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共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一大”）。中共篡政后，1956年召开“中共八大”，会议规定了每五年召开一次党代会的制度。然而，文革期间，这场政治作秀大戏也迟到了整整13年。形成了“八大”和“九大”之间的时间差。直到1969年，才见“九大”召开。13年的“空窗期”，背后有什么奥秘？

根据一些文革相关历史研究和回忆资料,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曾无所忌惮地道出了党代会迟迟不开的理由：推迟开会，是为了“有利于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原来，那个时期，党内还有一批失势的，江青念了文革中被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如果“九大”按时在1961年召开，这批人不但会继续坐镇中央，更有可能主导内核领导机构。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深知，这将对其“革命路线”构成严重威胁。于是，会议变成了一个政治工具，而“延期”则成为斗倒潜在对手、巩固权力的关键策略。

江青不无得意地地表示，经过这段“革命大清洗”，那些“不忠”的人已悉数落马，“问题自然都解决了”，会议才得以顺利举办。她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们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解决了！”

形式上的“九大”成为了一场精心导演的权力秀。那届会议于1969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1512名代表应召出席，表面上伪装得很盛大，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代表”是由各地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头头协商安排或直接指定。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由文革“革命派”主导的“代表大会”。

大会的选举过程充满政治操作，几乎是内定局。“九大”产生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名，候补委员109名。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53人当选，仅占不到三分之一。这表明大批资深人物被排除在外，遭遇清洗。

林彪、江青及其亲信如陈伯达、康生等人，在幕后操纵了这次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安排。林彪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及其同盟者把持了关键人事权，江青与其同伙则利用权势插手，确保其集团核心成员全面进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刘少奇（已被打倒）等人都被彻底排除，失去了政治地位。

“九大”更像是一个权力更迭的舞台，革命派通过“清洗敌人”彻底掌控政权。当时，政治报告由陈伯达主笔，在毛泽东的严格把关下，内容刻意避讳批判刘少奇，强调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将林彪树立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党章则被大幅修改，取消了许多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运动路线，巩固文革极左路线的合法性。

回过头来看，这场政治秀的最大讽刺之处，还是江青说得透，江青说过“最佳开会时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允许的时候”，这话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权力宣言：中共政治不过是权力集团的游戏。

中共政治不过是权力集团的游戏。（图片来源：Feng Li/Getty Images)

文革时期的江青。（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