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岁那年，举人张居正赴京参加科举会试。

对于此次考试，他信心满满。从小便有“神童”之称的他，早在12岁那年，就在家乡湖广荆州府参加了童试，一鸣惊人。16岁时通过乡试，成了一名少年举人。

尽管3年前考进士落榜，但并没有在心高气傲的张居正内心留下丝毫阴影。

跟天下学子同台竞技，他一直满怀胜算。

果不其然，在这次科举考试中，张居正名列前茅，中了二甲第九名进士。

这一年，正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一个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并称的科举“当打之年”。

从当年二月份开始，来自天下的4300多名顶尖学子齐聚京师，参加会试。直到三月份，经过残酷的殿试选拔后，共有大约300人最终脱颖而出。

接下来的数十年间，这300人中走出了一群经国大才，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塑造了大明社会的面貌，从而成就了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榜神话。

在这群人中，一甲三名：状元李春芳，榜眼张春，探花胡正蒙。仅在头甲的三人中，位列状元的李春芳，便是日后曾与张居正一起组阁的大明首辅，人送外号“太平宰相”。

而同榜出身的进士中，影响历史走向的名人还有：大明第一硬汉杨继盛，大明“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抗倭名将汪道昆，一代帝师殷士儋……

可以说，嘉靖二十六年，是明朝人才大爆炸的一年。

如今，人们关注嘉靖二十六年龙虎榜，大抵是因为张居正，但在当时，最早闻名天下的却是“硬汉”杨继盛。

中进士那年，32岁的杨继盛打定主意要竭力报国。

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这位忠臣开启了“怒骂严嵩”模式。

那是中进士的6年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继盛刚从狄道（今甘肃临洮）被召还回京。此前，身为兵部员外郎的他因反对大将军仇鸾关于开马市的提议，被对方打击报复，褫夺官职，发配边疆为吏。

不久，得势的仇鸾相继开罪了权倾朝野的陆炳和严嵩，在政斗之中黯然丧命。仇鸾败亡后，弹劾有功的杨继盛得以起复。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杨继盛特地沐浴斋戒了三天。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他向嘉靖皇帝进呈了《请诛贼臣疏》。这是一份措辞激烈的奏疏，杨继盛在其中历数严嵩有“五奸十大罪”，请求皇帝从重处罚此等奸贼。

按杨继盛的说法，严嵩在朝数十载，除逼死前任内阁首辅夏言外，还在皇帝四周里里外外都安插下了自己的眼线。本着为国家、为皇帝负责的态度，他杨继盛愿做大明烈士，只求皇帝英明，能听从下臣之谏。

杨继盛骂得痛快，却也不小心得罪了包括嘉靖皇帝在内的满朝君臣。

在嘉靖眼中，这份《请诛贼臣疏》骂的不是严嵩 ，而是他本人。因为只有昏君，身边才会全是奸佞小人。

看完杨继盛洋洋洒洒五千多字的长文，嘉靖帝的血压已直冲脑门。还未等严嵩动手，嘉靖就下令，将杨继盛投入诏狱，重杖一百。

面对皇帝不分青红皂白的重责，朝堂一片哗然。

锦衣卫陆炳也在杨继盛列举的“奸佞”名单中，但在行刑前，陆炳却交待下属务必保住杨大人一命。

当时，杨继盛的友人寻来了一副蚺蛇胆。据说，吃了后胆气倍增，能扛过这顿要命的毒打。可杨继盛一把回绝了他，说：“椒山（杨继盛自号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

史载，一百棍过后，杨继盛“两腿肿粗，相摩若一，不能前后；肿硬若木，不能屈伸。止手扶两人，用力努挣，足不覆地而行入狱”。

在狱中，他创伤发作，疼得半夜惊醒。但他只是摔碎瓷碗，用手拿碎片割去腐肉。肉被割尽，筋挂膜，他又用手截去。

在一旁监视他的狱卒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杨继盛却意气自如。

就算这样，严嵩仍不愿放过杨继盛。

在严嵩的过问下，刑部侍郎王学益打算捏造上峰指示，用绞刑尽快处理掉杨继盛。终因证据不足，未能得逞。

杨继盛下狱期间，他的故旧、同僚等均未放弃对他的营救。其中，出力最大者，当属与杨继盛同科中举的王世贞。

在嘉靖二十六年的那批进士里，22岁的王世贞中举年纪最小，家境最好。他出身江南世家名门“太仓王氏”，其祖王倬、其父王忬皆是一代名臣，有大功于国。

当王氏父子看到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遭遇重罚时，内心难掩愤恨与悲痛。在杨继盛身陷囹圄之际，王世贞是同科进士中，唯一一个替其奔走呼救之人。

可王世贞的伸冤，不仅没能救得好友性命，甚至还因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严嵩父子一手遮天下，即便有陆炳力保，杨继盛依旧难逃死劫。临刑前，在身边陪伴他的，除了妻子张氏外，就是好友王世贞了。

为了抚慰王世贞，杨继盛最后给他留了句遗言：“元美（王世贞字元美），不必如此，死得其所，死又何惧？”

说完，杨继盛引颈就戮，终年40岁，时为嘉靖三十四年（1555）。

好友的离去，让王世贞一时难以忘怀。然而，更大的悲痛却还在后面。

由于当初擅杀杨继盛遭致群臣不满，严嵩也不敢再对书生意气的王世贞下手。但严嵩转头便盯住了在朝中督办边境军务的王世贞之父王忬，指使党羽构陷其防卫失职。

恰逢鞑靼部再越长城威胁京师，得知消息的嘉靖皇帝直接赐给了王忬一道圣旨：“诸将皆斩，主军令者顾得附轻典耶？”

为了救父亲一命，王世贞只能上书辞官，带着弟弟王世懋跪伏严府门前，祈求阁老开恩。

然而，一墙之内的严氏父子充耳不闻，甚至见到王世贞昏倒在自家门前时，“小阁老”严世蕃还特命家丁将二人撵走，以免扰府上清净。

痛失救父之机的王氏兄弟，最终等来了父亲王忬的遗骨。

王世贞怒不可遏，穷此余生，他誓要与严氏父子抗争到底。

官场失意的王世贞，带着满身疲惫，转战文坛。

作为从科举中脱颖而出的有才之士，王世贞的文名响彻当时。早在其父出事以前，他就与李攀龙、吴国伦、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宗臣等六人在京师结成诗社，倡导文化复古运动，被后人称为大明文坛“后七子”。

他们在文化复古方面追求明确，反对“台阁体”，那是明代开科取士时要求考生规范答卷的文体笔法。按照官方规定，生员答卷，必须采用“台阁体”，以务求工整。若不按规定操作，即使满腹经纶，也会名落孙山。

“台阁体”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抹杀了书体艺术自古以来的风骨。

因此，对于这种“千人一面，一字万同”的文体，王世贞提出了要把才思结合起来创作的方法论。

他认为，“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只要一位举子有敏锐利国的才思，就不应该在条条框框上限制他的发挥。

他还主张，才思相结合之法，要落在通篇的结构句式、文采修辞之上，使作品展现人性的灵动光辉。这就是所谓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不过，王世贞初时与其余六人并不相熟，亦无来往。“后七子”的结缘，始于一位叫李先芳的诗坛魁首。

有趣的是，与状元李春芳仅一字之差的李先芳，也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两人年纪相仿，中举时已三十七、八岁。

中举前，李先芳已浸淫诗坛多年。有说法称，他16岁便能赋诗，“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李攀龙）”。中举后，在京师等待吏部任命期间，李先芳与李攀龙等人“结社赋咏，相推第也”。

据王世贞回忆，他早在举进士时就知道，同科之中有一个来自山东的李子（李先芳），写诗冠绝天下。于是，在中举之后，王世贞便多方打听，与李先芳结交从游。

也正因此，王世贞最终与李攀龙走到了一起，达成了“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不齿”的共识。

后来，随着李先芳南下任职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七子派”的召集人也就慢慢变成了王世贞。从此，在这个位置上，他一枝独秀二十余载。

但王世贞始终无法放下对严氏父子的仇怨。

在诗赋盛行的“后七子”中，他无论创作文学、戏曲、小说还是史传，都会将这一“仇家”拎出来鞭笞，以泄心头之恨。

故而，后世也常有人拿《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之名，硬附王世贞。因为，严世蕃小字“东楼”，《金瓶梅》里身兼官僚、恶霸、富商三重身份的大官人，名叫西门庆。东楼对西门，何其工整。只可惜，这样的争论，至今仍无答案。有关“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的记录，也仅有一位叫“廿公”之人在给《金瓶梅》写的跋中透露，此作“为世庙（嘉靖）时一巨公寓言”。

尽管《金瓶梅》的创作与王世贞的关系仍理不清，但另一部名叫《鸣凤记》的传统昆曲剧目，却与他脱不了干系。

在这部大剧中，王世贞不仅将十位大力反对严嵩的大臣称为“双忠八义”，甚至还在剧本中大量照搬夏言、徐阶、杨继盛、邹应龙、赵文华等嘉靖朝局中的关键人物，以政斗事件串线，揭露严嵩等嘉靖朝奸党的丑恶嘴脸。

《鸣凤记》成书于嘉靖之后的隆庆（1567-1572）年间，放眼天下，若非王世贞抑或其门人，又有谁胆敢对前朝旧事翻案，进行创作呢？

说到文学创作，若论及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中谁最懂浅斟低唱，估计王世贞也会说：那个出身徽商世家的汪道昆认第二，无人敢争第一。

就在“后七子”引领文学复古时，汪道昆在家乡发起号召，成立了个“新安诗派”。

当时，在汪道昆的家乡徽州，人多以外出经商为主要谋生手段。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徽商们在外赚得盘满钵满。而“商翁大半学诗翁”，商人与文人的唱和潮流，让这些徽商世家间学诗论诗之风盛行起来。

除了少部分附庸风雅者，大部分徽商都想通过这种途径，使自己的家族摆脱阶层末流的形象，以期后代科举中第，光耀门楣。

所以，当“科举骄子”汪道昆振臂一呼，家族中通晓文墨的汪道会、汪道贯等人便欣然应允，与之交论诗篇。

为了给好友兼同僚汪道昆捧场，王世贞还特地以文魁之名，召集三吴两浙间的文人雅士，集体上徽州讨教交流。在自己的地盘，汪道昆则召集了乡间有名的才子前来对擂。双方互有输赢，却也取长补短，传为一时佳话。

汪道昆既负文名，曲艺创作也同样出彩。

自宋徽宗时代兴起的“南戏”其时已历经沧桑，经由“曲圣”魏良辅的技艺改进，逐渐发展成杂剧主流的戏曲风格——昆腔。

在明初以来的文化高压下，杂剧的创作普遍以“神仙”“孝子”“节妇”三大题材为主，少有关注当下的作品。汪道昆则从古代失意贵族及高阶文化人士入手，围绕这些人物或展开“流云缥缈，朝来几度明灭”的神话梦境，或展示“无端惹得，惹得风流况”的宫廷官场。

在《五湖游》中，汪道昆写春秋时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功成身退，偕西施泛舟归隐。在《洛水悲》中，他又记曹植被逐归封地，偶遇洛神的怅然若失。如此种种，皆是其初涉官场感受到世态炎凉后，心境顿悟，寻求本真所显。

或许对汪道昆而言，科举带给他的身份变化，不过是《五湖游》中范蠡的“都来大梦”，历经一世的烟云后，终将化为乌有。

建功立业，将是汪道昆走向范蠡之路的第一步。在写诗作剧的身份之外，他也是赫赫有名的一代将才。

汪道昆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时代，正是倭寇海盗集团侵扰东南沿海的高峰时期，百姓饱受其苦。任义乌县令期间，汪道昆着手为抗倭名将戚继光招募了一批当地乡兵，组织团练，出海御敌。这支王牌部队后来在戚继光的编练下成了鼎鼎大名的“义乌兵”，在嘉靖抗倭、万历援朝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凭借义乌兵的组建，汪道昆也与戚继光结下深厚的友谊。戚继光比他小三岁，两人一生中有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同生共死。

嘉靖四十一年（1562），已升任福建兵备道的汪道昆，遭遇倭寇入侵，宁德、福清等地告急。值此危急时刻，戚继光率八千兵士火速来援。随后，戚继光主战，汪道昆为其参谋调度，二人在战场上配合得天衣无缝。

开战前，心领神会的两人特地抽出佩剑，折断二分，以此发誓不负福建军民。

三年后，平倭战斗胜利，汪道昆一高兴，直接给戚继光写了十首《戚将军入闽破贼绝句》，其中一首写道：

秦川负固拥千群，汉节征师下七阂。

西去不须司马檄，南来知是伏波军。

而凭借南征北战的军功，汪道昆在嘉靖后期也进入了帝国中央，坐堂兵部。

此时，随着严嵩的倒台，大明政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汪道昆的同科，张居正已搭上内阁首辅徐阶的关系，平步青云。在徐阶的举荐下，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了未来大明天子的侍读学士。

当时，进入裕王府，给裕王朱载坖上课的还有张居正的同科殷士儋。但比起前者准备借此为跳板升官，殷士儋可是要敬业得多了。

在给裕王上课期间，出自齐鲁大地的殷士儋刚正秉直。对待裕王，众人皆唯唯诺诺，唯有他不讲情面。即便在皇家规定的寒暑假期，他也要裕王“四时无辍”。但在严苛的教育要求背后，殷学士也对长期受困于“二龙不可相见”矛盾的裕王关怀备至。

提起这一幕，多年后成为皇帝的朱载坖仍旧颇为感激。

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持续服用了大量丹药后，嘉靖帝驾崩。三皇子、裕王朱载坖被众卿推举为大明新君，是为隆庆皇帝。

嘉靖驾崩后，尚在裕王府的张居正被“伯乐”徐阶紧急叫去起草遗诏。随后，凭借曾为裕王旧臣的身份，张居正得以入阁，进入大明决策层。而徐阶则因新帝对其一向无好感，在隆庆上台后不久，即遭罢阁，退休回家。

徐阶走后，大明内阁首辅之位空了出来。隆庆亲自点名，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遂得以出人头地，当起了内阁老大。

在隆庆登基以前，李春芳即以状元的身份，长期备策于嘉靖皇帝身边。嘉靖喜好修道，大臣替皇帝写青词祭天成了升官的必备技能。李春芳身为状元，就写得一手好青词。据说，嘉靖为自己取法号“天池钓叟”时，他就曾送皇帝两句赞美诗：“拱极众星为玉饵，悬空新月作银钩。”

李春芳不愧是高才，寥寥数字便营造出众星捧月的氛围，嘉靖对此十分满意。

换来的，正是李春芳“自学士至柄政，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全赖嘉靖宠信，官位蹭蹭直升。

可到了隆庆时代，李春芳的好运似乎也到头了。

阁臣中的张居正和高拱，虽然水火不容，但对待李春芳，二人的立场却出奇地一致：此人不适合当首辅。

看在同榜进士的情谊上，张居正直接找到了李春芳，劝他见好就收。一大把年纪了，占着最重要的朝廷官职，却不干实事，只会写写青词，脸面何在？还不如将辅政大权，交给干实事的人！

张居正说的干实事的人，指的是他自己。

李春芳却也明白自己的尴尬境地，在类比了徐阶遭劾下台的惨淡结局后，他采取了主动挂冠而去。

李春芳走了，张居正却依旧没能坐上梦寐以求的内阁首辅之位。坐上这个位置的，是他的死对头高拱。在高拱的辅佐下，隆庆皇帝放开海禁，让数量巨大的白银通过海上贸易，回流大明国库，撑起了“隆庆新政”。

尽管高拱与张居正多有掣肘，但站在国家层面上考虑，张居正知道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隆庆四年（1570），鞑靼部俺答汗再度兵犯大同，企图登基称帝。值此紧要关头，张居正得知，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与爷爷同时喜欢蒙古的传奇女性“三娘子”。在爷爷的逼迫下，把汉那吉败走大明，准备内附。

张居正赶忙写信给时任山西总督的王崇古，要其暂时把这伙蒙古人截留下来，以便朝堂与俺答汗谈判。

在张居正的力劝下，隆庆皇帝将把汉那吉一伙交予俺答汗，并赐封顺义王，准许其迎娶三娘子。作为交换条件，俺答汗放弃称帝。

如此血赚的买卖，俺答汗一口应承。至此，大明北方边境稍安。

随着蒙古人的撤军，隆庆皇帝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两年后因纵欲过度，早早驾崩。

张居正则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

凭借着继位皇帝生母李太后的宠信，张居正一把拉下了占据首辅之位长达5年的高拱，自己坐上去，终成一代名相。

鉴于明朝国库自正德年间（1505-1521）以来持续亏空，张居正一上台就给全国丈量土地，重新编制土地鱼鳞图册。经过张居正的整顿，到万历八年（1580），全国田地共有7013976顷，足足比隆庆五年（1571）时增加了近三倍。这背后，是张居正大力打击土豪劣绅偷税漏税、吞并耕地的结果。

尽管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反对，但从为国理财的角度上讲，张居正算是理清了帝国的一笔糊涂账。

之后，面对朝堂争斗日剧，张居正还搞了一套“吏治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专司解决朝廷官员争权夺势、贪赃枉法的行径。

可在严格要求别人的同时，张居正却也在独自贪欢。

当时，朝中众人皆知，张居正有两大军事护法，一为抗倭戚继光，一为守边李成梁。为了让明朝中央放心，这两位名将没少给张首辅送礼。在戚继光给张居正的书信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代名将卑称自己为“门下走狗小的戚某”，与其光辉的英雄形象判若两人。

这样风光的日子，张居正没有福气享用多久。万历十年（1582），他劳瘁而死，终年仅58岁。

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他曾经一手造就的功过也被万历皇帝扒了出来。

去世才几天，张居正就被皇帝下令抄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

一时间，谩骂张居正的唾沫星子满天飞。

最终，还是同科的王世贞不计前嫌，站出来替张居正说了句公道话：“有臣以来，尽瘁代终；以逸归君，孰如我公？公秉化枢，垂及一纪；尽扫骩骳，与民更始。”

这一年，王世贞57岁了。

历经嘉靖政难后，王世贞曾二度回朝，并在张居正的关照下，督抚郧阳。但两人毕竟不是同道中人。在目睹了张居正家人欺负江陵知县后，王世贞给张居正去信要求其秉公执法。然张居正偏私，两人自此决裂。

往后余生，在张居正的打压下，王世贞过得异常艰辛。

这些随着张居正的倒台，都不重要了。

因为，这一年，王世贞还收到了一份喜讯，他的幼子王士骐考中了应天乡试第一名解元。

王家在仕途传承上后继有人了！

这到底是喜是悲，王世贞并不知道。科举出身的他，修炼了一辈子，到头来还只是适应读书修身，对尔虞我诈的权斗看不透，亦无兴趣。

万历十八年（1590），随着王世贞病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榜上的帝国大才们，也日渐凋零。一个时代悄然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