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晚8时至8时30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毛远新，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隔离审查”。中央为稳定局势，在此后的半个月内，逐步实施向党的高层内部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同时禁止传媒公开报道有关消息。但是，“小道消息”仍然迅速传遍全国。消息传到哪里，哪里的人们开始都是震惊、怀疑，随后便是惊喜。

传达：由高层至基层，由党内至党外

10月6日晚10时许至次日上午，在京及外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通过华国锋等人召集的紧急会议，及此后汪东兴的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捕，一致表示赞同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7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批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一连串“打招呼”会议，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个别告知一些老干部，如李先念约邓颖超谈话；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7日，中央召开驻京的党政军高干会议。

其中有上海的马天水、周纯麟，江苏的彭冲、许家屯，山东的白如冰，湖北的赵辛初、赵修，南京军区的丁盛、廖汉生，济南军区的曾思玉，武汉军区的杨得志、王平等。

华国锋神情庄重地宣布：王、张、江、姚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了坚决措施，将他们隔离审查，除去了隐患。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9日，中央决定，从今日至14日，在北京市部分单位，包括文化部、人民日报社，及全国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中，分批传达中央15号文件。

18日，中共中央发出16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将文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群众。文件还说，有关这个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央将继续印发”。（12月10日及1977年3月6日、9月23日，中央先后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罪证》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19日以后，16号文件陆续传达至党外群众。至此，事隔12天以后，基层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才正式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

10月7日至21日间，中央对新闻报道的处置

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叶剑英立即召见了吴忠、耿飚。

叶剑英对吴忠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严密控制新闻媒介。中央已经决定由耿飚同志接管宣传口，你从卫戍区选调一批精干、可靠的干部，随耿飚同志到广播电台。”

华国锋对耿飚说：“究竟怎么搞法，如何控制住电台、电视台，来不及细想，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来。”叶剑英说：“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晚10时，几乎与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在卫戍区副司令员及警备一师副师长的陪同下，耿飚持华国锋手令赴中央广播事业局，迅速控制了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华国锋知悉后，高兴地对吴忠说：“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了。”此后，迟浩田三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社。怎样进行宣传报道，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接管电台以后，耿飚下达指示：“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音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吴德回忆说：“当时的情况确实很复杂。一些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牢固控制的单位和长期经营的地区都出现了对抗中央的苗头，一些追随‘四人帮’的坏人就公开攻击党中央领导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右派政变’、‘军事政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叛乱的迹象。”

从10月7日至21日，全国报刊和广播电台等传媒，强调的是：“最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解放军报》特别强调：“一切听从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从10日开始，《人民日报》发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语录。从14日开始，出现“誓同一切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的提法。

河北日报社的夜班人员，从种种迹象中察觉到气氛显然有了变化：“接收的新华社稿件，突然间由过去每天四五万字减少到万儿八千字，这是为什么？那些天天大喊大叫的几位‘人物’，怎么持续几天不见面了？人们苦苦思索，悄悄议论，越看越明显了，但是谁也不敢说出第一句这是因为什么。”

21日晚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打破了多天的沉默，播发了新华社报道的北京游行盛况：“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四人帮”垮台的消息。

10月7日至10日间，“小道消息”的传播

尽管严密封锁消息，但从10月6日晚间逮捕“四人帮”以后不久，“小道消息”便在北京、武汉等大城市迅速传播开来。多数人得知消息时的心态：开始是惊疑，而后是狂喜。

当然，在当时那种氛围里，人们间这种信息的传递，是极其谨慎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湖南新宁县有一人到消息闭塞的广西资源县探亲，说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喜悦心情的表达，也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含蓄而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让我们看看，6日晚间至10日期间，“小道消息”在北京的一些传播情况：

6日，首先是“近水楼台”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内的人员，在晚10时电台被接管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迅速知道了。驻中南海的记者杜修贤也是较早获悉的一个：“半夜，床头的电话震碎了我的苦梦：‘江青抓起来了，还有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骗你！’”当晚，从唐山返京的于光远，从妻子孟苏处听到消息，不敢随便相信。他约了黎澍，黎澍又约了李新，共同在大街上散步。四人分析了一番，确认消息是可靠的。

7日，因“告江青状”从4月起就被停职反省的新华社朱穆之、穆青、李琴三人，在不同时刻，分别得知消息。早晨，李琴听到王海容的声音：“那四个人抓了！”电话随即挂断了，她一下子想到“那四个人”是谁。

6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姚依林，是从匆匆赶来报信的女儿口中得知的，兴奋不已的姚依林立即出院，赶到陈云家报喜去了。

7点多钟，住在万寿路干休所的曾志（陶铸之妻）也得知了。她接到林月琴（罗荣桓之妻）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四个人昨晚被抓起来了！”在她明白那“四个人”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之后，兴奋得手直发抖：“谢天谢地，谢谢你告诉我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她放下电话，赶紧把消息告诉给女儿、女婿。

董竹君正在打扫室内卫生，友人李又兰打电话告诉她：夜里零点“四人帮”都被抓了起来。董感到：“这真是爆炸性的大好消息，天大的好事……我抬头深深地呼了两口气，身体上下立刻都畅通了，天哪，真舒服，真开心啊！犹如27年前上海解放，顿时一切都明亮了。”

邓小平也是在这天得知消息的。邓小平的亲家、邓榕的公公贺彪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告诉正在单位工作的儿子贺平，并要他立即去通知邓家。邓榕回忆：“贺平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回到宽街。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

邓小平夫妇和邓林、邓楠、邓榕，是在紧闭房门的厕所里，又是特意放开自来水的状态下，听贺平“传达”的。邓榕记述：“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了！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

7日下午，从“文革”开始不久就靠边站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当时正在看书，电话铃响了，对方未通姓名，只说了一句话：“你不是还有半瓶茅台吗？喝了吧！”李庄再也无心读书，挨到下班，一溜烟跑回宿舍，拿出茅台，一饮而尽。李庄回忆说：“电话是一位穿军装的老战友打来的，这是我们两人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避祸定的一种隐语，表示‘四人帮’覆灭了。”

8日，消息传到驻北京部队。军官们自发举行了半公开的小型庆祝活动，招待所的酒销售一空。茅盾是8日从在解放军政治学院工作的儿子韦韬那里听说的。韦韬也是偶然知道的。早晨，他在动物园附近等班车，遇到一位同校的熟人，她父亲是军队高干。她悄悄地对韦韬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千真万确，都抓起来了，是在前天夜里。”“消息真的可靠吗？”“绝对可靠，是我爸爸亲口说的。毛远新也被抓起来了！”

10日，消息在北京市民中传开，人们半公开地议论，市场上白酒的销售量突然猛增。许多人去买三公一母一串的螃蟹，有人还敲打螃蟹：“看你还横行霸道不！”李可染上街，马路对面的女诗人柯岩看见了，穿过马路走到他跟前，悄悄对他说了声“天快亮了”，然后就离开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严寄洲到生产区打长途，副厂长刘沛然正在屋子里手舞足蹈。

严寄洲说，你吃错药了？跳什么呢？刘说，没什么事，清规戒律不会有了，你放心，今后搞故事片，日子好过了。严寄洲回忆：“我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闭口不说了。还没等我走到门口，刘副厂长实在忍不住，说你跟毛主席保证，绝对不讲。我说好，我不讲。‘上海帮’抓起来了！”

消息迅速传播到全国

武汉。10月8日，黄昏时分，周而复正在修改《上海的早晨》，王淑耘闯进来，迫不及待地说：“‘四人帮’给抓起来了！”又说：“中央昨天找到少数省市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了‘打招呼’会议，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去了，湖北省委书记也去了。

叶剑英在会上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已经给抓了起来，没打一枪，没费一弹，就把反革命‘四人帮’粉碎了……”她接着说，湖北省委今天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厅局长一级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好消息。周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周而复回忆：“我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我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标语吸引了如梭的行人，有的伫立注视，有的一望而过，带着怀疑的心情踽踽而去。”

成都。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马识途，10月上旬出差到北京，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回到成都，他立即作了宣传。有人还据此写了一份材料《马识途同志从北京回来讲破“四人帮”的情况》，广为传播，后又以手抄本和油印本形式传到全省各地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复又传回成都。

福州。华东地区血液病会议正在福州举行，忽然会议室外边的马路上人声鼎沸，声浪由远而近，越来越大。有人忍耐不住，走近窗口探望，原来是游行队伍通过。在得知是庆祝“四人帮”被捕以后，与会专家个个兴奋得跳起来，会议也不开了，大家自动加入游行队伍。到了晚上，福州街上灯火通明，鞭炮声震耳欲聋，如同狂欢节一样。

上海。这里多叙述一下上海的情况。

7日到京开会的马天水，对逮捕“四人帮”事持有异议，由于会议纪律，不能将“四人帮”被捕事电话告知上海。

当天，上海市南京西路等处贴出了标语：“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已被捕了！”警察把标语撕了，对围观群众说：“这都是谣言，快走开，不许乱说！”

8日，华国锋要求马天水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来京开会。

9日，《辞海》编辑所传出消息：“四人帮”三天前已被捕，这个消息是交通大学一位学生接到他高干父亲的来信以后披露的；这个学生和几个一同刷标语的同学，已被公安局拘捕了。在该所的职工大会上，负责人申斥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乱听、乱传谣言。

他说，“我们一定要追查”，“中央局势十分稳定，革命形势很好，四位首长照常负责，马老已应召于前晚进京，昨晚还和景贤、秀珍两位通了电话……”10日，极力想了解中央事态的徐、王抵京。他们参加了中央的“打招呼”会议，得知“四人帮”被捕事。

从15日开始，上海群众自发地连日举行游行集会，络绎不绝。数以万计的群众拥进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不传达中央关于上海是“四人帮”基地的指示。

老报人徐铸成回忆，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同伙准备发动“巴黎公社式”暴动的紧急关头，各机关、各团体乃至各里弄的妇孺老幼，一齐出去上街游行，敲锣打鼓，“打倒万恶的‘四人帮’”、“清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滔天罪行”等口号，响彻云霄。

农村的情况如何呢？

在北京延庆县插队落户的季思聪回忆说：“这一天，老党员宋长有来知青点串门。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他谈起了刚听完的只传达到党员的中央文件，一脸严肃地说：“中央又揪出四个人来。“

”他用的那个‘又’字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他觉得和‘刘邓陶’、‘彭罗陆杨’、‘王关戚’、‘杨余傅’的被揪出是一回事。”在他点出的第一个名字竟是江青以后，“我脑子刷地一亮，除了震惊之外，我感到了这次可不是个‘又’的问题了，――这回可是要翻天了！“”

几个女生马上追问：“还有谁？”“还有姚文元。”季接口说：“是不是还有张春桥？”“对！”虽然老宋想不起来第四个人了，但不要紧，只要这三个被‘揪出来’，再揪谁不揪谁都差不多。”

在另一个农村的大队部，广西知青钱文军和几个干部闲聊。公社广播站的崔会友闯进来，说：“北京抓住了四条大混子，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全抓起来了！华主席厉害，真厉害！能得很啊！”

“真的？”几个人齐声问道。接着，喝酒庆贺。钱文军回忆：“酒壮人胆，接下去就成了诉苦会，全是那年饿死人的故事，崔会友更是哭成泪人一个。弄不清喝到几点，几个人全在大队部睡了。”

当然也有闻讯后怀疑是“右派政变”之类的，甚至有议论要“举行武装起义”、“上山打游击”的。上海、武汉、成都、吉林等地都有。

深受“文革”之苦的各界人士，欣喜若狂

徐向前得知后，连说：“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说：“中国得救了！”杨勇说：“真是大快人心！”余秋里说：“我的病好了，可以上班了！”谭震林兴奋得彻夜未眠，拂晓时才睡去，后来从床上掉到地板上也不知道。邓颖超立即去看蔡畅、康克清和刘伯承，和他们同享欢乐。

胡耀邦对叶选宁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张爱萍兴奋不已，当即作诗一首：“忽报一夜阴霾散，扭转乾坤安国邦。白骨授首张正义，伟哉壮举永流芳。”

郭沫若张开双臂同许德珩拥抱，连说“大快人心事”。许德珩回忆说：“当时我们高兴的心情，不啻于第二次获得解放，绝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于树德说：“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定要报。”程思远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应了这句中国古老的格言，罪有应得！”

时任吉林省石化局局长的洪学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喜悦，他组织全局职工，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时任武汉市革委会生产组副组长的王健激动得手都颤抖起来，立即找消息灵通的负责同志打听，经核实后，他就不断地打电话，将这个喜讯转告给其他战友和同志。

文学艺术家们尤其如此。

黄胄热泪盈眶，只觉红日当头，眼前一片光明。王元化一阵狂喜过后，一口气跑到楼上挚友满涛处，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两人想说话却说不出来，相互望着，默默地流泪。

艾青致信友人徐勇奇：“把‘四人帮’砸烂，真是从心眼里叫人高兴。这些人无恶不作，在这些人统治下，过的是白色恐怖的日子。现在，把这些妖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值得庆祝一百天。”

上海画家唐云喝了一斤黄酒，连夜画了《捉蟹图》。画面上，一口大酒缸，三只酒杯，四只用绳子捆扎着的蟹。他还题七言绝句在画上：“三雄捉得又擒雌，不许横行放厥词；揭盖劈螯除四害，人心大快庆千卮。”

西安画家石鲁同友人徐行连干了三杯太白酒，徐行写诗：“晨星光清夜路静，情满心舒步履轻。花逢时雨谁为俏，西行回首见户明。”石鲁则以“花逢时雨俏”为题绘画：一枝枯萎的月季，在蒙蒙细雨中复苏。然后又写了一幅“春到人间”的中堂。

南京女书法家萧娴从橱柜里找出瓶好酒，斟了一杯，自己对自己说：“喝了吧，愿天下从此太平！”一口干了！接着写了一副对联：“明月千家满，春风一夜来。”魏克明作诗：“欢呼四怪倒台后，日月增光人增寿。人活百岁不稀奇，决心再战三十秋！”

24日下午，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军民大会，庆祝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庆祝粉碎了“四人帮”的夺权阴谋。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席了大会。与此同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及解放军部队，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

从秦城监狱释放又被软禁在潼关的杨献珍漫步街头，忽然发现到处贴着打倒“四人帮”的标语，远处传来鞭炮声和锣鼓声，他马上返回住所，打开收音机……这位饱受折磨的八旬老人，一连几天都沉浸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欢乐之中。

刘海粟偶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喜讯，顿时热泪盈眶，连唤妻子：“伊乔，伊乔，他们落网了！”他激情地画了个风情万种、身穿红袍的钟馗，题词道：“看惯千年鬼魅，依然嫉恶如仇。乌纱抛却更风流，换起香醪一斗。世上鬼多人恨，环球无鬼君愁。存弓忍把兔狐留，怎敢皆填海口？”

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当然，极左路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立即消亡。任重道远，只能有待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