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10月19日，鲁迅去世了。

大约是2018年，我曾经在东京看过井上厦的戏剧《上海月亮》，野村万斋扮演鲁迅，广末凉子扮演许广平。戏里除了鲁迅夫妇，还有他的日本朋友，以及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

让我一直记得的，是须藤的故事。

按照剧中的讲述，上海发生伤寒大流行，须藤失去了妻子和女儿。后来，他匿名资助了一个与亡女同龄的三岁孤女，承担她的生活费和学费。十六年后，女孩长大，成为护士，两人才第一次相见。

这有些像“长腿叔叔”。看戏的时候，我很受感动。后来却也想知道，

历史上的须藤，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于是，我开始寻找日本学界关于他的研究。读下去才发现，事情远比我原先想的复杂。在一些日本人的回忆里，须藤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医生；在鲁迅家属留下的文字里，他的诊断、治疗，以及事后写下的报告，却存在令人难以释怀的疑点。

舞台上那个使我感动的人，到了不同的记忆中，显出了很不一样的面貌。

这些分歧让我继续寻找资料，也让我重新读起鲁迅的日记、书信，以及亲友对他最后一天的回忆。我想，我知道应该怎么写这篇文章了。

1936年10月18日早晨，鲁迅给他的好朋友内山完造写了一封短信，字迹凌乱，有些字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许广平劝他不要写了，你要讲什么，我去告诉内山先生就是。

他不肯。

其实信的内容很简单，他和内山原本约好上午十点钟见面，现在去不了了，觉得很抱歉。另外，

请内山先生帮一个忙，给须藤医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一趟。

御頼ミ申シマス、電話デ須藤先生ニ頼ンデ下サイ。早速ミテ下サル様ニト。

（拜托了，请打电话给须藤先生，请他立刻来看看。）

写信的时候，鲁迅已经喘了三个多小时。他不能躺下，也不能靠着，只能弯曲身体，用两只手抱着膝盖，坐在那里喘气。许广平一连给他吃了三次治气喘的药，都没有用。他的心脏跳得很快，快到坐在旁边的许广平都能听见咚咚的声响。

这封信，后来成了鲁迅的绝笔。

鲁迅绝笔信

便签里说到的须藤先生，全名叫须藤五百三，1876年出生在日本冈山县。他比鲁迅大五岁，年轻时当过日本陆军军医，后来退役，在上海开了一家医院，已经行医十几年。

须藤五百三

鲁迅非常信任他。鲁迅死后，他的妻子、弟弟和儿子，却一直怀疑这位医生。尤其是他的弟弟周建人，1949年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

1936年10月18日，究竟是怎样的一天？当那封短短的日文信送到内山完造手里时，鲁迅是否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就在前一天，鲁迅看起来还好好的。

那是1936年10月17日，星期六，上海天气晴朗。

这天上午，须藤来给鲁迅看过病，鲁迅在日记里只用了六个字：

“须藤先生来诊。”

对于这种事情，他大概已经习惯了。1936年春天以来，须藤常常登门，有时几乎天天来。鲁迅的肺病严重时，连坐起来都困难，到了十月，却已经能够恢复一些工作，偶尔出门见见朋友了。

须藤走了会后，鲁迅还在写一篇文章，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文章写到一半，他觉得有些疲倦，便暂时放在桌上，等精神好一点再继续。

鲁迅的书房和卧室

下午，他决定出去走走。许广平当时正在楼下，见他穿上长袍，从楼梯上走下来。外面有风，她有些不放心，便问衣裳穿够了没有。

鲁迅摸摸里面的绒线背心，说够了。

许广平又问车钱带了没有。

他没回答，自己走了。

他先和胡风一起去见了日本朋友鹿地亘，这一趟大约花了一个小时。

从鹿地家出来，鲁迅又去了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才回家。

1936年（昭和11年），上海内山书店前

晚上，周建人来家里。兄弟俩谈得很高兴，他们商量搬家。鲁迅早就想从大陆新村九号搬出去了，便托弟弟替他物色房子。他说，只要房子合适，就可以马上订下来，不用特意再来问他。

即使新房子还没有安装电灯，也不要紧，先点洋灯就是。他还想起，订立租约总要有一枚印章，便在纸上写了从前用过的别号“裕斋”，准备让人去刻。周建人把纸收好，告辞回家，这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半了。

夜里十二点，许广平开始收拾卧具，催他休息，鲁迅靠在藤椅上，想再抽一支烟。

等他真正上床，已经是18日凌晨一点。

两点钟，他还起来小解，许广平后来回忆，那时他看起来仍然没有什么异常。

大约三点半，事情突然变了。鲁迅从床上坐起来，觉得呼吸有些困难，接着开始咳嗽，越来越厉害。他告诉许广平，刚才睡得不好，还做了噩梦。这种喘息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家里也备着药。许广平起初没有特别害怕，她甚至觉得，这次的气喘未必比前两次严重。

她找出一种叫“忽苏尔”的气喘药，读了说明书，按规定给丈夫服用。

三点四十分，第一包。

五点四十分，第三包。

病情却没有减轻。

再往下，便是我们在文章开头已经看到的那一幕。鲁迅无法躺下，只能抱着膝盖，坐在那里艰难地呼吸。

天亮以后，他请许广平给内山完造送信。

鲁迅与内山完造（左一）等

内山完造接到信时，首先注意到的，是鲁迅的字迹。他认识鲁迅将近十年，几乎每天都有往来。鲁迅平时写给他的信，一向工整，即使只是托人办一件很小的事，也会写得清清楚楚；可是这天早晨，信上的字已经有些认不出来了。

内山立刻给须藤打了电话，自己也赶到鲁迅家里。

1936年12月，鲁迅去世不到两个月，内山在日本《文艺春秋》发表了《臨終の魯迅先生》。十九年后，他又在岩波书店的《图书》杂志上发表《魯迅さん》，再一次回忆自己与鲁迅的交往。

两篇文章都谈到了这最后一天。

内山记得，他走进房间时，鲁迅仍然坐在藤椅上，手里还拿着香烟。

内山回忆，自己看着鲁迅呼吸，觉得他的肺几乎只能呼气，吸气却极为困难。

他劝鲁迅躺下来，替他按摩背脊，鲁迅告诉他，非常难受。

内山带来一种用蛋油制成的治喘药，这种药他从前也向鲁迅推荐过，但是鲁迅不肯吃。这一次，他却同意试试。药没有起作用。

这时，须藤五百三赶来了。

内山在1955年的回忆中说，须藤推开门，看见鲁迅的样子，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走进去诊察。

这个细节来自内山十九年后的回忆，未必能保证每一个动作都准确。不过，他显然记得那次见面时医生的神情。

须藤对病情并不乐观。

按照他事后提交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当时体温只有35.7℃，脉搏每分钟约120次，呼吸微弱，冷汗不断，心跳还有间歇性的停顿。

许广平注意到，丈夫的两只脚冰冷，手指甲已经变成紫色。须藤特别留意他的手指，又叫人拿热水袋给他暖脚。

须藤开始注射治疗，又提出请其他医生会诊。

内山回忆，当时他们想找福民医院的松井胜冬博士，那天是星期日，松井博士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另一位日本医生石井政吉参与了诊治。医生们又安排鲁迅吸氧。

鲁迅的病情已经如此严重，但他似乎还惦记着别的事情。八点多钟，报纸送来了。他问许广平，报上有什么消息。许广平告诉他，

《译文》的广告已经登出来了，还有他翻译的《死魂灵》。

鲁迅却不肯只听她说，他要报纸，还要眼镜，他要自己看。许广平把报纸递过去，他一面喘气，一面仔细看着上面的广告，看了好一会儿才放下。

中午，他只喝了大半杯牛奶。

下午，呼吸困难始终没有减轻。

到了六点钟左右，护士来了，继续注射，并为他吸氧。

七点半，许广平又端来了牛奶。

鲁迅先说不吃，过了一会儿，却又主动问牛奶是不是来了，勉强喝了小半杯。

许广平后来推测，

他其实已经吃不下东西，只是担心身体太虚弱，才强迫自己进食。

她觉得丈夫直到那时候，仍然希望自己的病能够好起来。

晚上，内山完造建议许广平把周建人请来。

许广平说，白天她曾经问过丈夫，要不要叫弟弟来，鲁迅说不用。内山坚持，还是请来比较好。

周建人又一次来到了大陆新村九号。

周建人鲁迅喘得厉害，连开口都很困难。护士每隔两个小时给他注射一次强心针，此外还要吸氧。

他的身体不停地出汗，双腿却始终冰冷。许广平用两只热水袋给他暖脚，又拿毛巾替他擦汗。

每当她擦到手的时候，鲁迅便紧紧握住她的手。一次，两次，好几次。

许广平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怕自己握得太紧，使丈夫更加不安，于是轻轻松开他的手，再替他盖好被子。

鲁迅还惦记着让妻子休息。许广平说自己不困，为了让丈夫放心，便在对面的床脚斜靠下来。

有时鲁迅抬头看看她，她就笑一笑，告诉他，病似乎比先前轻松一些了。

鲁迅没有说话。

许广平后来在文章里反复问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紧紧握住丈夫的手？

为什么不干脆抱住他？

可是当时，她不知道自己以后再没有机会了。

根据许广平的回忆，医生告诉过她，只要熬过这一夜，再过了第二天，就没有危险了。现在回头看，这个判断显然过于乐观。

她继续守着丈夫，等着天亮。

凌晨十二点，护士按时注射。许广平让护士先休息一会儿，等两点再叫醒她。

自己则一直守在旁边。

这一夜，鲁迅还喝过几次茶，也起来小解过一次。他有时显得烦躁，觉得热，便把盖着的棉被推开，许广平又赶紧给他盖上。

护士提醒他心脏衰弱，不要随意活动。他后来便不大动了。

到了五点钟左右，喘息似乎轻了一些。

但护士没有等到规定的时间，提前进行了注射，又催促家属赶紧请医生。

周建人来到楼上，鲁迅的头已经转向里侧，呼吸越来越微弱。

许广平被要求呼唤丈夫，她一遍又一遍叫他。

没有回答。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鲁迅去世了。

五十五岁。

内山完造赶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在1936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鲁迅的额头和手还有余温。他一只手握着鲁迅的手，另一只手按在他的额上，感觉那一点温暖正在慢慢消失。

许广平靠在桌边哭，内山没有办法安慰她，也跟着哭了起来。

鲁迅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他是死于肺结核。鲁迅自己也知道肺有毛病，尤其是1936年春天的大病之后，他已经瘦得不像样子，最严重的时候，体重只剩下三十七公斤左右。

1984年2月22日上海鲁迅纪念馆拿出馆藏的一张旧X光片，邀请上海二十三位肺科和放射科专家，一起来研究鲁迅当年的病情。

这张片子拍摄于1936年6月15日，拍摄地点是上海福民医院。

他们发现，鲁迅不止患有肺结核。

他的两肺上中部有明显的结核病变，右侧患有结核性胸膜炎，胸腔里已经出现积液。此外，他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和严重肺气肿，两侧肺部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肺大疱，左下肺尤其严重。

简单地说，就是气胸。

根据当年的X光片，以及鲁迅临终前二十六小时的病情记录，参加读片的专家认为，

鲁迅最后很可能是左侧肺大疱破裂，发生了自发性气胸。

这是致命的。

事情还得从1936年春天说起。

3月2日，鲁迅在日记里写道：

“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

此后几天，须藤连续上门诊治。

3月8日，鲁迅记下一句：

“须藤先生来诊，云已渐愈。”

但到了五月，鲁迅的病情不但没有真正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5月15日，他给曹靖华写信，说自己身体无力，医生认为是胃病，吃七八天药，大概就好了。

到了5月23日，他已经发热将近十天，不能外出。须藤这时才开始调查他的发热规律。

鲁迅忍不住在信里抱怨，既然医生现在才开始调查热型，可见连什么病都还没有断定，什么时候能好，自然更说不准了。

鲁迅的病情在继续恶化。身体越来越瘦，连从床上坐起来都十分困难。朋友们来看他，说不了几句话，他便疲惫不堪。

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日记都写不动了。

到了5月底，史沫特莱和冯雪峰等人终于忍不住了，他们商量着，要另外请一位医生来看看。

这位医生叫托马斯·邓恩（Thomas B. Dunn），美国籍，专门研究肺部疾病，当时在上海行医。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时，鲁迅、林语堂、伊罗生、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左一)等委员合影

鲁迅起先并不同意，可朋友们坚持。

5月31日，邓恩终于来到鲁迅家中。据后来几位当事人的回忆，陪同前来的还有史沫特莱，茅盾负责翻译。检查结束，邓恩的判断与须藤此前的乐观态度大不相同。他认为鲁迅的肺病已经极其严重。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他说，如果换作一个欧洲人，这样的身体，大概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这话把在场的人吓坏了。

鲁迅自己却没有特别惊慌。几个月以后，他在《死》里回忆这次诊察，还开了一个玩笑：既然这位医生是从欧洲学来的医术，大概不会给一个已经死了五年的病人开药方。

6月15日，鲁迅去福民医院拍了一张胸部X光片，结果与邓恩的诊断大致相符，那张片子就是四十八年以后，被二十三位上海医学专家重新放到看片灯前的旧片。

鲁迅胸部X光片

鲁迅在《死》中很坦率地承认，须藤不是肺病专家。但他接着又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信任须藤：年纪大，经验多，彼此熟悉，也肯说话。鲁迅还说，即便是须藤，也已经向他发出过两三次病情严重的警告。只是他自己没有放在心上，甚至没有把这些警告告诉家里人。

1936年6月25日，许广平帮鲁迅给木刻青年曹白拟了一封信，专门说明鲁迅的病况。信里说，须藤每天来家中注射，准备把正在活动的肺部病灶控制起来。如果治疗顺利，今后注意保养，不要感冒，不要腹泻，那么再活十年、二十年，还是有可能的。

信的最后写道：

“我以为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鲁迅亲自拟稿、由许广平抄寄的信。

四个月以后，他去世了。

须藤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医生？

须藤五百三1876年出生于冈山县下原村，在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现在的冈山大学医学部）毕业之后，他取得医生执照，长期在台湾、朝鲜等地做军医。

大正七年（1918年），须藤离开军队，之后到上海开业（但具体时间不可考）。上海的须藤医院离鲁迅的住所约有2.4公里，他的医院主要诊疗内科小儿科，但外科妇产科也都接受看诊，可以说全科医院。

1933年7月，须藤五百三首度为海婴看诊，第二年的1934年4月，鲁迅也开始接受他的诊疗。

我找到了一份1930年的《冈山医学会杂志》，那年，一位叫滨崎幸雄的医生从日本来到上海。当地的冈山医学界同乡为他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安排了一场欢迎宴。须藤本来也要出席，可是临时来了一个疝气急诊病人，只好缺席。滨崎在寄回日本的通信中，特别介绍这位没有赶上聚会的医生：

“全科醫なるも外科を得意とさるる須藤五百三氏。”

鲁迅去世后，须藤曾经留下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1936年11月15日，上海的《作家》杂志刊登了这篇文章，它是研究鲁迅晚年疾病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后面还附有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这里面写着，他认为鲁迅去世的主要原因是气胸，这和那张片子的诊断是一致的。

使须藤受到质疑的，也恰恰是他写下的那份诊疗报告。

最有争议的，是胸腔积液。

周建人说，1936年5月31日，美国医生邓恩前来诊察时，已经明确指出鲁迅胸腔内有积液，建议尽快抽取。须藤当时却否认积液存在，大约一个月后，他才承认了这一诊断，开始抽液。

然而，在须藤提交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中，早在1936年3月，他就对鲁迅进行了胸腔穿刺检查。

这个日期比邓恩来诊早了整整两个月。

但是，中国的研究者们提出，3月28日，鲁迅的日记里根本没有提到胸腔穿刺：

那一天他收到好几封信，接待了萧军、萧红等人，晚上还有朋友来访。到了夜里，他还叫上弟弟周建人，带着许广平和海婴，约了萧军、萧红等人一起去丽都影戏院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绝岛沉珠记》，他们看的是下集。

鲁迅是一个记日记相当认真的人，医生来诊、注射打针，他经常都会记下来。可是这一天，他既没有记录医生来诊，也没有记录那次300毫升的抽液，倒是把晚上看电影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另外，如果真的“行穿刺术采取胸液，约得三百公分”，鲁迅的身体还能允许出去看电影吗？

严家炎等中国学者据此提出，须藤可能在鲁迅去世后补写了病历，然后把抽液的时间提前了。

日本医学史研究者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另外一个问题：

鲁迅究竟死于什么疾病，须藤的治疗是否导致了他的突然死亡。

最多的研究来自泉彪之助，泉彪之助是日本的内科医生，也是一位医学史研究者。他对鲁迅的病情研究得很细，曾经到上海鲁迅纪念馆调查，查阅各种相关资料，也研究过鲁迅当年的胸部X光片。

1982年，他就在日本医学期刊上发表过《魯迅の胸部X線写真》。1985年，又发表了《須藤五百三——魯迅最後の主治医——》。1987年，他还专门写了研究美国医生邓恩的文章：《トーマス・B・ダン——魯迅を圆欷筏骏ⅴ幞辚�人医師——》。

到了1984年，关于须藤的争论又一次公开爆发。那年5月，中国报纸《周末》刊登了一篇质疑鲁迅死因的文章，提出须藤的一次注射是否造成病情突然恶化，甚至怀疑他作为日本旧军人，会不会存在政治性的谋害动机。日本《朝日新闻》很快作了报道，泉彪之助看到了，6月4日，他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题目是《魯迅の死因・日本人医師非難は疑問》。

他的理由主要来自医学判断，根据1984年上海专家重新读片的结果，鲁迅最后发生的很可能是肺大疱破裂导致的气胸，在泉看来，这是在长期严重肺病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急性并发症。

须藤本人在医疗报告中也记录了气胸，因此，没有理由把鲁迅的突然死亡直接归咎于医生注射的一针药物，更没有证据支持谋杀的猜测。

但是，须藤记录中也许确实存在时间错误。2007年，久保卓哉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研究须藤在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上门诊治的时间。须藤的说法是，他在10月18日早上六点半已经到鲁迅家诊察了。内山完造在回忆中也说，许广平大约早上六点就拿着鲁迅的信来找他。可是许广平在《最后的一天》中，明明记载鲁迅直到六点半左右，才戴上眼镜，准备给内山写信。

久保卓哉找到了一份泉彪之助在1996年编辑的访谈资料：《魯迅と上海内山書店の思い出》。这本书收录了内山书店旧店员児島亨等人的回忆。児島亨说，1936年10月18日清晨，许广平拿着鲁迅的信来到内山书店时，他正在门前打扫，他记得那时候大约已经八点了。

1958年，内山书店旧址（中国人民银行）

久保卓哉推测，许广平送信的时间，更可能是在七点半至八点之间。

须藤在报告里写下的六点半出诊，值得重新考证。

2025年4月，日本冈山大学医学部同窗会《鹤翔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名誉会长新居志郎，文章叫《須藤五百三と魯迅を巡る断想 並びに資料の寄贈》

。

这篇文章中，有一个细节深深吸引了我，2024年，冈山当地的人们成立了一个纪念须藤五百三的团体。一些老人还记得须藤战后回到成羽町行医的样子。他说话不多，穿着木屐，走来走去给人看病。有些人家贫困，他就不收诊疗费。

须藤一直行医到晚年，1959年，他在故乡去世，终年八十三岁。

鲁迅最好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也在这一年去世。

而让当地人觉得奇怪的是，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位置的医生，回乡以后，却似乎很少主动讲述自己与鲁迅的关系。

为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一代文学巨匠鲁迅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二十多天以后，许广平写下《最后的一天》，记录了这短短二十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一切。在文章里，她反复提到自己当时的后悔，后悔丈夫伸出手的时候，没有紧紧握住他的手。为什么还要装作若无其事？为什么当时不干脆拥抱他一下？

我想，许广平一定在此后无数个夜晚，重新回忆过那一天。

那些当时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小事，等到人死了，突然就变得无比重要。

在最后的时刻，她不知道那就是最后的时刻。

鲁迅也不知道。

实际上，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他就认真想过自己的死亡。9月5日，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叫《死》，那时候他刚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便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甚至拟了七条近似遗嘱的嘱咐。

有一条是：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文章最后，他写道：

“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四十四天以后，他去世了。

鲁迅并不是一个对死亡没有准备的人，只是他不知道，那一天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10月17日，他还在写文章，接待朋友，商量搬家。上午，须藤还来给他看过病，下午，他就穿着长袍出门了。谁能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出门呢？

我们总是以为，死亡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最后，总应该有些征兆。

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快要死了，可以和亲人好好告别，把没有讲完的话讲完，把没做完的事情安排一下。

可是死亡常常不是这样。

有时候，它就在隔壁，在楼梯口，静静地等着我们。

而我们还在想明天要做些什么。

房子要搬，印章要刻，朋友约好了还没有见面，桌上还有一篇写了一半的文章。

那天鲁迅走下楼梯时，或许正在想着这些事情。

许广平站在楼下，问他衣服穿够了没有。

他说够了。

第二天，他再也没有走下这道楼梯。

鲁迅、许广平与周海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