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九一八，惯常的一句话是“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放就撤出了东北”，这句评价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大行其道，几乎成了东北地域黑常用话术。

如果严格审视历史，我们会发现，说东北军一枪没放有失偏颇，但东北军在一片混乱中走向失败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咱们一直觉得东北军是一个整体，张大帅一声令下奉军全体入关，其实完全不是，一支队伍一股势力壮大之后，其内部一定会分出派系，像直系军阀曹锟，手下就分为津保派和洛吴派，津保以他弟弟曹锐领头，直隶省长坐镇天津；洛吴是吴佩孚司令部在洛阳。

◇ 图为孟恩远（1858/1859-1933）， 直隶天津人，字曙村，又作树村、树春，行伍出身。1894年冬，在马厂编练定武军，次年随袁世凯到小站编练新建陆军，任马队队官，巡防队管带，标统、统领、总兵。1907年随徐世昌赴东北任吉林巡防督办。中华民国建立后任陆军师长，吉林护军使。1914年6月改任吉林将军。

东北军也一样，张学良的东北军大致可以分为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个派系。吉林军队受宗社党的影响很大，在清朝灭亡后吉林的军政长官吉林督军由孟恩远担任，孟恩远是直系冯国璋的人，和张作霖没什么关系，长期与张作霖的奉天系敌对，后来是张作霖靠着和日本人合作，让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宽城子事件”，其实就是关东军和吉林军队产生摩擦，并引发外交问题，并以此为理由赶走了吉林督军孟恩远，不过奉天对吉林的控制非常有限，因为吉林只是司令换了，军队并没有换。

◇ 图为巴英额（1869-1940），满洲正蓝旗人，姓吴札拉氏，汉字姓吴，字凌云，生于伯都讷官宦世家

黑龙江的情况与吉林类似，当时黑龙江军头许兰洲、英顺、巴英额都是宗社党，1917年张勋复辟后，黑龙江省发生内讧，互相攻击对方为复辟分子，张作霖趁机通过日本人施压，将许兰洲调到了奉天，然后以调停为由进驻黑龙江，张作霖对黑龙江的控制要比吉林强一些，不过强的有限，也是出于稳定地方的考量，黑龙江的军队也没有做重大变动。

除了吉林黑龙江外，张作霖自己的奉军也不团结，在1912年清朝灭亡后，大总统袁世凯将全国各地新军旧军赋予新的番号，其中奉天省的军队被编为两个师，27师师长张作霖，28师冯德麟，这两位也有矛盾，张作霖是奉天督军，冯德麟是帮办，一把手和二把手。但当初刚起家的时候，冯德麟的事业做的可比张作霖大，现在自己成二把手就有点接受不了这份落差，所以一直在上蹿下跳给张作霖下绊子。后来张勋复辟的时候冯德麟还跑到北京和张勋一起闹，也是因为这么一闹，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德麟被当成帝制余孽，差点被当成典型处决，好在是有人在中间说和冯德麟被放出来，但是28师师长不能当了，给他一个三陵都统的职务，既然您对清王朝这么有感情，以后就给福陵、昭陵、永陵的满清皇帝们看坟吧。

◇ 图为冯德麟（1866年—1926年8月11日），又名冯麟阁，字阁忱，出生于奉天海城县，是奉系早期重要的将领之一，与张作霖齐名

这就是张作霖时代东北军的势力分成，到张学良时代又被进一步细分，吉林、黑龙江、冯德麟一派不变，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张作霖嫡系分成陆大派、士官派、元老派，元老派是张作霖打天下的那些老哥们，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人，一群绿林豪杰，略识之无的老粗。当他们觉得奉系之内需要充实一批新人才时，他们便延揽了一批留日归国的“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势，奉军中因而形成了一个派系，名为“士官派”，它在20年代的首领便是东北军参谋长杨宇霆。

◇ 图为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1929年1月10日）， 原名玉亭，字凌阁，后改邻葛，辽宁法库人，奉系军阀主要首脑之一

◇图为郭松龄（1883年—1925年12月25日），字茂宸，今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深井子镇渔樵寨村人，民国时期奉系军阀将领

至于奉军的中下级骨干，则又是“陆军大学”和它自己“东北讲武堂”训练出来的毕业生。无形中他们也就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陆大派”或“讲武堂派”。这一派的精神领袖原是该校1919班毕业生张学良。而张学良是“少帅”，是全军的副统帅，职责繁多，又欢喜声色犬马，不常在军中，因此他们的实际领袖便是出身陆大并曾任讲武堂教官的郭松龄了。士官派和陆大派不对付，比如1925年陆大派代表郭松龄起兵反奉，其实就是常年对杨宇霆不满，两人矛盾激化所造成的。此外，从1924年开始奉军入关，收拢了不少其他派系的残兵败将，这样一来使得东北军内部的派系更为复杂。

在张作霖在的时候，他能通过老帅的权威来压制这些派系，但换成儿子张学良就不一样了，他是陆大派的人，又在1929年1月，东北刚刚完成易帜的时候，就以“破坏统一罪”为名枪杀了士官派的领头杨宇霆，把这一派得罪了。至于元老派那边更不会忠心听命于张学良，元老派没有还能维持与张学良的和睦，完全是因为元老派成员，有着“奉军副帅”之称的张作相支持张学良，才不给张学良下绊子。也就是说，他名义上是东三省保安司令，实际上东三省的军队他根本就没法全面指挥。

◇图为中东路事件中，苏军缴获的奉军督战队军旗

1929年，中东路事件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典型，东北军和苏联因为中东铁路归属问题，在东北边境大打出手，时任黑龙江督军是万福麟，他是张作霖结义兄弟吴俊升的手下，属于元老派的，张学良指挥不动他。所以前线血战的时候，万福麟不增援也不补充弹药，后来张学良派胡毓坤增援，胡毓坤是李景林的部下，李景林当年在黑龙江干过，又投过直系、皖系，后来投到张作霖手下，郭松龄反奉李景林跟着造反，再后来又回到奉系又下野，就这样一个人，胡毓坤在东北军阵营里肯定是被边缘化的一位。张学良让他去增援他不敢不去，去了又得避免和万福麟发生冲突，所以胡毓坤前进到一半就不再前进了，结果就是东北军在前线孤立无援被分割包围，两个旅被消灭，两位旅长一位战死，一位被活捉。

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拥蒋，获得了华北几个省的实际控制权，另外还有平汉铁路的运营权，那可是南北交通大动脉之一。张学良带领军队入关，自然要带自己的嫡系部队，所以那些个其他派系，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元老派、士官派、冯德麟派等等就被留在了东北。

◇图为1931年9月19日晨，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外攘门上进攻中国东北军

九一八之前只剩下沈阳北大营的第七旅是张学良的嫡系，剩下的全是东北军中的杂牌军。在九一八爆发之后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在，第七旅没有统一指挥发生混乱，当晚就撤出了北大营，其他派系也都自作主张。元老派成员，张作霖把兄弟，东北军上将张景惠，直接丝滑下场，在9月22日出任哈尔滨特别区维持会会长，招募旧部成立伪满哈尔滨警察部队。吉林派，时任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兼吉林省代主席“爱新觉罗·熙洽”假传张作相命令，9月19日要求吉林各部队不得抵抗，原地归顺日军。在9月29日宣布吉林“独立”。还按照日军意思诱逼各地军政官员投日，组成伪吉林“剿匪军”5个旅和1个铁道守备队，协同日军向吉林省北部地区进犯。

◇ 图为吉兴（1879—？）号培之，沈阳人，满清皇族出身。 1911年，吉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第13旅旅长兼延吉镇守使等职。伪满成立后，吉兴先任延吉警备司令兼旅长，继任吉林省中将警备军司令，1934年晋升上将，随陆军改制后任第二军区司令官，驻吉林，1941年改任伪皇帝溥仪的侍从武官长兼监察官，1943年，再转任将军府将军，1944年夏转任“尚书府大臣”。

士官派成员，东北军延吉镇守使爱新觉罗·吉兴率部投日。冯德麟派系中，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带着部队献城，后来日本人打黑龙江的江桥抗战，其实日本人不多，主要是张海鹏打的。另外还有于芷山，他带领手下也投了日本，在淞沪会战中，他的部下还协同日军作战，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东北军不但一枪没放，反而当了日本人的帮凶，积极帮助日本人侵略。

918事变不光是不抵抗，反而东北军直接投日，所以日军拿下东北才如此之快。根据统计，有将近十五万人的东北军投降日本当了伪军，而且这些叛变投敌的伪军，是日本人在热河抗战中担任入侵的开路先锋，在伪满政权建立后，1933年日本对投降的伪军进一步整编，最终保留了八万多人的正规部队，这支部队便成为伪满洲国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叛变投敌的将领人数，有人统计是99人，其中东北军叛变的将领是11人，仅次于西北军叛变投敌将领数量。

◇ 图为黄显声（1896年~1949年11月27日），字警钟， 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人，抗日爱国将领。 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五四”运动以后，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1930年春得张学良重用，升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毅然投身抗日，是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

有一枪没放的，就也有自发组织抗日的，当时在沈阳管理警察的黄显声就率先进行抵抗，东北军骑兵第三旅驻守通辽，在日本人的策动下日军带着蒙古、俄国匪徒进攻通辽火车站，被第三旅击退。后来日军调来重兵，因为实在寡不敌众才撤退。此外丁超、李杜、冯占海等人组织人马保卫哈尔滨，后来边打边撤，李杜撤到苏联，丁超由于被日军团团包围才无奈选择投降。

以上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的表现，有的东北军，例如王以哲，就是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旅长，按张学良的吩咐撤退了，而有的东北军，不管是主战派还是主降派，都拿张学良说话当耳旁风。例如主战派的黄显声，管你上面有什么指示，带着自己的人就和日军打起来了。主降派的那帮人，张学良也没让他们去投伪满洲国，仍然稀里哗啦倒戈过去了。以东北军内部乱如麻的关系，真要是上面下令抵抗，不等日军打过来，亲日的和抗战的就得先互杀起来。抗战当然是比不抗战对国家更有利，但是以东北军这种跟冷战时期的非洲军阀在一个档次的组织水平，也别指望他们能打出什么成绩。也就是从彻底的丢人到家，变成丢人但没丢到家的状态。

东北军中勇猛忠诚的将士当然很多，但搭配上东北军糟糕至极的军队组织和内部派系，加上一群汉奸队友，就成功实现了1+1=-1。无论从国家、奉系还是张学良个人的角度来说，不打就撤都是非常不利的糟糕选项，以当时的客观条件，张学良只能在“输”和“输得很难看”中选一个，于是他们就在一片慌乱中盲选了“输得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