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代皇帝，耶律宗真，是辽兴宗。

叫兴宗，但辽朝当时并不怎么兴盛。

我们知道古代的王朝，皇帝的质量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开国皇帝往往都是雄才大略，就算不惊为天人，也肯定有亮点，没亮点他开不了国，二代三代，还能颇有祖先遗风，说不定还能把国力往上推一推，四代五代，一般就成了守成之主，他们往往是最大的缺点是没什么优点，最大的优点是没什么缺点，就是混着。

等到六代七代八代，那就开始衰败了，很不中用了，九代十代十一代，那就奔着灭亡去了，当然古代历史上的很多政权都未必能撑这么长时间，可能几代就没了。

为什么？

首先说开国皇帝，比如秦始皇，刘邦，赵匡胤，朱元璋，这都是在残酷的竞争中凭借胆识，谋略和自己的努力打拼出来的，就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要求他们必须不断进步，不断变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群雄中胜出，开国皇帝就是创业皇帝，那创业就是要在最严苛的条件下去锻炼去成长才能立业，而且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大部分都是生活简朴的，励精图治的，因为他们见过民间疾苦，也更了解江山之得来不易。

二代皇帝，通常属于是萧规曹随之主，为什么他们也还是比较可以的，因为他们离乱世也很近，他们亲眼见过父辈创业的艰辛，甚至很多都参与过统一战争，他们对权力有敬畏心，既有敬畏心，那就有危机感，而且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细节，那就是二代皇帝的合法性直接来自于开国皇帝的肯定，他如果想要接班做皇帝，他就必须好好干，必须努力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继承人。

所以当了皇帝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是稳定局势，休养生息，他们虽然不一定有开国皇帝那种天才般的创造力，但通常是具备较好的政治素养和执行力的，而且只要能顺利坐稳江山，往往就能开启一个治世，比如汉文帝，唐太宗，例子很多，就不一一举了。

那到了第三代，情况就有翻天覆地的不同了。

越是到后边的皇帝，他的生存环境就越和前边不同，他们往往长于深宫，养于妇人之手，锦衣玉食是肯定的，没有皇帝会饿着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对创业的艰辛感受就只有书本知识，只有理论，没有切身体会。

一个三代皇帝接手的是一个蒸蒸日上的政权，国家是国库充盈，四方臣服，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皇帝，他就很容易产生两种倾向：

第一种，是好大喜功的，他会想要做出一番超越先人的更大的功业，比如汉武帝，乾隆，第二种，是直接就开摆的，吃喝玩乐造，开始享受，开始挥霍。

瞎折腾的也好，乱挥霍的也好，最终导致的是，政权从这一时期开始由盛转衰。

接下来就是第四代，第五代，一般来说他们会扮演守成之主的角色，这类皇帝有些甚至是比较仁慈，比较勤勉的，他们会按部就班的处理政务，遵循祖制，努力扮演好皇帝的角色。

但不可避免的是，王朝的历史进程到了这一时间节点，该来的问题总是会来，官僚体系开始固化，土地兼并初见端倪，财政开支日趋庞大，乱七八糟的事情越来越多。

对开国皇帝来说，这都不是事儿，但是对守成之主来说，他们终其一生也无力解决，因为他们的能力就在那里，你不能指望一个汽车维修员能驾驶一架飞机。

接着就是六代七代八代，一代比一代不中用，九代十代十一代垂死挣扎一下，最后亡国。

这里边也许会有傀儡皇帝，儿童皇帝，短暂在位的皇帝，反正到这个时候，衰落是注定的。

南北朝时，南朝刘宋政权有一个皇帝，叫做刘子业，他还只是刘宋的第六位皇帝，但已经有末代皇帝的那种架势了。

刘子业曾经命令画师在太庙绘制祖先的画像，画师画完之后，刘子业进去看，他指着他曾祖父，也就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画像说，这可是个大英雄。

指着祖父刘义隆的画像说，这个也不错，可惜后来被儿子砍了头。

最后刘子业又指着父亲宋孝武帝刘骏的画像说，我父亲有酒糟鼻啊，怎么没画上去？

可以看得出来，后边的皇帝对于前边的皇帝，往往就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了，前边那些能力优秀的皇帝，对于后边的皇帝的影响和辐射，已经非常之有限。

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变化，就是一个抛物线，开国皇帝利用创业期的张力，把王朝推向高峰，然后惯性会让王朝滑行一段，但是制度会僵化，矛盾会积累，制度和矛盾会产生向下的拉力，王朝最终会不可避免的落地。

可以说每一代皇帝，都是这个大趋势中的一个环节，他们的个人素质当然可以决定这条抛物线的拐点的位置和下降的斜率，但很难彻底改变大趋势。

辽兴宗耶律宗真，他就属于是辽朝的守成之主。

说守成，其实都有点牵强了，实际上兴宗是勉强守成，辽朝在他手里已经趋于衰败了。

有读者说不对啊，辽兴宗打仗非常厉害，曾经带兵攻打西夏，让西夏臣服称藩，这不是武功么？

的确，重熙十八年，在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死了之后，辽兴宗曾趁机出兵攻打西夏，打的西夏连连败退，最终只能遣使称藩，但是请注意，这些胜利均在李元昊病逝之后，实际上在李元昊在位时，兴宗对西夏的用兵均以失败告终，甚至还有这样的惨败：

《辽史·卷九十三》：夏人千余溃围出，我师逆击。大风忽起，飞沙眯目，军乱，夏人乘之，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诏班师。

兴宗仓皇逃窜之状，和宋太宗也有的一拼了。

兴宗还大规模的对辽朝的法律进行了完善，那这不就是文治吗？

哎，兴宗完善了国家法律，但他自己并不遵从法律，他反而是那个首当其冲破坏法律的人，兴宗佞佛，常打着慈悲之心来宽宥赦免那些违法犯罪的亲信，动辄就把很多坏人赦免，给放走了，兴宗做事全凭自己的个人意志，因为他佞佛，他还把很多官职随便的赏赐给僧人，本来清明的政治因此而被污染。

辽朝皇帝酗酒滥猎的情况普遍存在，到兴宗这一代更加严重。

兴宗曾和一个叫做王税轻的教坊使（相当于辽朝国家歌舞团的团长），以及教坊中的很多成员拜把子，相互之间称兄道弟，甚至还跑到王税轻的家里，去给王税轻的父母请安磕头，平时哥几个则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宿醉几场，通宵达旦，从不停止。

兴宗对曲艺表演有异常的热情，他自己会参与宫廷的表演，这还不算，他还拉着公卿大臣，皇后嫔妃一起表演。

当时的皇后，就是诞下未来皇帝耶律洪基的萧挞里。

兴宗在公开场合表演，皇后的父亲萧孝穆劝阻兴宗，说：

番汉百官皆在，后妃入戏，恐非所宜。

契丹官员和汉人官员都在现场，您让皇后妃嫔也出来表演，这实在是不像话。

结果兴宗“击磨只，败面”，就是说皇帝一拳就打在了老丈人的脸上，还训斥老丈人，说我身为皇帝，我都可以表演，你的女儿又算什么，怎么不能呢？

《辽史》评价兴宗，曾有这样一句：

边鄙不耸，政治内修，亲策进士，大修条制，下至士庶，得陈便宜，则求治之志切矣。于时左右大臣，曾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欲庶几古帝王之风，其可得乎？虽然，圣宗而下，可谓贤君矣。

《辽史》对兴宗的评价，属于中上，认为辽兴宗能力有，内政处理的很好，外交也不错，是有潜力有更大的作为的，甚至于兴宗本人表现也很好，那为什么他没能成为雄主呢？史官认为，问题出在大臣的身上，因为当时的辽朝“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就是说从来没有人向皇帝推荐贤明的人才，也没有大臣向皇帝进谏过一次。

可以说这句话很不负责，兴宗于太平十一年，公元1031年即位，重熙二十四年，公元1055年驾崩，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难道真的没有一个贤明的人被重用，一个敢于进谏的大臣都没有吗？

如果说国丈萧孝穆的劝谏被打是记录在《契丹国志》中，《辽史》轻而不信，那么《辽史》中其实也有兴宗被劝谏的记载：

上尝与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重元喜甚，骄纵不法。又因双陆，赌以居民城邑。帝屡不竞，前后已偿数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宠，又多郑叔段之过，朝臣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复博，罗衣轻指其局曰：“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帝始悟，不复戏。清宁间，以疾卒。

具体作者就不翻译了，大致意思就是兴宗喝多了酒就爱赌博，结果输掉很多东西，一个叫做罗衣轻的伶官就劝谏过兴宗，而且还劝成功了，兴宗马上就不赌了。

既有此史，何以说“不闻一贤之进，一事之谏”，完全是自相矛盾。

这当然不是兴宗在位的全部，这只是他的一些生活细节，难以说靠这些事情就把兴宗全面否定，事实上兴宗仍然能有效的治理国家，但毕竟他的能力一般，他的目标也不是要缔造一个比他父亲还伟大的时代。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澶渊之盟后，天下太平，海内无事，兴宗固然想要发挥，不然他也不会兴兵西夏，但不打仗还好，一打仗动辄就是惨败，就算胜利也要付出极大代价，皇帝在接受到这种反馈之后只会趋于消极，温和治国。

相比之《辽史》里这一句那一句的给兴宗找补，《契丹国志》中的批评倒十分严厉：

伶人乐工固优杂也，而帷薄荡情，循同光故辙而复之。二十余年间，亦幸其无事，不尔殆哉！

五代十国时期，五代中最强大的政权就是后唐，后唐也是五代政权疆域最大的，开国皇帝李存勖人送外号小太宗，百战灭梁，即位之初也算一代明君，但他滑落的非常快，统治很快就崩溃，他本人也被杀死，除去李存勖本人志得意满，开始贪图享乐，猜忌功臣，放任外戚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爱好，他就是喜好伶人，自己也喜欢唱戏，常年和这帮人混在一起。

兴宗也是如此，伶人在兴宗时期，宫里哪儿哪儿都是，俨然已经登堂入室，兴宗这么搞，完全是在重蹈李存勖的覆辙，他在位二十多年，辽朝没出什么大乱子，没有大的变故，兴宗本人就该烧高香，就该偷着乐了。

那么问题来了，兴宗在位这么多年，辽朝也没崩盘，为什么？

不是因为兴宗有多么强大的掌控力，或者他真的就是守成之主，而是因为前朝积累的惯性足够大，老祖宗的基业足够扎实，扎实到可以容纳他这样一个喜欢酗酒，赌博，唱戏，佞佛的皇帝，折腾二十多年，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没事。

但是，兴宗必然会留下隐患，比如僧侣干政，贵族骄纵，法律废弛，边防松懈，而这些都将会被他的继承人辽道宗耶律洪基照单全收，并且还会被无限放大，最终把辽朝推上深渊。

从这个角度来说，兴宗不是亡国之君，但他无可争议的为亡国提供了亡国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