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的弄堂总是湿漉漉的，像被谁拧过一把似的。1937年秋天，国军撤出上海后，这座远东最繁华的城市就成了一张浸透雨水的旧报纸，表面上还看得见字，其实一碰就碎。租界像几块补丁贴在沦陷区的地图上，法租界梧桐影里，公共租界霓虹灯下，藏着不知多少双眼睛。

军统的人就在这时候显出了他们的本事，也显出了他们的命。

搞暗杀这行当，说起来不体面，做起来更不体面。戴笠手下那些人，多数不是正经军校出身，三教九流什么来历都有。青帮的徒子徒孙，流亡的学生，跑码头的江湖客，甚至还有几个会说洋文的留学生。这帮人凑在一起，干的却是最需要胆量的活儿——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把那些投了敌的体面人一个个请出历史的舞台。

1939年大年初一，南京伪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回上海过年。愚园路公馆里张灯结彩，厨子忙得脚不沾地，客厅里炭火烧得正旺。陈箓穿着玄色暗花长袍，捋着胡须跟拜年的客人寒暄，怎么看都是一幅富贵团圆的景象。他不知道军统的人已经盯了他很久。傍晚时分，几个穿雨衣的人从厨房闯进客厅，枪声一响，这位曾经做过驻法公使的大员就倒在了年夜饭桌前。刺客临走还在尸体上丢了张字条，上面写着“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那年春节，上海市民在弄堂口交头接耳，脸上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痛快。

这种事情在上海隔三差五就要来一出。青帮大佬张啸林投了敌，以为靠着日本人的势力能继续呼风唤雨，结果被自己的保镖林怀部一枪结果在书房里。傅筱庵做了伪市长，进出有白俄保镖跟着，结果睡在自己卧榻上，被伺候他十三年的老仆人朱升用菜刀剁了脑袋。傅筱庵那天夜里喝了酒回来，烂醉如泥，鼾声震天，朱升摸黑进去，手起刀落，脖颈几乎砍断。等三姨太惊醒过来，床上只剩一具血葫芦似的尸首。朱升已经骑车出了弄堂，一路奔奉贤乡下去了。后来他坐渔船到浙江，辗转去了重庆，领了五万块奖金——那会儿五万块能买几千担米。

你说这些人图什么？军统的薪水实在说不上丰厚，任务失败的代价却高得吓人。被抓了，日本人不会让你舒舒服服死，汪伪七十六号那帮人更狠，他们本来就是军统出去的，知道怎么折磨人才最疼。但就是不断有人接替上去。1940年秋天开始，军统搞了个“歼敌计划”，专挑穿军服的日本兵下手，不分官阶大小，碰上了就干掉。一年多点时间，前后杀了四五十个，打伤二十来个。日本兵后来在虹口一带不敢单独走路了，得两三个人结伴才行。站岗的哨兵也慌，天黑了老觉得墙角有眼睛盯着。

代价是惨烈的。淞沪会战期间，戴笠组织了一万多人的苏浙别动队配合正规军作战。这些人大都是杜月笙的门徒、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很多连枪都没摸过几回。在南市掩护主力撤退那一仗，五千人顶了三天，死了近两千。后来收容残部，一万多人只找回来两千，其余的不是死了就是失踪了。陈恭澍当上海区区长那两年多，手下又死伤了两百多号人。整个抗战打下来，军统登记在册的四万五千人，牺牲了一万八千多，差不多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没活到胜利那天。这些人多数没有名字留下来，死了就死了，像弄堂里熄灭的一盏灯。他们活着的时候也不大谈什么主义，什么理想。有些人是为了报仇，家乡被烧了，亲人被杀；有些人就是觉得该干点什么；还有些人可能只是被命运推到了那条路上。但不管什么原因，当枪口对准那些穿着体面、说着漂亮话、干着卖国勾当的人时，他们没含糊过。

历史有时候像黄浦江的水，浑浊得很，什么都有。军统当然不是什么纯洁无瑕的组织，他们对付过共产党，手段也不干净。但在日本人占着中国土地的那八年里，他们确确实实打了，杀了，也死了。那些死在愚园路弄堂里、倒在虹口街头的年轻人，那些被秘密处决在七十六号地牢里的无名者，他们在扣动扳机或挨那一刀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肯定不是什么复杂的政治。可能就是最简单的念头——这土地是咱们的，不能让外人骑在头上拉屎。

这事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做起来就那么难。难到要拿命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