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前一两天，预感大势已去的光绪帝动了真情，他对仍然追随他的大臣说：

“朕不自惜，死生听命，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

这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农历八月，这位从虚岁5岁就开始登基为帝，一直被慈禧控制摆弄的傀儡皇帝，在国家危亡时刻发起了戊戌变法，但眼下，面对慈禧的步步紧逼，百日维新已近尾声。

果然，1898年八月初四日傍晚，从颐和园万分火急赶回紫禁城的慈禧，直接闯入光绪的寝宫，然后指着光绪破口大骂：

“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谋我乎？”

史载，手中并无实权的光绪当时战栗着“不发一语”，过了很久才嗫嚅说：“我无此意”。

慈禧随即恶狠狠地朝光绪唾了一口痰，接着痛骂说：

“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当晚，力主变法的光绪帝被慈禧下令幽禁于西苑（今中南海）瀛台。两天后，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宣布废除戊戌变法中的新政，历时仅仅103天的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他曾经以为可以照耀帝国的那束光，熄灭了。

戊戌变法失败的这一年，光绪28岁，这也是他生命倒数的第十年。

1875年，慈禧的独子同治皇帝因为天花发作致死（也有人怀疑是梅毒致死），由于咸丰皇帝膝下只有同治一个儿子存活，如今同治皇帝也死了，帝国的嫡长制传承无法延续。

在此情况下，独揽大权的慈禧为了保住皇权，决定肥水不流外人田，扶持自己的亲外甥载湉上来当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光绪帝。

光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并非嫡长子；而奕譞本人又生有七个儿子，光绪（载湉）排行老二。在庞大复杂的皇族系统中，原本皇位是轮不到光绪的，但偏偏光绪的生母是慈禧的亲妹妹叶赫那拉氏，于是，在命运的拨弄下，还是孩童的载湉稀里糊涂地登上了至尊宝座。

1875年1月，虚岁5岁，实际年龄只有3岁半的载湉被从睡梦中叫醒，在哭喊中被抬入了紫禁城，等到进入养心殿后，人们揭开轿帘才发现，半路上还在哭闹的小载湉在“舆中犹酣睡矣”。

尽管贵为皇帝，但光绪毕竟只是个孩子。离开亲生父母、搬入陌生的紫禁城后，由于环绕在身边的，都是一些面容呆板的老太监，加上慈禧对年幼的他动辄厉声训斥和“罚令长跪”，这使得光绪逐渐形成了自卑、懦弱的性格，由于长期被训斥和罚跪，光绪明显缺乏自信，并患上了口吃的毛病。

曾经作为光绪皇帝英语老师的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回忆说：光绪帝“一至太后（慈禧）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

慈禧粗暴地禁止光绪跟亲生父母有任何联系，并“嘱咐那一班服侍他（光绪）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亲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慈禧）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尽管从小畏惧慈禧，但十九世纪末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在状元帝师翁同龢的启蒙下，日渐成长的光绪开始思考，他说：“为人上者，必先有爱民之心，而后有忧民之意。爱之深，故忧之切。忧之切，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

光绪七年（1881），原本与慈禧一起垂帘听政的慈安皇太后离奇暴毙，此后，慈禧更加大权独揽。眼看光绪日渐成长，于是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假装在太和殿举行仪式，允许光绪开始亲政，实则仍由慈禧把揽大权。

在此情况下，在满清朝廷内部，逐渐形成了“帝党”与“后党”两股政治势力：“帝党”以光绪帝为首，主要成员为大学士兼帝师翁同龢，以及文廷式、张謇等人；“后党”则以慈禧为首，主要成员有大学士、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荣禄，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等人。

与“后党”成员在慈禧撑腰下，普遍执掌军事、财政、行政大权相比，“帝党”成员显得形单影只、缺乏实权，但面对民族危亡和朝政危机，帝党成员大多挺身而出。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随后出兵朝鲜，鉴于“保朝鲜就是保大清”的战略高度，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力主与日本决一死战，而后党成员则主张应该将军费拿来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并斥责帝党成员们要坏了皇太后的“好事”。

对此，军机大臣孙毓汶仗着慈禧的撑腰，甚至直接指斥光绪帝说，皇帝你这个小少年，就喜欢挑衅多事（原话是：“皇上为少年喜事者”）。

但面对日本的入侵进击，大清帝国已没有退路，此后清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清军从海军到陆军都全面溃败，无奈下，1895年，希望少点事端、安度晚年的慈禧，最终逼迫光绪下令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并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

但国家日趋危亡，光绪又怎能无动于衷，为了变法求强，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1898年，光绪决定发起戊戌变法，但百日维新迅速失败。此后，慈禧下令斩杀了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还罢免了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职务。除了京师大学堂外，戊戌变法新政全部被废除。

光绪，很难有回头路了。

在迅速扼杀戊戌变法后，慈禧对光绪也动了废意和杀机。

此前，康有为等人试图策动袁世凯出兵，进攻慈禧所在的颐和园“围园杀后”，尽管史学界对此事仍有争议，但慈禧在听闻消息后的震怒不言而喻，于是，就在宣布废除戊戌变法后仅仅两天，1898年农历八月初八日，慈禧就命人传出消息说，“皇上（光绪）病势沉重，恐致不起。”

尽管数十年间大权在握，但慈禧毕竟不好像斩杀六君子一样处置光绪，于是，她试图以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制造“光绪之死”：在“令太医捏造脉案”同时，慈禧还让宫人按时向外界公布光绪的所谓“病情进展”，意图制造光绪大病将死、不能理政的氛围；此外，慈禧则紧锣密鼓地召集各个王公大臣，讨论废黜光绪事宜。

没想到的是，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大臣都对慈禧的废帝主张表示反对。先是朝中大臣、大学士孙家鼐力陈反对，随后，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也公开复电慈禧说：“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直接表态反对慈禧的“废帝”计划。

为了保护光绪帝，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则鼓动保皇党华侨们纷纷致电国内“请皇帝圣安”，各国驻清朝的使节，也纷纷告诫满清官员和慈禧说，不可危害力主改革的光绪帝性命，如此，才使得光绪得以在戊戌变法后暂时逃过一劫。

见废黜谋害光绪帝的计划遭到了朝堂上下和各国列强的强烈反对，1899年，在后党亲信荣禄的建议下，慈禧最终决定，以为膝下无子的光绪立皇太子的名义，立端王载漪（慈禧的侄女婿）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储），并决定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正月初一（1月31日）举行光绪帝让位典礼。

没想到的是，对于慈禧的这一“废帝”计划，在华列强又群起反对，由于担心慈禧的废帝复旧活动，使得清朝重新排斥外国势力，对此，在华列强仍然倾向于支持光绪帝继续在位，并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因此，对于慈禧对外公布的“废帝”和新帝登基计划，在华列强统一进行了抵制。

同时，上海各界绅商以经元善为首，竟然联合了1200多人的社会名流公开上书反对，维新派蔡元培，以及海外的保皇党人，也号称联合数十万华侨发来电报，公开反对慈禧的“废帝”计划。

本来以为罢黜光绪只是“家事”的慈禧，看到国内上下和各国列强如此激烈反对，无奈只得将废帝一事暂时压下。

但慈禧等得，“大阿哥”溥儁的父亲、端王载漪却失去耐性了。

按照慈禧原本的计划，“大阿哥”溥儁将于1900年正月初一（1月31日）正式登基为帝，如此，则端王载漪将在事实上成为“太上皇”，在这种诡异的形势下，不少朝臣开始或公开或秘密聚集在载漪麾下效力，“载漪渐执朝政，自是国势移重东宫”。

作为“大阿哥”的父亲，在慈禧的默许和众多大臣的簇拥下，载漪越来越飞扬跋扈。此前，当儿子溥儁被慈禧立储时，载漪非常兴奋，他以为各国驻京使节肯定会前来祝贺，于是命令下人在家中准备茶点和张罗接待事宜，没想到一连三日，各国使节都对载漪和溥儁父子不闻不问。洋人如此不给面子，这也让载漪觉得在朝中丢尽了脸面，自此，本来就跋扈排外的载漪更加痛恨洋人，以致当时人评价说：“载漪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也。”

令人感觉无比诧异的，是此时作为朝中新兴势力统领的载漪，竟然对寻找“剑仙侠客”非常感兴趣，或许是看多了志怪小说，载漪跟很多满汉官员聊天时，竟然经常询问对方：“予见中国说部中，恒有剑仙侠客，何至今寂寂无闻？”

当客人询问要找剑仙侠客干嘛时，载漪的回答竟然是“吾欲用其力以杀尽外国人。”

对此有客人调侃说，“汝欲杀尽外人，不必求诸剑仙侠客也，但求诸义和团可耳。”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作为晚清时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号称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由此开始走入了晚清最高领导层的视野。

尽管迅速发展的义和团鱼龙混杂，但看到主张“扶清灭洋”的义和团颇有利用价值，载漪等人开始主张“借拳剿洋”以排外。随着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和进入京城，清廷最高层围绕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也进行了激烈争论。

1900年初，慈禧主持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义和团问题，针对载漪等人主张“借拳剿洋”、对抗列强的提议，一直被幽禁的光绪帝却非常清醒，他说：“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弱，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

针对部分官员主张义和团可以“刀枪不入”的说法，尽管并无实权，但光绪还是直接训斥说：“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博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

当时，义和团在京城内攻击教堂、刺杀洋人，到处设坛做法，北京城内乱成一片，尽管对于各国列强保护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和反对自己废黜光绪、立储溥儁异常恼怒，但慈禧对于是否“借拳剿洋”仍然犹豫不决，见此情景，载漪等人决定豁出去，他们让人制作了一份虚假的洋人照会进呈给慈禧，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第二，代收各省钱粮；

第三，代掌天下兵权；

第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当听到“勒令皇太后归政”的假条款后，一生视权力如性命的慈禧最终勃然大怒，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与洋人“一战”，慈禧对此还“义正辞严”地说：

“现在洋人已决计与我宣战。明知众寡不敌，但战亦亡，不战亦亡。同一灭亡，若不战而亡，未免太对不起列祖列宗。”

这是1900年的6月21日，在这次御前会议上，慈禧最终拍板，当场宣布要在二十四小时内，把京城内的洋人全部驱赶出去，并指示曾经担任外国使节的许景澄，去向在华各国使节宣战。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作为傀儡、知道即将生灵涂炭的光绪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走到许景澄面前，拉着他的手说：“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许景澄流着眼泪不说话，他看到光绪帝眼里，也是满眶的泪水。

当时，义和团在北京城中不仅攻击外国使馆和洋人，而且“籍口仇教，肆行烧杀”，北京城中混乱至极。

趁着时局混乱，本来就挟带私心，巴不得光绪早死、儿子溥儁好早日继位登基的端王载漪，于是在此时散布义和团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流言。其中，“一龙”指的就是光绪。

1900年6月25日，载漪带领60个团民，以“查验二毛子”为名，闯入光绪的临时住所，对光绪进行威胁和恐吓。

消息传出后，慈禧及时出面阻止了载漪的蛮动。慈禧说，废帝一事，她自有权衡，不可胡来。这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后果。

但随着慈禧对各国宣战，帝国主义列强开始组织联军进攻天津，经历前后一个多月鏖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就在北京沦陷当晚，当年七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强行裹挟光绪帝和带着“大阿哥”溥儁等一百多人，经由德胜门仓皇逃离北京，就在临走前，慈禧还不忘亲自带人，命令太监将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推入井中溺毙。

对于这段往事，慈禧的随伺宫女荣儿在回忆录《宫女谈往录》中，讲述了崔玉贵等人奉命杀害珍妃的过程：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崔玉贵）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作为皇帝，却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在获悉珍妃为慈禧所害后，被慈禧裹挟西逃的光绪帝，精神也几近崩塌，当时一起西逃的宫女回忆说，知晓珍妃死讯后，光绪眼神呆滞，一路上形同行尸走肉，“在逃亡的路上，我看到了光绪，眼镜像死羊一样，呆呆的！”

当时，由于出逃仓促，加上担心太过招摇引来八国联军追击，因此慈禧只带了数百随从出逃，逃亡到半路时，慈禧指着光绪鼻子痛骂说，多亏了忠心耿耿的太监们护卫，否则这次可是在劫难逃，慈禧还要光绪向太监们“行礼”，宫女们回忆说，作为皇帝，当时已经“形同死人、眼神空洞”的光绪，竟然真的向太监们作揖打拱起来。

大太监李莲英则用一种带着鄙夷的态度和语气对光绪说话，有一次，李莲英甚至直接呼叫光绪帝的名字“载湉”，私底下，李莲英甚至仗着慈禧的威权对别人说：“载湉不过是个形同虚设、五谷不分的呆子而已！”

由于出逃仓促，加上害怕列强联军追击，因此慈禧一行仓皇西逃，一路上风餐露宿，吃尽了苦头。

当时随同出逃的军机大臣王文韶，后来写信回忆这次经历说：

“两宫自京启跸情形，所谓天子蒙尘，从古稀有之惨，可痛已极。

太后身穿粗蓝夏布衫，亦不梳头。皇上穿黑纱长衫，黑带，灰色战裙两条，铺盖行李，一概未带。出京三日，均睡火炕，无被褥，无替换衣服，亦无饭吃，吃小米粥。”

尽管大祸是慈禧闯下的，但背锅侠却成了光绪，就在出逃第六日，当年农历七月二十六日，慈禧以光绪名义下发《罪己诏》，表示“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驰其责备耶”。

尽管此前一直试图废黜乃至杀死光绪，但庚子国变酿成的巨祸和仓皇逃窜，也让慈禧经受了许多她不曾体会的磨难，从而使得她缓和了与光绪的关系，有一次，慈禧曾经回忆她西逃路上的经历说：

“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存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粃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

缺吃少喝，狼狈之下，甚至只能靠着一张板凳，跟光绪“相与贴背共坐”，这种经历，也使得慈禧相对淡化了对光绪的仇恨。

慈禧一行出逃时，当时的河北怀来知县吴永在动乱中组织迎驾，并且随同慈禧西行，深受慈禧宠信，吴永后来回忆说，慈禧曾经对他袒露心扉说：

“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

一路上的颠沛流离，使得慈禧对光绪有所愧疚，长期跟随光绪，曾经担任光绪帝的起居注官达十九年之久的恽毓鼎后来撰文回忆说，一路上，光绪相比在北京被幽禁时自由轻松了一些，“在西安时，皇帝时或参预国事，较在京时稍为自由。此戊戌后之所无者”。

《书庚子国变记后》一文曾经记载说，有跟随慈禧西逃的官员回忆说：“西后（慈禧）自出险，恒语伺臣云：‘吾不意乃为帝笑’。”

当时，在从北京到西安，为时73天的逃亡路上，光绪也难得感受到了慈禧极为少有的温情。据记载，当时慈禧一行出居庸关时，光绪帝坐在车内，慈禧坐在车外，突然子弹呼啸穿梭，光绪急忙请慈禧入车内躲避，换自己坐到车外，没想到慈禧却拒绝了，她说：“皇帝系宗社所重，余老矣，无妨。”

西逃路上的经历，也使得慈禧得以接触到了当时的社会底层，“太后由京往西安，及由西安回銮，见沿路农民贫苦之状，甚为悯念，特发银以赈之，其数甚巨，并告皇帝曰：‘前在宫中，不知小民之苦也。’”

慈禧西逃，恰逢当年山西、陕西大旱，当时灾区内“粮价昂贵异常，小民流离转徙，困苦情形，殊堪悯恻”，为此，慈禧特地命令下拨40万两白银进行赈灾，并命令两江总督刘坤一将江苏的留存海运漕粮运往陕西救济灾民。

长期身处深宫，慈禧与外界的脱离是不言而喻的，但庚子国变的仓皇逃亡经历，却使得慈禧得以接触民间，并相对放宽了对光绪的管制。

面对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无奈现实，慈禧再次起用李鸿章。此前，李鸿章作为甲午战争失败的总背锅侠被贬黜闲居，后来又出任两广总督，庚子事变发生后，李鸿章再次被起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并配合庆亲王奕劻与各国进行和谈。

自称为帝国“裱糊匠”的李鸿章，无奈下再次临危受命，并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廷需对各国赔款达4.5亿两白银，价息合计超过9.8亿两白银。

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对慈禧上了道奏折，他痛心疾首地建议说：

“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就在慈禧一行起驾返回北京前，忧愤成疾的李鸿章最终病逝于北京城外，死讯传到慈禧那里，慈禧当场就流下眼泪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话是这么说，但慈禧该招摇还是照样招摇，在《辛丑条约》签订后，1901年10月，慈禧带着光绪一行共几万人，和3000辆行李车辆，从西安出潼关，经河南和直隶大摇大摆返回北京，慈禧一行一直到1902年1月，才最终返回北京城。

此前，慈禧先是按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指示，先后斩杀了100多位在庚子国变中主战的大臣，在从西安返京路上，慈禧又宣布废掉已经成为弃子的溥儁“大阿哥”的名号，并将其驱赶离开。

回到北京后，决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一方面向帝国主义列强低头，另一方面又默许启动清末新政改革，这些改革涉及到“仿行立宪”、编练“新军”、改革官制，甚至废除科举等重大改革，其力度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慈禧当初所极力破坏的戊戌变法。

而当初力主戊戌变法，一度遭遇废黜和生死危机的光绪帝，在慈禧“西狩”归来后，位置反而稳固了，或许在慈禧看来，在列强和民众眼中以改革者形象露面的光绪帝，反而更加有利于慈禧在幕后对大清帝国的遥控。

或许是为了给光绪一点安慰，慈禧在重返北京后，又派人从井中打捞出了珍妃的尸骨，并进行安葬，慈禧还以“随扈不及，殉难宫中”为由，追赠珍妃为皇贵妃。

有宫女回忆说，珍妃入葬后，光绪叫人要来了珍妃用过的一顶旧帐子，后来，他“常常对这顶帐子出神。从此他再也没接近过任何女人，直到宾天，可以说对珍妃是情至义尽的了。”

至此，从1875年5岁时入宫为帝，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庚子国变的磨难后，到1902年，当时才32岁的光绪帝，总算是略微清静下来，得以在外部的风雨飘摇中，享受人生最后的孤独。

尽管历经痛苦磨难，但回京后仍然被幽禁于瀛台的囚徒皇帝光绪，并未自甘堕落。

回到北京后，对于大清已处于亡国边缘的境遇，光绪帝心中也有着自己的认知。除了每天像傀儡一样跟随慈禧上朝外，在被幽禁于瀛台的其他时间里，光绪帝每天能做的只有三件事：吃饭、读书跟睡觉。

根据清宫档案发现，就在1908年11月死亡半年前，光绪帝还向内务府开出了一个购书名单，这其中就有官印的《日本宪法说明书》、《日本宪政略论》，以及商务印书馆当时新印的各种书籍：

《孟德斯鸠法意》、《宪政论》、《万国国力比较》、《国债论》、《欧洲最近政治史》、《欧洲财政史》、《经济通论》、《日俄战纪》、《最新战法学》、《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英国宪法论》、《万国舆图》、《欧美政教纪原》等各种书籍。

从书目中可以看出，尽管身为傀儡皇帝，但光绪仍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改革大清帝国，因此即使在突然“暴毙”的半年前，他仍然发奋读书，没有自甘堕落。

光绪的英文老师德龄回忆说：

“我每天早上碰见光绪皇帝，他常常趁我空闲的时候，问我些英文字。我很惊奇他知道的字这样多，我觉得他非常有趣，两眼奕奕有神。他实在是一个又聪明又有见识的人，他是一个出色的外交人才，有极丰富的脑力，可惜没有机会让他发挥他的才能。

他告诉我他书读的不多，但是他生来喜欢读书，他也很信任我，常常把他的困难和痛苦告诉我。我们常常谈到西方文明，我很惊异他对每一件事物都懂得那样透彻。他屡次告诉我他对自己国家的抱负，希望中国幸福。”

就在光绪死亡前三年，1905年，德龄由于父亲病重要离开宫廷，临行前她与光绪帝告别，光绪用英语祝她幸福的同时，又充满遗憾地对德龄说：

“我没有机会把我的意思宣布于外，或有所作为，所以外间都不大知道我，我不过是替人作（做）样子的。后来再有外人问你，只告诉他我现在所处地位实在的情形。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做）主，不能如我的志。”

后来，对于这位从小就被迫养在深宫、永远失去父母关爱的光绪帝，看着光绪帝长大的老太监寇连材回忆说：

“中国四百兆人中境遇最苦者，莫如我皇上（光绪帝）。”

从某种程度来说，尽管他贵为帝王，却形同傀儡，不仅从小就失去父母关爱，甚至连自己唯一心爱的女人都被迫害致死，自己也长期被幽禁控制，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是最幸运的，却也是最不幸的。

尽管在庚子国变后仍然发奋读书，但光绪并未等来光明。

1908年，74岁的慈禧病入膏肓，就在众人纷纷担心老佛爷将要归天之时，1908年11月14日傍晚6时30分许，瀛台突然先传来了光绪帝的死讯，不到24小时后，第二天未时（11月15日下午13时至15时），慈禧也死于中南海仪鸾殿。

对于慈禧的死，当时宫中早有准备，但是对于当时仍然身强体健，并未有明显大病记载的光绪突然死亡，各位大臣难免心生疑虑。

对此，负责记载光绪帝生前生活起居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慈禧临死前，“有谮上者，谓帝（光绪）闻太后（慈禧）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

另外根据记录光绪帝生前生活起居的《清德宗实录》，光绪皇帝直到临死前两天，都还身体康健，没有什么特别异常，一直到临死前一天，才突然在档案中被记了三个字“上不豫”。

对于光绪帝是否系非正常死亡，史学界多有争论，认为光绪帝生前确实身体虚弱，不能说没有问题，但他的死，尤其是在慈禧临死前突然暴亡，确实显得过于蹊跷。

为了破解这宗历史悬案，2008年，就在光绪和慈禧死亡10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史学教授戴逸与13位专家领衔的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在聘请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联合对光绪皇帝的遗骸进行尸检后得出结论：

“光绪帝系三氧化二砷，即砒霜中毒死亡。”

尽管后来有多位专家对光绪皇帝的尸检报告结论“砒霜中毒死亡”持怀疑态度，但尸检报告毫无疑问地指出，光绪帝的遗骨、头发、以及入殓衣物中检验出来的砷（砒霜），明显是光绪帝的“含毒尸体腐败后直接侵蚀遗留所致……并非来自环境污染”，因此，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们明确指出，光绪帝就是死于“砒霜中毒”。

无人知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经历了什么。显然，有的人不希望他继续活下去。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抗争过、妥协过、期待过、爱过，也伤过，他曾试图带领自己的国家走向振兴，却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都无法保护，最终自己也遇害身亡。

一百多年来，许多人对这位囚徒皇帝寄予深深的同情，这本身，也是对历史的无奈叹息。帝国内忧外患，改革的良机稍纵即逝，此后，大清帝国不可挽回地滑向毁灭的深渊，尽管这是历史的必然，大势虽然如此，但人们还是对曾经努力奋斗、求新求变的光绪帝，赋予了深刻的哀思。

他死后第四年，1912年，大清帝国在辛亥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轰然倒塌，而光绪本人的尸骨，则一直停灵到了1913年才得以下葬崇陵，那时，他的大清帝国，已经灭亡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