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一生，以慎著称，慎权，慎财，慎言，慎变。毛时代，他是中共最重要的财经掌柜之一；邓时代，他又成为足以与邓小平相制衡的元老。论经济，他不拒市场，却惧市场失控；故有“鸟笼经济”之喻：鸟须飞，笼不能破。

　　论家教，亦严。不许子女搭他的公务车，不许翻看文件，不许随便进入办公室。与后来一些红色家族的张扬相比，陈家确少许多豪奢故事。然而历史之有趣处正在此处。

　　陈云本人未必有意荫子，其子陈元却少年入仕，三十余岁已为北京市委常委；仕途受挫后转入金融，历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董事长，执掌中国最重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之一十五年。再下一代，则负笈欧美，进入花旗、摩根士丹利及国际私募资本。

　　祖父管计划，父亲掌国银，孙辈入私募。一家三代，恰好走过中国从计划经济、国家金融到全球资本市场的半个多世纪。父以计划驭市场，子以国家信用驭资本，到第三代，鸟已飞出笼外。此陈氏一家之可观者。

　　一、寒门之子，终成财经元老

　　陈云与许多红一代不同，他没有显赫家世。1905年生于江苏青浦贫寒农家，幼年失怙，读书不多，后进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由工运加入共产党。长征，延安，东北，直至建政。他不是马上打天下的军头，却极长于经济、组织与实际事务。

　　中共得天下后，面对通货膨胀、财政失序、物资短缺，陈云成为财经工作最重要的主持者之一。此后数十年，中国经济每逢大乱、大调，他往往重新被请出来收拾残局。毛泽东好大，陈云务实；毛重意志，陈重算账。大跃进以后经济濒危，陈云主张调整；文革中遭冷落。毛死后再度复出，与邓小平、李先念等成为中共第二代元老政治的重要人物。

　　其人不以激情见长。所长者，一字：稳。

　　二、鸟可以飞，不能飞出笼

　　改革开放以后，陈云与邓小平既同又异。二人皆知毛式计划经济不能再走，但邓敢放，陈云怕乱。市场可以有，个体经济可以有，外资可以进。但国家计划、国有经济和党的控制不能失。后来所谓“鸟笼经济”，正是这种思想最形象的表达：经济如鸟，计划如笼；笼太小，鸟会死，笼若没有，鸟又会飞掉。

　　这其实不只是经济观，也是陈云一生的政治观。可以改革，不可失控；可以松动，不可脱笼。所以八十年代改革派与保守派争论最烈时，陈云常居较谨慎的一端。他不是反改革，他反的是改革失去党的边界。

　　市场可用，不可信；资本可借，不可纵。此为陈云。

　　三、治国慎财，治家亦严

　　陈云的私人生活，在中共元老中素以俭朴著称。妻于若木，长期从事营养与卫生工作。二人育有五名子女：陈伟力、陈元、陈伟华、陈伟兰、陈方。关于家教，陈家后人及官方纪念材料留下不少记载。最有名的是“三不准”：不准子女坐他的公务车；不准随便翻阅他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入他的办公室。

　　陈云亦不愿子女以自己的身份在人前炫耀。这些材料大体可信，不必因为研究政治家族便反过来否定。陈云个人的克己，与其家族后来获得的结构性优势，可以同时成立。此亦陈家最值得研究处。

　　一个父亲可以不替儿子谋私，一个政治元老却无法使自己的儿子变回普通人的儿子。

　　四、五子分途

　　陈家第二代，并非人人显贵。长女陈伟力后来进入技术投资、国际人才服务等机构任职；陈元最显，走党政而后金融；陈伟华则长期任中学历史教师，生活相对平常；陈伟兰进入行政系统，后来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陈方从商。

　　一门五子，有人居庙堂，有人入金融，有人经商，亦有人终身教书。故若说陈云五个子女皆凭父荫显贵，不合事实。然而换一角度看：在这个家庭中，一个孩子可以进入地方政坛，一个可以进入中央行政机构，一个可以进入国家经济机构，一个可以从商。其选择空间、社会网络与政治信用，已非普通家庭可比。

　　政治门第真正厉害处，未必是人人当官，而是路比别人多。

　　五、陈元原来想做官

　　陈家第二代最值得写者，自然是陈元。1945年生，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来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经济学。

　　改革初期，他进入北京地方政治系统。先任西城区委副书记，继任区委书记；再升北京市委常委，并参与商业、外经贸与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三十余岁，已入省部级政治权力圈的上升通道。这显然不是一个准备终身做银行家的履历。陈元最初走的，是仕途，而且走得很快。

　　据李锐留下的回忆，早在1983年前后，王震便曾推荐陈元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有关方面征询意见时，李锐认为陈元到北京时间尚短，应再历练，事情遂缓。

　　这一细节很值得记。陈云本人可以不打招呼，却自有人知道：此陈云之子也。

　　六、差额一票，仕途遂折

　　1987年，北京市委换届。其时中共尚处政治体制改革气氛之中，党内差额选举并非完全走过场。意外遂生，已经担任北京市委常委数年的陈元，在市委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随后候补委员选举，又未能当选。

　　一位政治元老之子，一个现任市委常委，竟被党代表的票差掉了。今天读来，颇有隔世之感。陈元继续留在北京地方权力体系的政治基础由此动摇。

　　翌年，他离开北京市，转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一票之间，人生改道。差额一票，仕途遂折；转身入银，反成其名。这件小事，不仅是陈元个人史，也是八十年代中国政治史的一个小切片。

　　王震之荐，是红色门第；差额之落，是制度尚存的一点不确定性；转身入银，则是改革时代另开的一扇门。三事合观，恰见一代中国。

　　七、失之政坛，得之金融

　　陈元进入央行，并非闲职安置。1988年起，他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长达十年；1998年，又转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后来任董事长，直到2013年离任；此后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所以陈元并未真正离开权力。只是由地方政治权力，转入了国家金融权力。而这一转，反而更适合他。陈元懂经济，有组织能力，亦很早便认识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他在北京西城区工作时，已经参与金融业发展规划。八十年代中期即提出金融如经济的“神经和大脑”。这在当时并非庸见。

　　若把陈元简单写成一个靠父亲上位的“太子党银行家”，难免失之浅薄。门第给了他极高的起点，本人亦确有驾驭这个位置的能力，二者并不矛盾。

　　八、国开行十五年

　　陈元真正留下历史痕迹的地方，是国家开发银行。1998年接手国开行时，这家政策性银行成立不过数年，政策性贷款色彩浓厚，风险管理亦有诸多问题。陈元随后推动改革，强调信用，强调现金流，强调贷款风险，强调市场化融资。

　　国开行逐渐从单纯奉命放贷的政策性机构，变成一个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又大量使用现代金融手段的巨型开发金融机构。钱从哪里来，发债；钱到哪里去，铁路，公路，电力，城市基础设施，开发区，保障房，重大国家工程。

　　中国此后二十年的高速城市化背后，国开行是一部巨大的金融发动机，发动这部机器最重要的人之一，正是陈元。

（资料照片）

　　九、芜湖一试，天下仿之

　　1998年前后，陈元推动国开行与安徽芜湖合作。地方政府想修路、建桥、开发新区，却没钱。怎么办？建立政府融资平台，把可以经营、开发和形成收益的城市资产装入平台。国开行提供长期贷款，再以财政安排、土地开发和未来收益建立偿债机制。后来称为“芜湖模式”。

　　这套东西一旦打开，地方政府忽然发现：原来城市未来的财富，可以拿到今天来花。道路未修，钱先借来；新区未成，信用先建；土地尚未卖，未来收益已经可以进入融资结构。

　　此后，各地融资平台大量兴起。中国城市建设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金融杠杆。

　　十、城市化的功，地方债的影

　　对此不能只骂。没有这种金融机制，中国九十年代末以后如此高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很难想象。地铁，高架，桥梁，新区，工业园，污水设施，保障房。无数项目需要的都不是一年财政收入，而是几十年的长期资本。

　　陈元的开发性金融，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功不可没。然而任何金融创新都有另一面，地方政府一旦发现可以用未来收入借今天的钱，借债冲动便随之而来。尤其当土地价格不断上涨时：土地成为信用，信用变成贷款；贷款修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又推高土地价格，于是再借，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形成。

　　后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膨胀、土地财政深化和地方债累积，当然绝不能简单归罪陈元。但在制度谱系上开发性金融—地方融资平台—土地信用—地方债务，确有一条可以追寻的历史链条。陈元正在其早期关键节点。

　　十一、鸟笼未破，只是多了银行

　　由此再看陈云与陈元父子，颇有意味。表面看，两代已经完全不同。父亲讲计划，儿子讲金融；父亲经历统购统销，儿子谈债券、信用和现金流；父亲怕资本主义，儿子天天与资本打交道。

　　再往深处看，二人的制度思想其实一脉相承。陈云要的是国家驾驭市场，陈元所做的则是国家驾驭金融，再以金融驾驭市场。地方政府决定城市往哪里建，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资本。土地和市场提供收益，市场不是主人，市场是工具；资本亦不是主人，资本也是工具。

　　故陈氏父子之间，与其说发生了断裂，不如说完成了一次现代化升级：父以计划驭市场，子以国家信用驭资本。鸟仍在飞，笼也还在。鸟笼未破，只是笼中多了银行。

　　十二、父不荫子，势自荫家

　　政治家族研究还要再问一层。陈元为什么三十多岁便能成为北京市委常委？为什么王震会直接推荐他？为什么政治道路受挫以后，又可以迅速进入央行高层？

　　这些问题不能仅以“陈元有能力”解释。有能力的人很多，能被看见的人很少，能被王震看见的人更少。这正是政治资本最微妙处。它未必需要陈云亲自打电话，甚至陈云越爱惜羽毛，越可能避免直接打电话。然而当整个干部体系都知道这是陈云的儿子，父亲是否开口，已经不是全部问题。

　　政治门第最高级的运作方式，恰是不必每次运作。父可不荫子，势自会荫家。

　　十三、第三代飞入全球金融

　　再到第三代，时代已经完全不同，陈元的子女接受的是国际化精英教育。其子陈小欣曾赴美读书，后来进入花旗银行及私募投资领域；女儿陈晓丹亦有美国名校教育经历，先后进入摩根士丹利及国际私募机构。

　　祖父陈云年轻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穷学徒；父亲陈元年轻时，是社会主义中国培养的清华工科生。到孙辈，已经熟练进入美国名校，国际投行，私募基金，全球资本市场。

　　三代之间，不过几十年，其阶层跃迁之剧，令人感慨。祖父从资本主义上海的店员走入共产党，孙辈又从共产党最高门第走入全球资本。

　　历史绕了一圈，人已不同。

　　十四、鸟终于飞出了笼

　　陈云若见第三代的职业，大概会觉得陌生。私募股权，投资银行，跨境资本，全球资产配置，这些正是“鸟笼经济”年代最难想象之物。

　　更有意思的是，陈晓丹进入国际私募机构期间，该机构与国家开发银行一度存在业务合作层面的联系。公开资料并无证据证明陈晓丹因此获得不当利益，有关方面亦否认存在利益冲突，故不可妄断。但作为政治家族史，它仍有象征意味。

　　父亲掌中国最大的开发金融机构之一，女儿进入全球私募资本；国家金融与私人资本之间的距离，已经比祖父时代近得多。到此，陈家的三代史终于完整。

　　陈云，国家控制市场；陈元，国家信用进入市场；第三代，家族成员进入全球私人资本市场。鸟终于飞出了笼。

　　十五、这不是一篇贪腐史

　　写到这里，必须说明：目前公开可靠资料并不足以把陈云家族写成一个以重大贪腐丑闻著称的家族。陈云本人以俭朴自持，陈元确有一定的专业能力，陈伟华长期只是普通教师；第三代接受良好教育，进入国际金融行业，本身也不是罪。

　　若为了文章刺激，硬把这一家写成又一个“贪腐家族”，反而失掉了陈家的真正意义。陈家提出的是一个比贪腐更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明显违法，没有父亲公开谋私，政治家族还会不会形成？

　　答案仍然是：会。社会机会从来不只由金钱分配，还有教育，信息，人脉，信用，眼界，安全感，试错机会，以及一个孩子从小能够见到什么人。

　　十六、特权最深处，不必违法

　　一个普通人的儿子犯一次错误，可能终身沉底；一个政治元老的儿子，一条路断了，往往还有另一条路。陈元的经历恰好说明这一点。

　　政治路被差额选举挡住，金融之门随即打开，而且打开以后，他确实做出了成绩，这才是问题最复杂处。如果陈元是个庸才，故事反而简单，偏偏他不是。政治资本使有能力者更容易得到机会，机会又让能力得到证明；成功以后，便更难区分：究竟多少来自个人？多少来自门第？这正是所有精英再生产最隐秘的地方。

　　特权最成熟的形态，不是让无能者永远成功，是让一个人比别人拥有更多次成功的机会。

　　十七、从穷学徒到金融世家

　　陈云出身寒微，这一点尤其使陈家故事具有历史反讽。一个贫苦学徒参加共产党革命，革命成功，成为国家最高财经领导人；本人终身俭朴，严教子女，反对特殊化。然而几十年以后：儿子掌国家开发金融，女儿进入高级行政体系；孙辈接受欧美精英教育，进入国际银行与私募资本。这并不必然说明陈云虚伪，相反，即使一个元老本人真诚反对特权，权力结构仍可能在他的身后生产特权。这才是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个人道德可以约束一顿饭，可以约束一辆车，可以不替儿子打一个电话，却很难消除一个政治家族积累几十年的社会资本。

　　十八、鸟笼之外，金融世家

　　陈云一生想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既利用市场，又不让市场脱离国家控制，他的答案是鸟笼。然而历史从来比设计者走得更远。市场打开以后，财富开始生长；金融发展以后，国家权力本身也可以转化为金融信用；全球化以后，下一代又可以把教育、关系与资本带到世界市场。

　　陈氏三代形成一条极有意味的轨迹：第一代掌国家财经，第二代掌国家金融，第三代进入私人金融；从计划到银行，从银行到私募，从国内到全球；祖父一生警惕资本，孙辈已经成为资本世界中的专业人士。然而若因此嘲笑陈云，也未免太浅。

　　陈家的真正启示不在“陈云管不住后代”，在另一处：制度比家训强。陈云可以教育子女不坐他的车，却不能让他们不再是陈云的子女；他可以要求家人不看自己的文件，却不能要求整个干部体系忘记这个姓氏；他可以终身俭朴，却不能阻止政治资本在代际之间变成教育资本、社会资本，继而进入金融资本。旧时代，贵族传土地，传统中国，官宦传门第；红朝不承认世袭，却产生另一种传承：父辈传的未必是钱，而是位置附近的路。陈云或许没有主动为儿子造一只金笼，然而陈家几代人的轨迹仍告诉我们：父可不荫子，势自会荫家。

　　鸟后来飞出了笼；门第，却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