆域，部分源自实打实的军事征服，但更多领土的获取过程却并非源自激烈厮杀。

以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为例，沙俄并未投入大规模军事力量，因当地原住民部落缺乏规模化抵抗能力，使其以较低成本完成了对这片广袤土地的掌控。

值得注意的是，沙俄的战略重心始终聚焦于欧洲，东方地区在其全球布局中仅处于次要地位。

对沙俄而言，东方领土更像是“额外收益”——能抢占便收入囊中，即便未能得手，也不会动摇其核心战略部署。

这种定位直接体现在军事投入上：每次向东方进军，沙俄通常仅派遣数百人规模的小股部队；而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多次交锋中，却能动员数十万大军投入战场，两者投入差距悬殊。

然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沙俄在东方攫取的领土面积，最终竟远超其欧洲本土。这一结果除了得益于东方地广人稀的地理条件，更与沙俄频繁背弃条约的行事风格密不可分。

背弃《尼布楚条约》：获取外东北百万疆土

1689年，中俄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共识，签署《尼布楚条约》。该条约明确划定，外兴安岭以南的全部领土归属中国，东部边界以该山脉为界。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两国在东部边境保持着相对和平的状态。沙俄忙于欧洲事务，且条约划定的边界清晰明确，加之当时清朝国力正处于上升阶段，沙俄暂无挑衅的底气。

但到了1858年，清朝国力日渐衰微，沙俄随即加入侵华行列。

起初，沙俄还以“调停者”的虚伪身份介入，随后便露出獠牙。他们在1858年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紧接着又在1860年迫使清廷签署《中俄北京条约》。

通过这两份不平等条约，沙俄成功割占外东北地区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原本以《尼布楚条约》确定的外兴安岭边界，强行推进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一线。

需强调的是，《尼布楚条约》的缔约双方彼时均未发生政权更迭，沙俄单方面撕毁条约的行径，尽显其强权逻辑。

撕毁《恰克图条约》：导致外蒙、唐努乌梁海沦陷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仅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中部边界的界定直至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署才最终完成。

当时，由于西部存在准噶尔汗国这一第三方势力，中俄两国在西部尚未接壤，因此未对该区域边界进行划分。而《恰克图条约》所确定的中部边界，大致与现今蒙古国同俄罗斯的边境线重合。

不过在细节上存在部分差异，如今俄罗斯境内的图瓦共和国，当时是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的一部分，当地居民均为中国臣民，如今却已全部加入俄籍，该地区也成为俄罗斯征兵的重点区域，因经济相对落后，高额征兵补贴吸引了不少当地青年应征。

清朝末年，沙俄公然违背《恰克图条约》，出兵入侵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地区。

事实上，在此之前，沙俄已通过物资输送、人口迁移等方式进行渗透，尤其向唐努乌梁海迁入了大量俄罗斯族人，为后续侵占奠定基础。

最终，外蒙古在苏联的干预下成为独立国家，而唐努乌梁海则被纳入苏联版图，成为其下辖的图瓦自治共和国，这片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此脱离中国版图。

违背《伊犁条约》：帕米尔高原的领土流失

1871年，沙俄趁乱占据伊犁地区。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随即向沙俄交涉收回伊犁事宜。

起初沙俄拒不归还，后来在左宗棠打算出兵夺回伊犁的情况下，虽勉强同意谈判，却提出以割让大片领土为归还部分伊犁的条件。

经过数十轮谈判，双方先后签署两份协议，最终以《中俄伊犁条约》确定边界，清朝为此被迫割让7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这一结果已然违背了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划定的西部边界，而沙俄的违约行为并未就此止步。

1892年，沙俄再次背弃《中俄伊犁条约》，出兵侵占帕米尔高原，又夺走了至少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历史惯性：苏联对沙俄扩张逻辑的继承

背弃条约带来的巨大领土收益，成为沙俄扩张的“成功经验”，这一逻辑也被后续的苏联所继承。

二战期间，苏联便效仿沙俄，通过撕毁与芬兰、波兰及波罗的海三国的边境条约，强行侵占了大片领土。

更具代表性的是，苏俄刚成立时，曾在《加拉罕宣言》中承诺，将沙俄侵占的东方领土悉数归还。

然而，当苏俄政权在国内站稳脚跟后，便彻底推翻了这一承诺，甚至公开宣称“海参崴虽远，仍是俄国领土”，拒绝任何归还诉求。

显然，在俄国的历史逻辑中，领土是最核心的实际利益，条约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有利则严格执行，不利则随时背弃，毫无道义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