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宗对民生的关心，是有辽一代皇帝中最频繁的。

皇帝经常赈济灾民，免除税赋。

既然赈灾，那就说明有灾，有学者统计过，辽朝的自然灾害，遍布其整个统治疆域内，而且几乎是年年不绝。

那问题来了，自然灾害的发生，朝廷无力抗拒，但为什么越是赈灾，灾民反而越来越多呢？

道宗也自诩治下是盛世，但其实古代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大部分都是有水分的。

西汉的文景之治，轻徭薄赋，把田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包括废除严刑峻法，鼓励发展，恢复社会经济。

据说到汉武帝初期，国库里的钱多的不能再多了，用来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食多的更是溢出米仓，只能在露天堆放。

但是，由于汉初盛行无为而治，朝廷对很多事情都施行不干预政策，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他们开始大量的兼并土地，很多自耕农没地可种，就此成为流民。

当时对匈奴也主要采取和亲防御策略，边境地区的百姓其实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和平，仍旧频繁受到滋扰。

再说法律上的改革，虽然废除了一些令人悚惧的法条，但文景时期就是由于法律过于松弛，导致“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有钱有势的人甚至可以为所欲为。

唐朝有贞观之治，有开元盛世。

贞观之治时，唐朝政治清明，皇帝虚心纳谏，用人唯贤，社会安定，太宗更被称为天可汗。

但其实，所谓贞观之盛世，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基础很薄弱。

贞观年间其实是隋末大乱的恢复期，户口数量远远没有达到隋朝极盛时的水平，社会经济也不过是从废墟中爬起，太宗个人形象也被拔高了，史书对太宗的记载存在明显的为君者讳和理想化倾向，他晚年的奢侈，猜忌也被刻意淡化。

开元盛世更加为人所知，全国人口猛烈增长，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为了国际化大都市，长安西市胡商云集，李白，杜甫，王维等大诗人正是活跃于此时。

但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严重的分配不均。

杜甫说的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然是后来写的，但反映出的却是盛世下的一种贫富悬殊，长安是繁华，大城市是繁华的，可离开大城市之后呢？很多农民都破产了。

就在盛世顶峰后的第十四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整个北方陷入血雨腥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盛世的根基并不牢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唐玄宗的个人统治能力。

还有康雍乾盛世，这是离我们最近，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盛世。

在疆域上，这一时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乱。

在人口上，从明末的一亿激增到了乾隆末年的三亿以上。

在经济上，当时清朝的GDP总量在世界范围内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生产，手工业都非常发达。

可是，人口爆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人口多了，但是生产力，生产技术没有突破，人越多，地就越少，底层老百姓靠的是红薯玉米勉强维生，老百姓的抗灾能力非常差，很多农民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

为了巩固统治，朝廷大兴文字狱，文人动辄得咎，思想界一片沉寂，万马齐喑，这和汉唐盛世的文化对比鲜明。

和盛世并行的还有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乾隆时期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在盛世顶峰之时，清朝已经与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思想革命完全隔绝，为后来的百年屈辱埋下了种子。

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得出，所谓的盛世，其一，大部分是局部性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城市和统治阶级的身上，广大农村和底层百姓的获得感有限。

其二是相对性的繁荣，和乱世相比，的确和平安宁，但是这种稳定性往往伴随着高昂的代价，比如思想控制，未来透支，社会不公等等。

其三，大多是恢复性的繁荣，主要是在经历大乱之后，社会逐步恢复，那根本就不能叫做盛世，而只能叫正常水平。

当我们把目光从那些宏大叙事中的府库充溢，路不拾遗中移开，看向那些具体而微的个人命运时，很容易会生出一种深刻的悲凉和幻灭感。

历史评价往往存在一种矛盾，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以统治阶级的功绩作为标尺，还是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标尺？

如果用后一把标尺来测量，好像“根本不存在盛世，盛世只不过是比乱世稍微好一点”这个观点似乎是成立的。

生存是一场漫长的挣扎，在古代，农业技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们靠天吃饭，一旦遭遇水旱蝗灾，或者官府的徭役过重，小农经济就会迅速破产，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百姓来说，生活的主色调就是匮乏和艰辛，所谓盛世，不过是意味着饿死人的频率从每年都有变成了偶尔发生。

幸运是幸存者的偏差，长安繁华，扬州富庶，那些灯火通明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是地主，是富商，是文人，对于挑着担子进城的农夫，码头扛货的苦力，纺织到深夜的农妇而言，这些繁华是跟他们隔绝的。

那有读者说了，既然盛世是像你说的这样，那么历史学家为什么仍然要使用盛世这个概念呢？这并非全然是古人粉饰，而是因为历史研究需要一个坐标系。

盛世是用来对比乱世的，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安史之乱中的百姓，面对的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愿意回到十年前的开元盛世，就算那个时候要交租，要服徭役，但至少你的孩子不会被乱兵掳走，你的家人也不会饿死。

那么在这个坐标系里，不乱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了。

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末五代，元明之际，历史上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处于大规模的动荡或战乱中，在那种背景下，能够维持几十年哪怕是相对的和平，能喘口气的时间，对于那个时代的幸存者来说，就已经是难得的好时光了。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清醒的看穿古代盛世的局限性，恰恰是因为，我们站在了现代文明的基石上，我们拥有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能追求幸福的这些观念，以及科学技术带来的物质丰裕，如果你用这个标准去回望，古代当然处处是黑暗。

人类走出那种漫长的，普遍的困苦，其实没过多长时间，我们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脆弱且不易。

那些为人熟知的盛世尚且充满瑕疵，何况道宗自认为的盛世呢？

道宗一朝的灾民数量，非常之多，到了道宗越救灾，灾民越多的地步，那是因为道宗一朝的吏治已经腐败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宗室大臣萧革，萧图古辞等人，谋得高位靠的是溜须拍马，做了大官之后，马上他们就开始卖官鬻爵。

辽朝的状元郎张孝杰，任宰相多年，和亲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笑称，说这做宰相，家里总要有百万两的黄金。

大臣耶律乙辛，因为深受道宗重用，他权力很大，官场上的人为了巴结他，都排着队到他家去送礼，至于地方上的小官僚，收钱办事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他们残酷的迫害百姓，老百姓见到他们就像是见到了老虎一样害怕。

道宗面对灾荒，他的赈灾方式也存在严重问题，为了筹集到赈灾的钱，皇帝采用的办法竟然是入粟补官法，就是你只要掏钱，只要肯交粮食，你就可以做官，一个有钱人只要“进粟二千五百斛”就能突破科举的限制而一跃成为正式官僚。

这些人呢，他们先花钱买官，有了官位之后他们就欺负百姓，压榨百姓，因为他们要利用官位，利用职务，把自己买官的钱搜刮回来，也就是说，卖官鬻爵得到的钱先是赈济给了百姓，然后又被官僚给盘剥走了，闹了一圈，百姓什么也没得到，朝廷也只得到了民众之间的积怨。

可以见得，那些花钱买官的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服务于公众，甚至连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不是，他们是把买官做官当成了一种高利贷式的投资，一旦上任，就会变本加厉的压榨百姓，因为他们要迅速回本，回本之后难道他们就会停止压榨么？也不会，他们还要继续获利。

到这一刻，朝廷的赈灾行为，就变成了将国家财政转移给新官僚集团，再由新官僚集团通过更残酷的手段从底层掠夺回来的过程。

人们往往对现实的不幸极其敏感，但对造成这些不幸的原因却极其的盲目。

皇帝当然可以看到灾民众多的现象，如果他看不到，他就不会频繁的去赈灾，但皇帝却无法或者不愿意看到灾民众多背后的原因——是他提拔重用的官僚在挖辽朝的墙角，正是因为不能解决深层次的原因，皇帝也只能用继续赈灾，买卖官位来应对，此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种恶性循环。

唐代白居易有诗云：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像道宗这样处在平庸以下的皇帝，在古代历史上有很多，他们对民生具有普遍的关切和无奈，但问题在于，如果皇帝只能听到自己心中的饥冻声，而听不到真实的，被权贵屏蔽的民间疾苦，那么万丈大裘也只能盖住他自己的焦虑，却盖不住普天之下那真实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