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25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认定犯了“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80年12月24日，江青在法庭上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辩护词”，拒不认罪。她说：“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

　　为什么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呢？回顾江青登上中共政治舞台的全过程，可能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江青是毛亲手栽培的“政治明星”。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入主中南海，江青成为中共第一夫人。

　　1951年1月，电影《武训传》公映后，受到广泛好评，也有批评意见。但是，毛看到后，在毛亲自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发表了全盘否定这部电影的看法。

　　政治嗅觉灵敏的江青，立即抓住这个机会。

　　在征得毛同意后，1951年下半年，江青参加了由文化部等单位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调研”，并参与起草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文受到毛的高度重视，亲笔作了15处修改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几个月后，江青被任命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

　　1956年，经中共政治局常委同意，江青成为毛的秘书，除了负责照顾毛的生活外，还负责收集和研究国际资料。

　　从那时起，毛就开始有意培养江青成为其政治助手。

　　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1958-1963年，涉及江青的文稿多达21篇，大多是毛指示江青看各种文件，包括国际、国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有的批示江“必须看，至少看两遍”，有的要“精读”，有的要“仔细地慢慢地看”，有的要“研究”，可谓“谆谆教诲，悉心培养”。

　　1964年5月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就部队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毛看到后批示：“江青阅”，并要她6月5日找林彪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毛让江青转达自己对林彪谈话的支持，一是有意拉林彪上他蓄谋发动文革的船，二是有意让江青由幕后走到前台。

　　1964年6月23日，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发表《谈京剧革命》的讲话。毛看后批了五个字：“已阅，讲得好”。

　　1966年1月21日，江青通过林彪安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一个文件，“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看后，亲笔在江青前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毛对这个文件修改了三次，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1966年4月10日，这个“纪要”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传达。

　　这个“纪要”后来成为毛发动文革的重要指导文件之一。经过毛的操作，毛把江青-林彪-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串在一起，极大地提高了江的中共党内的地位。

（资料照片）

　　第二，江青是毛亲自提拔的“文革旗手”。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是毛酝酿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江青成为毛最重要的政治助手之一。

　　毛发动文革打响的第一枪，就是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江青根据毛的意图找到上海市委笔杆子姚文元写成，经毛修改定稿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毛欲借批吴晗，打倒吴晗背后、被毛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支持彭真的“阎王殿”——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支持彭真、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两大头目——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中共中央文件《五一六通知》，就是江青根据毛的意图在上海协调有关人员起草，并经毛反复修改定稿的。

　　据王力回忆：“起草小组名义上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主持，实际上因为陈伯达、康生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而江青在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当然留在上海，实际的领导权便落在江青手中。”

　　《五一六通知》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必须“批判”这些人，“清洗”这些人。

　　《五一六通知》是毛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各种文化界，进行大清洗的总动员令。

　　毛发动文革初期，主要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实施他的部署的。

　　据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的文章《毛泽东与江青》讲，是毛“亲自提名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

　　金春明写道：“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线总指挥。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

　　毛不止一次跟别人说：江青政治上很敏锐，对他很有帮助。

　　正因为有了毛的信任和授权，作为毛的枕边人，又能够及时得到毛的“最高指示”，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江青成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

　　第三，江青是毛文革整人的“政治打手”。

　　1980年，江青在法庭上坦陈：“从1966年5月16日以来，也就是中共中央通过重要的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

　　十年文革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捣毁“三家村”；鼓动红卫兵制造“恐怖的红八月”、“破四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打倒陶铸；掀起上海“一月风暴”、发动全国“夺权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砸烂公检法”；打倒“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揪军内一小撮”；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整死彭德怀；“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打倒陈伯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

　　这些重大事件的最高决策者，都是毛泽东；协助毛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总操盘手，是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江青是参与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据吴法宪回忆，“从1967年9月开始，到我被捕时（1971年9月24日）为止，一共成立了十四个中央专案组。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召集人）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

　　江青参与了其中几个专案组，比如刘少奇专案组、罗瑞卿专案组等。但是，对这些专案负责的第一责任人是毛泽东，第二责任人是周恩来，江青的责任在毛、周之后。

　　据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讲：“1967年8月4日（毛主席）又给江青写信，提出给左派发枪，武装左派等，这封信通过江青向政治局传达，和在全党、全国贯彻执行。”

　　文革期间，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武斗，打死很多人。与毛的上述信有直接关系。

　　阎长贵说：“江青的政治生涯主要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不渝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每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江青都是积极响应，全力执行的，所以毛泽东称赞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批判刘少奇、批判林彪都立有大功。”

　　文革中，江青肯定利用毛的夫人这一特殊身份，做了一些泄私愤、报私仇的事。但在涉及全党、全军、全国的大案要案上，毛是最高决策者，江只是毛的“政治打手”。

　　结语

　　阎长贵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我认为，这个评价可能比较接近事实。

　　1991年5月14日凌晨，江青在秦城监狱服安眠药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