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邓小平从被“撂在一边”的老干部，到手握改革、开放与镇压的绝对权力。邓小平能第三次复出其实是经过精密的政治算计，而经邓小平之手所建立起来的所谓改革开放现代中国，在中共高层极权不公开的权斗现实下，就算是过上几年物质富足的所谓“好日子”，必然也会再以人民流血收场。

若说毛泽东是以暴力激情毁掉人的良知与善念、毁掉原本根植人心的中华传统文化，那么邓小平则是以六四的大屠杀让上下共三代的中国人都“沉默了”。

老狐狸的第一步 被华国锋撂一边的肉麻信

1977年春，72岁的邓小平向华国锋递上一封长信，声称“愿听从党的安排”，“只求为国家出力”。华国锋冷冷地把信搁在桌上。

邓没有急躁，他知道在这个体制里，“服从”是一种政治表演，“等待”是一种生存智慧。他以谦逊掩饰野心，暗中重建联络网。这是他阴狠的开端——以静制动，蓄势待发。

1978年，邓小平反手出击。他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行政治颠覆之实。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是毛的遗产；邓以“实践”取代“信仰”，以理性取代忠诚。他不直接挑战毛，而是让“毛的话”失效。

邓小平没有正面冲撞，而是让舆论先开火。他藏在幕后，当他确定“思想解放”已成主流，便以“集体领导”之名，组合老干部包围华国锋。华被架空，不知何时权已流失。这是一场不见血的政变。没有军事行动，没有口号厮杀，但每一步都精准、冷静、致命。当“真理标准”成为共识时，毛的神坛塌了，华国锋的权威随之崩解。

1981年，邓小平顺利夺权，华国锋辞职。

只给市场自由 不给中国人身为人本该有的自由

掌权后的邓开启改革开放。他允许市场流动，人民致富，却同时锁死政治空间。

胡耀邦与赵紫阳推动政治松动，被他视为威胁。为了维护少数权贵利益，邓坚持：“钱可以流动，思想不能流动。”因此他用维护中共的名义以“稳定压倒一切”，在改革与控制之间取得权力最大化。

若说毛是以失控的魔性把普通百姓变成可以随时杀人打人的野兽，那么邓小平则是以“改革开放”为名把中国人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的另一种经济动物。

1989年春，学生上街悼念胡耀邦，要求改革与清廉。邓起初是沉默，后来是恐惧。他看到的不只是学生，而是手中权力的动摇。5月下旬，他召集军方，6月3日至4日夜，坦克碾过长安街。枪声、血与火，中国人从政治改革的梦想中惊醒了。

事后，邓还冷血的说：“这一仗是对的，稳住了局势。”但历史记住了、中国人记住了，他以国家为名掩盖了血腥杀戮。他让中国从文革废墟中复苏，却也让人民从激情梦醒后陷入新的沉默。

这场镇压并不是偶发暴力，其实是中共治下必然的结果。没有任何合法性，篡政而来的中共领导人只能以杀戮来维持“稳定”，当然任何异议都会被定义为“威胁”，暴力杀戮平民真的不是偶然。

邓小平的阴狠，不只是个人性格，而是中共体制逆向淘汰的必然。一党垄断与权力封闭的共产党政体不允许外部监督。党既是政府、也是法院、媒体与军队的最终仲裁者。没有分权，也没有反对派。在这样的闭环权力系统里，任何危机都必定内爆于暴力杀戮。

中共的歪理也都是建立在斗争上，所以敌人可以是阶级、右派、学生或任何异议者。当中共权力合法性来自斗争，而非制度，领导人只能不断制造敌人以掌握手中的权利，使暴力镇压成为治国常态。

再则，毛时代创造了“领袖即真理”的神话，邓虽去毛化，却没有建立问责制度。他保留了“领袖决定一切”的结构，只是把激情的个人崇拜，换成专制权威统治。而邓最深的制度遗产，是党军体制。他以军委为核心，确保“党指挥枪”。因此，当政治危机出现，解决方式永远是“出兵”屠杀镇压，而不是“协商”。

1977年春，72岁的邓小平向华国锋（左一）递上一封长信，也为自己的第三次复出作铺垫。（图片来源：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