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奖今日于台北生技园区举行获奖者演讲，汉学奖得主、大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以“放宽你的历史视野”为题，提出“大历史”、“大关节”、“大判断”的论点，并深入分析秦始皇实现儒家理想等案例，呼吁历史研究不仅要用放大镜、显微镜，而且要用广角镜和望远镜，让大背景成为座标，然后确定人物、事件的位置。

他首先分享14年前在普林斯顿与余英时先生聊天的内容，以王国维曾批评姚名达考据孔子何时到东周王室的文章是“特事小耳”，还有钱锺书曾对陈寅恪考证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一事有微词，但这背后涉及李唐之所以兴盛是不是和胡汉交融有关，来点出今日的主旨“大历史”以及“大关节”。

随后葛兆光指出，大历史和大关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指历史原来平稳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扭曲或变化，同时它又是一个基因，最后沉淀到现在，变成影响今天的一种历史因素。研究大历史需要“大判断”，这是历史研究能不能旧貌换新颜的基础。而过去可能不被浓墨重彩叙述的历史事件可能就会呈现新的意义。

他提到，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古代中国史学传统以及晚清以来现代中国史学的传统，“我们面对的是两个传统，一个是老传统，一个是新传统”，不得不“以整体对抗整体”。而历史研究和科学自然科学研究不太一样，每一次都要回到起点，一旦从起点重新去审视，那么旧的历史就会出现新的风景。

葛兆光举出三个例子来谈把握大历史、抓住大关节的重要性。

第一个例子是蒙古帝国蒙哥汗时期突然改变宗教宽容政策，成为宗教“不”宽容政策。当时是西元1255年蒙哥宣布《化胡经》（道教）应焚烧禁止，而在前一年法王路易九世派出教士鲁布鲁克到哈拉和林和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回教徒、佛教徒展开一场辩论，而当时蒙哥仍表现宗教宽容，但一年之间蒙古人的政治策略和宗教制度就发生巨大转变。葛兆光解释，这因为1255年后蒙古大军开始转向东方，“当他面向一个历史悠久，宗教信仰认同很单一，而且族群意识很强烈的东方大国时，他不得不开始改变”，这才能体会陈垣所指出全真教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宗教。这个例子说明，如果放在横跨欧亚的大历史背景里面，不大能够体会为什么当年会发生这样的宗教辩论，“也不会理解为什么这场宗教辩论会导致对道教的严厉打击”。

第二个例子是秦始皇对儒学的重要性。葛兆光指出，陈寅恪曾提出秦始皇奠定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制度，遗传到晋代，涉及《泰始律》的意义。葛兆光强调，近来中国出土了很多简帛文献，尤其是秦代竹简，可以看到很多伦理道德基础基本上就是儒家的。因此，“我们过去把好像秦始皇是法家，汉武帝尊崇儒家看成是一个天经地义、公认的历史过程，其实可能是不一定对的”。他说自己从来不觉得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儒家和法家两家，“其实儒家和法家就是一家，只不过是一手硬，一手软，一个重教育，一个重管理”。

第三个例子是明代永乐年间南征安南。当时安南陈朝末年，权臣黎季犛取代陈氏，明朝发现后介入，并于永乐4年皇帝派大军进攻，几乎打下了整个安南并设治，可是十几年后形势就逆转了，当时后黎朝的创建者黎利起兵，几年后打败了明军。恰好此时永乐皇帝死亡，后继者洪熙皇帝和宣德皇帝改变了永乐积极扩张的政策，决定放弃安南，于是这场战争以安南重新独立告终。葛兆光指出，如果仅仅从中国史单方面看，这当然意味著明王朝对外政策的根本转变，但如果放大一点视野，这是安南的国族意识逐渐恢复，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越厉害的关节点，而如果再放大，不光是安南，这件事情还影响了整个朝贡圈全心全意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如果再放大视野，放在整个亚洲甚至全球背景来看，“其实有很深的历史意义”。

他解释，首先宣德年间从安南撤军，让安南独立以及不再下西洋等，象征原本积极扩张朝贡圈的根本倾向发生了转变，使得15、16世纪的环南海地区保持了相当多元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以及各种语言、宗教和习俗，另一方面也给后来的欧洲殖民者趁虚而入的可能性，导致原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逐渐崩溃。第二点，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海外贸易衰落，越南则从朝贡区圈的边缘的安南，逐渐转变为南海贸易圈的安南，加上不断对外扩张，于是便成了一个南海国家。第三，15、16世纪环南海地区逐渐形成南海贸易圈，此时明朝已经不是南海贸易圈的主导者，而只是一个参与者，1511年葡萄牙占领麻六甲，1571年西班牙入主马尼拉，逐渐开启了由南海为中心的全球贸易，明朝一直到1567年的隆庆开关，沿海商人才合法进入南海贸易圈。

最后，葛兆光以“镜子”作为比喻来谈历史大历史和大关节。他说，“历史研究不仅要用放大镜、显微镜来审视文献，而且要用广角镜和望远镜，把历史观察、历史人物、事件放在更大的背景里面，让大背景成为座标，然后确定人物、事件的位置，也让这个座标和背景看清它的前后左右，带我们看看它究竟是不是我们判断的大历史和大关节”。如果能够放宽历史视野，观看大历史、把握大关节，我们面前的历史图景可能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