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明太祖列举他引以为傲的政绩，“军卫屯田法”八成会进入前三，毕竟他曾多次自诩过“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当下不少朋友以及明史专家们，也将此视为明朝的一大成就。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首先，明太祖的“养兵”标准非常低，简而言之不饿死就行了。

洪武十九年诏令，“应天卫军士有父母子女者，月给粮一石。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这月饷一石不仅是明军士兵的最高收入，还被誉为“特恩”，作为明军出征的奖励之一。

明军中的“恩军”（因罪被罚入军籍），如果无妻子月饷仅四斗，三口以下（不包括本人）六斗，四口以上才给米一石。其他被正常征发的明军，也就高那么一线，以无妻子者月例五斗起。

这个军饷标准高不高，还是明太祖本人最有发言权。《大诰》里录有一起将领克扣军饷案，太祖原话是这么说的：

那小军每一月止关得一石儿仓米，若是丈夫不在家里，他妇人家自去关呵，除了几升做脚钱，那害人的仓官又斛面上打减了几升，待到家里，䑔过来呵，止有七八斗儿米，他全家儿大大小小要饭吃，要衣裳穿，他那里再得闲钱与人。

太祖自己也承认过这待遇属实低了点，“在外卫所军士月给粮一石，恐不足以赡其妻子”。但也就感慨下，加薪是不可能加薪的，为了大明江山勒紧裤腰带吧。

即便给予普通明军的待遇这么低，士兵以及军卫想靠屯田自给自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军卫的屯田收入可分为三部分：一屯军自食自养；二收贮屯仓，备本军（都司）调用，这个被军卫称为“正粮”；三给付本卫官军俸粮，这个被称为“余粮”。（正粮和余粮也被统称为租或屯田籽粒）

为了保证后两者的收入，明廷规定每个屯户不论具体产值多少，正粮和余粮每年至少各缴12石。换句话说如遇灾害年份减产，屯田军户还得倒贴自己的口粮，这也是明军从明初就开始规模化逃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军卫的战兵、屯兵比例依战事负担而定，比较太平的内地大多以“二八”的比例划分，而直接和北元刀兵相向的九边，这个比例就要倒过来了。这会导致更需要钱粮的九边各卫，反而屯田收入更低。

例如洪武二十八年北平都司上报，“燕山等十七卫（满编95000人）屯田凡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二人，租十万三千四百三十余石”。平均下来每卫只有八百余屯兵，屯田收入六千余石。

注：明军一卫满编5600人（军户），设卫指挥使1人、卫指挥同知2人；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所设千户1人、副千户2人、所镇抚2人、百户10人。除此之外，还有非定编的都司类官员，以及大量不被视为官的经历、总旗、小旗等（俸禄高于普通军丁）。

按照《诸司职掌》的记录，明军一个卫从百户到卫指挥使仅定编的78名军官年禄米就总计4116石。北平都司如果仅靠屯田收入，别说给军队的骨干中坚们满饷了，士兵都得饿死一半。如果认为北平都司只是非常时期的个例，那么看看从洪武三年就开始大规模使用，至万历二十三年才正式废止的开中法。

开中法简而言之是商民依照朝廷的要求，将粮食军资等运输至各边镇指定地点后（朝廷不支付运费），朝廷给予一定数额的盐引（类似食盐销售凭证）作为奖励。

首先商民运输的粮食本就是朝廷的财政收入，既不是九边各卫在内地经营的屯田或粮庄，也不是内地军卫出于同袍的照顾。其次朝廷虽然不付运费，但不代表运费就不存在。赐予商民的盐引，不就相当于让出了部分食盐专营收益么？

别的不说这些盐引都是可以直接售卖给商民的，弘治朝针对开中法的改革，就是将一定比例的盐引直接卖给盐商，以弥补朝廷的财政窟窿。

所以明廷一直都在主动掏钱掏粮，补各军卫的用度缺口。明太祖自诩“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不过是欺负官员们不敢驳他的面子罢了。但这句话，也是明军各种悲剧的源泉。

这句话的潜台词不仅是大明的岁支里没有负责明军军饷的预算，也表明皇帝和朝廷没有“富兵”的打算。横向对比各大一统皇朝乃至一些大的割据势力，不难发现明朝的士兵（非壮丁或役夫）待遇是最低的。

其它朝代为了维系军队的效忠和战斗力，除了尽可能的提高军饷待遇，还会大量赏赐田地，给予赋税、阶级地位等各方面的特殊待遇。如战国时期的魏武卒、秦锐士，魏晋至隋唐的府兵等等。

明军别说特权地位了，简直被明廷视为牛马。明军士兵之所以被免除普通平民的徭役，是因为给他们换成了更为沉重的“军役”。

首先，明廷大规模高频率的征发普通明军参与大型建设。除了长城、堡垒、城防这类军事设施，宫殿、王府、皇室陵寝等也是明军的主营项目。原因很简单，除了好组织管理，还不用给工钱。

在朝廷的榜样作用下，明初勋贵及各级将领就私役兵丁成风。举个很多人没注意的例子，明太祖处死李善长明面上的理由是，李找汤和借兵五百，名义上是修宅实际是想谋逆。李善长打算怎么造反姑且不论，为啥汤和私役军丁啥事也没有？

洪武三十年在勋贵将领们的倒逼下，明廷主动认可了他们的私役行为，“三十年定武官役军之制：指挥、同知、佥事四，千户三，百户、镇抚二，皆取正军，三日一番上，下直归伍操练”。

表面上是把私役数量限制的很低，实际上是朝廷主动退让补面子。正是太祖对私役兵丁的视而不见，这项恶习才成为了明军的“传统”。那么明太祖为何如此不重视明军呢？

其一，明太祖在建立明朝时参考的对象是蒙元。

虽然当年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但明朝无论文化习俗，还是政治制度都有借鉴或者沿袭元制的地方。

比如明朝的服饰带有明显的蒙元色彩，明朝沿袭了蒙元的跪拜礼，明朝的世袭户籍以及军户制也是源于元朝 …… 如果对元朝比较了解，也会发现明朝的锦衣卫很像蒙元大汗身边的怯薛。

具体到军户，蒙元大汗们不仅不发军饷，还让军户们自备出征的钱粮军需。所以蒙元版图不再扩张后，蒙军士兵由于失去掠夺收入后，很快就被朝廷折腾返贫，乃至卖妻鬻子、自卖为奴以求苟活。

只是明太祖的视角和我们不大一样，即便如此蒙军士兵也没折腾出什么大的叛乱（蒙古内乱都是上层争权导致的），所以朝廷并不需要拿出大代价来养兵……

其二，推行军卫制并不是完全出于军事需求。

新生皇朝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安置安抚因战乱而来的大量流民。明太祖的解决思路是将他们军事化，即“治兵然后可以息兵，讲武然后可言偃武”。

收集各地流民并编入军卫，首先可以防止他们聚众闹事，缓解各地的治安压力；其次流民屯田既有了衣食着落，也方便朝廷管理；然后朝廷也白得大量军队，有助于各地尤其是边区的防守 ……

可以说大力推行军卫制就不是为了养兵，而是为了治民。正是这种观念，明廷才把军户编制给扩充到接近三百万（按一户四口算也能收容上千万人口），“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这在其它朝代都是不可能的，除了临时性的强征，能养五十万常备军都没有。

其三，明太祖认为明朝并不需要一支战斗力爆棚的军队。

从《皇明祖训》专门把周围一圈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就可以看出，太祖是极端反感对外扩张的。他觉得子孙们只有克制开疆扩土的欲望，才能保朱氏皇朝的万世永存。所以拥有一支武德充沛的军队，某种程度上对大明反而是坏事。

而且他回望历史，也认为内部的权力斗争才是导致各皇朝覆灭的主因。而强悍的军队，恰恰是内部势力裂土割据的依仗。所以太祖在感觉到蒙古重新分裂后，就在宋制的基础上逐步回收地方和朝廷的军权并拆分明军的指挥体系，主动降低明军整体的战斗力。

这种观念下怎么可能去富养军队，让他们勉强不饿死就行了。至于由此而带来的问题，太祖不是没想到或感受到，而是两害取其轻。

比如明军的顽疾“逃军”，明朝还没有建立就已经规模性存在了，“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太祖的应对方法有两个，一是抓捕不到就让逃军者的亲属顶替，即“勾军”；一个是大肆扩大充军刑。

古代各皇朝或政权使用充军刑的频率很低，因为稍微懂点军事和政治的人，都知道军队最好在“良家子”中择优而录。而明太祖却将充军刑罚扩充到两百多条，并在具体处罚时优选充军。不是他不懂这个道理，是他不需要多么强的军队。因为明军在他眼里不仅是攻伐的工具，还是需要主动防范和钝化以防割手的利刃。

只是让明太祖没想到的是，他的子孙居然连勉强不饿死这个最低标准也保证不了，更没想到在这个基础上辽东还出现了个比蒙古人更具野心的女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