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伊朗和以色列的12天战争结束，以色列表示达成战略目标，美国表示咋瘫伊朗核设施，伊朗认为“狠狠甩了美国一耳光”，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三赢。

说起来，在这些中东国家中，现在的伊朗应该是和美国关系最差，因为自从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差不多遭受了美国人将近半个世纪的制裁，近些年伊朗高官更是频频遭到美以联合斩首，比如“圣城旅”旅长，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的太上皇苏莱曼尼，就是被美国无人机发射的导弹给定点清除的。而伊朗政权合法性来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反美反以色列，所以，伊朗国内不仅隔三差五举行反美游行示威，而且革命卫队还向整个中东地区输出革命，瞅准机会就要找美国人的麻烦。

站在今天视角来看，政教合一的伊朗是美国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在几十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夜，伊朗则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众所周知，美国人向来有“卖盟友”的传统，后来的伊斯兰革命之所以成功，美国人的战略误判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人对伊斯兰革命对误判不仅让伊朗人民陷入了宗教神棍的深渊，还让伊朗这个曾经的盟友变成了死敌。那么，美国人是如何坐视伊斯兰革命的发生，而后又带来了哪些恶果？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前面的文章里讲过，伊朗这个国家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位于波斯湾北部亚欧两大洲的十字路口之上，地缘地位十分重要。同时还有富饶的自然资源，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位列全球第三、石油为全球第四，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更是位居世界前列，可以说伊朗这片土地是肥得流油。

因为有这些得天独厚的地理矿产条件，使得伊朗在二战期间成为轴心国和同盟国共同争取的国家，时任国王礼萨汗比较亲德，这礼萨汗民族主义思想比较强烈，从小到大就看着祖国长期受英俄殖民者的压迫。

于是，礼萨汗在建立巴列维王朝后，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两国控制，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想独立自主靠自己的力量那是万万不行的，还得从国际上找外援。这时候在欧陆崛起的纳粹德国就成了礼萨汗极力拉拢的对象。说起来，这纳粹德国不仅没有殖民伊朗，而且还公开反对英国霸权，更重要的是，这希特勒大力鼓吹所谓“雅利安人种优越论”，而到了1935年，礼萨汗把国名从“波斯”改成了“伊朗”，而伊朗在波斯语中就是“雅利安人的故乡”的意思，换句话说，这礼萨汗为了和纳粹德国搞亲善，拉拢希特勒，主动开始以雅利安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了。而希特勒也看中了伊朗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于是积极和礼萨汗合作。盟军多次要求礼萨汗驱逐境内的德国人，但被后者以自己“严守中立”的理由拒绝了，于是盟军一不做二不休，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25日从南北两个方向出兵入侵伊朗，很快就占领了伊朗全境主要城市，礼萨汗也被迫下台，把王位传给自己儿子巴列维，也就是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末代国王。

二战结束后，盟军陆续撤出伊朗，但苏联人却赖着不走，还扶持了两个名为“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和“马哈巴德共和国”的分裂政权，意图从伊朗独立出去，这就激起了伊朗全国上下的强烈不满，比如当时还是议员的摩萨台就强烈谴责苏联人的狼子野心，甚至推动立法禁止向苏联出让石油特许权。伊朗政府也到联合国上诉伸冤。1946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介入伊朗问题，并向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苏军若不撤离伊朗，美国海军军舰将开入波斯湾，并准备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在美国人的压力下苏联不得不从伊朗撤军，而巴列维国王也因此坚定地在外交场合倒向美国一方。可以说，这时候伊朗在赶走苏联人的势力后，和西方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这时候英国人控制的英伊石油公司就在伊朗赚了个盆满钵满，不仅拿走绝大部分利润，还拥有极大的特权，自设警察、法庭，俨然成了伊朗的“国中国”。这个英伊石油公司甚至通过贿赂议员、王室成员，插手首相人选。虽说英伊两国合作无上限，但伊朗人还是有底线的，你赚这么多钱还不满足，插手我们的内政，这哪个伊朗人能忍？于是，等到1951年摩萨台就任首相后，就开始石油国有化进程，并通过一些列的人事调动架空了巴列维国王，迫使他流亡海外。摩萨台这番激进的操作，就彻底得罪了英国人，英国不仅对伊朗实施全面禁运，美国也拒绝向伊朗贷款。

这一下，伊朗经济就遭到沉重打击，首相摩萨台为了打破国际孤立，只好无奈寻求苏联人的支持。比如1953年，摩萨台就警告美国说：“如果西方不援助我们，我们将别无选择向苏联靠拢”。本来美国政府对此并不关心，但看到摩萨台政府正在接近苏联终于坐不住了，决定干预伊朗内政，在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手下，发起代号“阿贾克斯行动”的政变活动，摩萨台政府在伊朗人中的风评越来越差，伊朗军队调转枪口向摩萨台政府进攻，摩萨台被捕后软禁在家中直至去世。流亡海外的巴列维也在美国人的劝说下回国执政，并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建立了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组织，专门盯着伊朗国内那些反对国王的人。巴列维掌握政权后自然要投桃报李，拼命的还美帝的恩情，不仅向美国进口大量武器装备，外交场合也以美国马首是瞻。

作为老大哥的美国，对于巴列维也可谓尽心尽力扶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美国向伊朗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甚至帮助伊朗开启核计划，帮助伊朗成为了中东区域的超级强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向伊朗政府做出承诺，除了核弹，美国人所有的武器装备，只要伊朗人愿意买美国就卖，最后伊朗人选中了当时最先进的F-14雄猫战斗机和4艘改进型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其中79架F-14全部顺利交付，而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因为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伊关系恶化美国叫停了交付，军舰改名为“基德”级自用，并在2005年出口给台湾地区，这是后话。此时的美国和伊朗真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关系，两国通力合作，虽然当时伊朗社会已经危机重重，但只要美国人全力支持巴列维王朝，伊朗改朝换代的概率就非常小。

然而到了70年代末出事了，美国在70年代的越南深陷战争泥潭，同时美国的国内媒体和前线记者记录下来众多美军在当地为非作歹，残害越南民众的画面，同时很多美国士兵心中迷茫，不知道自己在为何而战。社会中还频频掀起反战思潮，越战老兵被美国年轻人当成杀人犯，被吐口水、竖中指，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之下，美国国会在1974年通过《对外援助法》修正案，要求国务院年度评估受援国人权状况，并将援助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挂钩。

◇ 图为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2024年12月29日）美国民主党籍政治人物、人道主义者，第39任美国总统（1977年—1981年）

1977年有“好人总统”之称吉米·卡特当选执政。在竞选之初他就强调一定会关注和保护人权，而在就职演说中卡特也说：“捍卫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正式提出所谓“人权外交”，这种外交策略既是美国价值观的延伸，更是成了美国手里对抗苏联的“道德”大棒，现在卡特上台就到了他履行承诺的时候，这位总统可是真心关切各国人权，在上台不久就把这把名为人权的刀砍向了美国各位老牌盟友，其中巴列维国王首当其冲。

伊朗作为君主专制国家，其国内人权状况一直被西方媒体和国内知识分子批评，他们认为伊朗不够民主、不够自由，要求巴列维进行民主化改革，限制其秘密警察“萨瓦克”的行为，这个萨瓦克可以说是巴列维手中维护王朝统治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他们不仅有权拆检伊朗人的私人信件，查看有没有反动言论，而且他们还渗透到伊朗全国各个社区、大学、工厂，尽可能的发展秘密线人，一旦发现反对国王的异议分子，就能把人带走关进监狱严刑拷打，比如今天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被萨瓦克关过两次，前后吃了五年牢饭。当然了哈梅内伊掌权后，也发展了巴斯基民兵组织，只能说伊朗这种国家屠龙者变成龙概率远远大于其他地方。

◇ 图为2008年的埃温监狱大门，该监狱位于伊朗德黑兰埃文街区，始建建于1972年，由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萨瓦克”督建并管理，最初建有20个多人监房和两个公共监区，可容纳320名犯人。至伊斯兰革命爆发前的1978年，监狱几经扩容，仅209监区就有100个监房，另设有六个审讯室、一个处决区和一个法庭，名义上能够收押1500人，但实际人数超过两倍。如今的埃温监狱占地43公顷，最多可容纳1.5万名囚犯。在巴列维王朝时期，这里就关押过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阿亚图拉塔勒甘尼、前总统拉夫桑贾尼

言归正传，据不完全统计，从1971到1979年，就有超过3000名左翼分子被萨瓦克秘密处决。对于外界对巴列维的批评，卡特政府对此照单全收，在外交层面和公开声明上的对巴列维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他自我束缚手脚，他们似乎认定，只要巴列维松开铁腕，伊朗便会自然走向光明。

而巴列维国王的政策大部分都向美国看齐，在美国人的压力下，开始进行有限的民主化改革，解禁国内的言论管制，并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些政治犯不仅包括伊朗的自由派、左翼分子、还有不少在伊朗农村有巨大影响力的宗教人士，这些人的组织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这几股力量别看在一些价值观上有分歧，但在反对巴列维国王这件事上那是相当团结一致。经过这些反对派的活动，被钳制了几十年的伊朗人立刻开始反国王的宣传，这些反对国王的伊朗普通人虽说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但政治上，他们远远没有学会如何当一个成熟的国家公民，他们的行为说直白点，没有什么政治逻辑，就是为了给巴列维政府添恶心：凡是巴列维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巴列维反对的我们都支持，巴列维时期国王强推世俗化，那些宗教的东西是洪水猛兽，现在民众偏偏要拥抱宗教。

1978年1月，由于伊朗政府在报纸上诋毁宗教领袖霍梅尼，神学院的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亡。根据什叶派的习俗，一个人死后的第40天要举行追悼活动，在神学院学生们的追悼会上，送葬人群又和军警发生了冲突，又造成人员伤亡。再过40天，又有了新的冲突，随后的冲突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仅是神学院的学生更多的伊朗普通人也加入抗议示威浪潮，这就被伊朗政府注意到了。

面对伊朗人民的抗议，巴列维国王本想动用内务部门进行镇压，并向美国人寻求帮助，却遭到了奉行人权外交的卡特的阻止，因为镇压抗议人群不符合民主原则，也有违人权精神。因此拒绝向巴列维出口镇压民众用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甚至还要让伊朗内务部门向受害群众道歉，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巴列维只能就范，伊朗人看到美国压力下的巴列维政府的软弱，这就让他们有了更多反对国王的底气，革命事业由此爆发，巴列维政府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

不过，伊朗局势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也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于是卡特总统的幕僚班子紧急磋商，要不要对伊朗人的抗议行为施加强硬手段。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就是写出了《大棋局》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主张坚定支持巴列维，他认为美国无法承受伊朗政府倒台的代价，目前的伊朗政府是一个极度亲美的政府，支持巴列维会让亲密关系更进一步，到时候美国能在中东获得更多的利益。另一派是以国务卿万斯、美国驻伊朗大使沙利文为首的伊朗事务专家，他们认为如果继续支持岌岌可危的巴列维，这不仅与卡特政府坚持的“人权外交”原则相悖，会导致美国形象受挫，卡特也很有可能输掉下次大选。而沙利文在看见伊朗社会乱象后，赶紧向白宫发报：总统，咱们换个思路吧，别死抱着巴列维国王不放了，再这样下去，鸡飞蛋打！与其抱着民心尽失的巴列维，还不如想办法和未来伊朗的话事人搞好关系，这样更能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万斯也觉得这主意不错，赶紧推动改革，说不定借着这个机会让伊朗变成民主国家，说不定还能保住美国在伊朗的利益。

◇ 图为赛勒斯·罗伯茨·万斯（1917年3月27日—2002年1月12日），美国政治家、外交家，曾任陆军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第57任国务卿

◇ 图为威廉·希利·沙利文(1922年10月12日 - 2013年10月11日) ，1964年至1969年担任美国驻老挝大使，1973年至1977年担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1977年至1979年担任美国驻伊朗大使

在卡特总统还在犹豫不决时，CIA做出一次战略误判，彻底一锤定音宣告了巴列维王朝垮台的命运，在1978年8月，他们给总统的调查报告中说，伊朗不是一个处在革命前夕的国家，政权还会牢固运行一段时间，卡特最终选择了书呆子的愚见，而无视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他通过外交渠道和公开声明向伊朗军队和安全机构施压，禁止他们镇压伊朗人民，《纽约时报》还放出巴列维身患癌症的消息，彻底瓦解了伊朗的军心。

不过，美国人面对伊朗民间汹汹民意，革命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即使如CIA说的巴列维王朝还能挺一段时间，这时候也要做两手准备，好好看看，下一个能接管伊朗的是一群什么人，并与之建立起联系。此时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流亡海外定居在法国，在西方媒体争相报道下，将他描绘成反抗帝国主义和君主独裁统治的悲情老英雄，并对他的宗教极端思想视而不见。如果国王垮台，霍梅尼回国执政基本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为此国务卿万斯还专门会见了霍梅尼，双方谈了谈，万斯回国后坚定的跟卡特说，霍梅尼回国后会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他本人则会充当甘地式的精神领袖，美国同样可以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合作，而不必“继续支持落后的君主制”。卡特政府也像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一样，轻而易举的就听信了霍梅尼神棍的哄骗，于是1979年1月，失去美国支持，在国内民心尽失的巴列维国王出走流亡，把伊朗彻底留给了霍梅尼。

结果霍梅尼上台后，没有履行他的承诺，迅速宣布伊朗为伊斯兰共和国，确定伊斯兰教法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以伊斯兰准则治理国家，实行伊斯兰神权统治，推行“百分之百的伊斯兰化”，对外主张“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1979年10月2日逃难的巴列维王室受到了美国的庇护，身在伊朗的霍梅尼大为恼火，他认为：反动的巴列维王朝是你美国在保驾护航，此乃罪一也；迫害教士集团的伊朗“白色革命”也是你美国在背后绘制的蓝图，此乃罪二也；让伊朗妇女穿上比基尼的“自由化”改革，更是你美国以“人权”为由开始的，此乃罪三也；现在又要对迫害伊朗人民的反动头子，巴列维家族提供政治庇护，更是罪无可恕！在霍梅尼的支持下，500余名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将大使馆内的52名美国人扣为人质，酿成了举世闻名的“伊朗人质危机”。

人质事件爆发后，伊朗强烈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用巴列维全家换大使馆人质的肉票，对此卡特当然是一口回绝，还表示美国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强硬军事手段解救被扣押的人质。实际上卡特此时仍然想要和伊朗人达成和解，通过联合国和红十字会组织居中调停，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人质问题，但霍梅尼政府油盐不进，放话出去只要不交出巴列维，这事情就没得谈。这时候已经到了1980年，当年年末是下一届美国大选，如果人质事件得不到解决，卡特想要胜选无异于痴人说梦。

于是卡特决定采用军事行动解救人质，代号“鹰爪行动”，可能是命运偏偏跟卡特开了个玩笑，营救过程中，正在地面为直升机加油和转移人员的过程中，一架直升机与一架运输机相撞并起火爆炸。不仅导致8名美国军人死亡，就连营救人质的机密文件都丢在了伊朗。伊朗人质事件也成为卡特执政生涯最大的黑点，直接导致其在1980年的选举中惨败。1980年，里根拿下了46个州，卡特只拿下了4个，是美国历史上表现最差、最不受欢迎的总统。里根上任后，立即扭转卡特的政策，开始严厉制裁伊朗，此时霍梅尼政权已经有了稳定的基础，以至于多年来一直被美国制裁，但始终江山坐得稳。

说起来，这巴列维的伊朗当时被称为“中东卫士”，是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有伊朗、以色列两个小弟坐镇，美国在中东的势力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巴列维倒台后，美国失去了一个可靠的盟友却多了一个最坚定的敌人。这之后的伊朗政府不仅极端反美反以色列，还对外扩张输出革命，构建了什叶派抵抗之弧，让美国在中东相当长的时间陷入被动。可以说卡特的美国政府对伊朗革命心慈手软，袖手旁观，才构成了美国和伊朗人民双输的局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开始利刃向内，展开大规模对内清洗，数万名不同政见者被处决，社会氛围日趋保守肃杀，妇女被强行塞回黑袍，自由被锁进宗教戒律的牢笼，经济更是一落千丈，人均GDP从1977年的全球第40位暴跌至2022年的第100位左右，整个国家在孤立与贫困中艰难喘息。

同时也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让隔壁的萨达姆有了“趁你病要你命”的想法，发动伊朗的特别军事行动。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两伊战争，萨达姆就不会欠下天量的战争债务，后面选择入侵科威特，也就不会有后续的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虽然历史不许假设，但我们可以推断的是，目前美国人在中东的被动局面，卡特政府误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形势有很大的历史责任。

从“亲密盟友”到“死敌”，美伊关系的演变，既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次惨痛教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好人总统”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如何一步步陷入道德与现实的两难境地。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历史来看，在革命前，伊朗是一个有限的，弱势君主统治的国家，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在革命后，霍梅尼的伊朗，那就是有和无的问题。美国人推崇的“人权”“自由”等等理想主义看起来固然迷人，但对伊朗这种后发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毒药。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都很稳定，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现代化过程中，却容易产生不稳定。因此，后发国家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是根除现代化过程中保持政治秩序的唯一办法。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亨廷顿所说的强大政府权威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威和法治下的权威。这样才能够为保障政治秩序和推进政治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

正如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说的：“先经济复兴，再谈民主”。回过头看1970年代的伊朗，虽然经过激进的白色革命洗礼，但伊朗的基本国情基本没变化，70%多的人口还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毛拉在农村信徒中说话比国王更管用，伊朗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没有壮大发展，革命之火在伊朗这种一旦点燃，巴列维王朝倒台也就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人还想着用人权和民主限制巴列维，最后迎来了霍梅尼这样的政教合一的反美强人。可以说，美国人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正是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老话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