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前夕，辜鸿铭用英文撰写了一本书——《中国的牛津运动》，中文名为《清流传》。

在书中，他将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国的牛津大学，将同光之际的清流运动比作19世纪中期的天主教复兴运动。他说，“我要讲述我们为中国文明事业而背水一战的故事”；“我们艰苦战斗了三十年，但我们的事业已经失败”；“我战斗时跟随的将领是已故帝国大臣张之洞，两年前，当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完全失望了，并且只想如何使投降条约的条件不那么苛刻”。

辜鸿铭坚定而怅然地认为，欧洲现代主义物质文明正在毁灭一切，只有东方文明可以解救之，可惜的是，传统飘然远去，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还在等待着遥不可及的胜利。

何为“清流”？说白了就是“高尚的引导者”。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裁断，每个时代的裁断都必须以儒家道德为尺度。清流可以是真君子，也可以是伪君子，但他们必须代表大多数读书人的意见。

光绪初年，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四人被称为“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如之前一千年所做的那样，清流们弹劾权臣之跋扈，规劝君王之失职。

洋务运动时，先识世变者不得不否定旧法，为国家谋富强。朝廷有兴铁路轮船之举，清流们担心，“捷径一开”，百姓生计被夺，国家就会淹没附着于旧经济之上的芸芸众生，这违背了恤民之意。湖北巡抚奎斌观察到一个事实：自轮船畅行后，“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

而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汉口开启了工业化之路，人头攒动，机器轰鸣，宛若高亢之曲，足以压倒那些不和谐的哀鸣。

光绪末期，张之洞为慈禧太后庆寿，“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人群之中，辜鸿铭却说：“满街都是唱爱国歌者，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他立即编唱了一首《爱民歌》：“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多亏张之洞的保护，犯了大不敬之罪的辜鸿铭才没有被追究。

事实上，张之洞早就不是辜鸿铭和清流派的同路人了。

西人用物力打败了中国，身为帝国疆臣，张之洞不能不畏惧、心动，最后尊重这份力量。1889年，他出任湖广总督，直至1907年奉调入参军机为止，在湖北度过了长达18年的政治生涯（含两度署理两江总督1年零8个月）。在其治下，湖北筹建了芦汉铁路；建成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开设了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创建了新式学堂；设立了电话局、造纸厂、银元局和铜钱局等。

洋务因变局而生，以尚才为先，必然导致功利主义四处蔓延。张之洞深知“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但为了追求物力必须妥协。时人记载了一个故事，甲午战争后，众人弹劾盛宣怀，朝廷令王文韶、张之洞处理此事。盛宣怀贿赂了王文韶，但张之洞不可能受贿，于是盛宣怀提出一个交易：“苟宽免宣怀，愿出资弥汉冶铁厂、纺纱织布局各亏款。”张之洞听后大喜，称赞盛宣怀才大心细，并重用他。

编练新军也是对物力的追求。中法战争前后，张之洞认为中国军队只是武器和技战术落后，稍加整顿，便能取得胜利。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已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之胜在于“用兵效西法”，中国必须“捐弃旧法，别开局面”。当时德国陆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于是，身为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模仿德国军制建立了一支江南自强军，共2850名士兵。招募条件为：江南、安徽土著，16—20岁，通过西医体检。不久之后，他回任湖广总督，把自强军交给刘坤一接管，仅要走了500精兵，以此为班底，组建了湖北护军。

1897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张之洞心里产生波动，觉得应该联合英国、日本对付俄国、德国。此时，日本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练兵。

两个“西方”摆在他面前，自然要选择更为功利的那条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至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曰路近费省，可多遣。一曰去华近，易考察。一曰东文近中文，易通晓。一曰西学甚繁，凡西学之切要者，东人已删节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而功倍，无过于此。”简而言之，同文同种，路程近，费用少，时间短，容易学。再加上德国教习专权跋扈，而日本人表现得极为谦卑。种种因素使得张之洞内心向日本倾斜。

张之洞曾表示：“鄙人任内购炮，大炮必克虏伯，快炮必格鲁森。”这两个都是德国军火巨头。到了1902年，根据英国在华军官撰写的报告书，湖北新军的装备已是德日混杂了，步兵军官同时装备了训练用的日本佩刀和实战用的德国佩刀，优秀的军士被奖予日本刺刀，步枪选用德制毛瑟步枪与湖北枪炮厂生产的仿制品，水壶和工兵铲为德制，背包和行军锅则为日制。1906年，彰德秋操前，张之洞至少从日本订购了以下物品：野炮与山炮54门、手枪740支、军刀900把、军马788匹、工兵器具1000余件、野战电话4部、自行车50辆，以及地雷、舟桥、测绘、卫生设备若干。

1898年，张之洞雇佣了两名日本翻译，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部员，开启了近代中国聘用日本军人的先河。据统计，至1907年张之洞卸任鄂督为止，湖北至少聘用日本军人39人，包括21名军官、12名准尉与军士，以及6名文职军人，主要工作是翻译军事书籍和教书。1902年，访问武昌的日本人发现，湖北新军的训练原为德式，近来逐渐改用日式。

同样在1898年，张之洞向日本派出考察团和留学生。只要日本愿意接受，他甚至表示：“学费多少不计，均听东人酌派。”自那以后，军事留学生源源不断进入日本，哪怕是武备学堂毕业的，总要去日本学习一番。像张之洞倚重的黎元洪、张彪等人，均多次赴日考察。

练兵处成立后，曾想从湖北调10名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学生入京任职，张之洞极为不满，向袁世凯诉苦道：“历年鄂省派学生赴东洋学习，费无数财力，无数心力，如全不归鄂用，未免偏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中央调5个，湖北留5个。

以上种种事实，说明张之洞试图学习日本模式走向军事近代化。

清末新政开始后，张之洞响应朝廷号召，准备成立常备军。

当时，武汉有步队20营，马队、炮队、工程队各1营，共7600余人。湖北常备军以各营为基础，整编为2翼28营。1904年，张之洞参考北洋军整顿新军，改为全军两镇，有步兵4协12旗48营、骑兵4营、炮兵6营、工兵2营、辎重兵2营，另加营务处和军乐队，共有官兵20625人。然而，湖北一省的财政负担不了这么庞大的军队，张之洞只能“减练”：炮兵、工兵全数练足；步兵先练1协，暂虚1协；骑兵先练1营，暂虚1营；辎重兵先练一半，暂虚一半。

据《清史稿》记载，在1907年张之洞离开湖北前，湖北新军第8镇有士兵10502人，军官702人，第21混成协有士兵4612人，军官288人，全军合计16104人。在没有中央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种程度实属了不起。

而练兵的成效如何呢？张之洞自己是非常满意的，他曾说：“湖北自丙申以后，即尽摒弃旧习，以西法练兵，故今日湖北陆军，东、西人来观者，皆言甲于各省。”时人基本认为，湖北新军是南方最强，在全国则仅次于北洋新军。

不过，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的差距还是很大的。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陆军部派人前往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省校阅新军，段祺瑞的部下徐树铮听闻此事，请求南下考察，获得批准。徐树铮自幼酷爱兵法，庚子事变后，投奔袁世凯，因与袁世凯所派的接见人话不投机，愤然离去，后为段祺瑞所赏识，聘为幕僚。

徐树铮南下考察历时两个多月，将所见所闻写成报告交给段祺瑞。这份报告可以让我们了解湖北新军的一些具体情况：

陆军第八镇统制官张彪，“办军成效，未见有惊人之鸣”，有负张之洞的重托。相比于北洋军官人才济济，湖北新军的确缺乏将才。

军官要么是留日、留德士官生，要么毕业于湖北讲武堂、湖北武备学堂，也有出身行伍者。多为湖北人，乡土情结浓厚，“声气联络，颇称团结”。

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身体素质优秀，“体格强健，举动有勇往之气”，军纪严明，“实在第八镇之上”。

因湖北枪炮厂的关系，湖北新军装备自给自足，弹药充足，优于其他省份。

营房干净整洁，空气流畅。

日常训练有问题，纪律废弛，经常有人开小差。第八镇士兵瞄准动作“荒谬绝伦”，射击后统计消耗子弹的速度“颇嫌迟钝”，第二十一混成协士兵瞄准“高低左右，全无准备”，两军射击后均有丢失弹壳的现象。

战术训练不达标。步队的散兵线战术，毫无章法。马队士兵骑术不精，以至有“坠马伤胸者一人”。劈刺技术不合格，士兵“不过持竿相扑去，所谓刺枪云者，尚不能以道里计也”。

军事演习不认真。攻守双方“均无斗志”，官长带兵嬉笑打闹，各队露营时还有全队熟睡忘设岗哨的现象。战斗结束后，士兵三五成群缓缓入城，好像打了败仗一般狼狈不堪，“有披襟挥扇者，有以枪作肩挑背包及军衣者，有高卧城门下乘凉食瓜者，官长背包亦有由兵代挑而自以指挥刀作杖佝偻缓步者”……

因此，当陆军部校阅员在宴会上赞扬第八镇时，徐树铮难以认同，认为不过是场面话。

湖北新军“沦落”至此地步，可能与张之洞的离任有关。徐树铮发现，清政府亏欠陆军第八镇军饷高达140 万两左右，“多赖统制官以私财维持”；而湖广总督瑞澂只知抱怨，对编练新军毫无热情。陆军第八镇尚且如此，其他省份的新军可想而知。

李鸿章半生办洋务，自谓“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是他的继承人。而对张之洞而言，尽管实事实功一次又一次地碾压义理道德，但他的内心始终有儒学的回响。

袁世凯和慈禧相似，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政客。他幼年便从军事官宦的家族接触到兵法，投效吴长庆军营正式从军，甲午战后获得了督练新建陆军的权力，最终凭借麾下重兵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显而易见，袁世凯练兵的最大动机，在于把军权化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势的筹码。这样“有才无德”之人，只要善加控制，最适合用来求新求变。因此，张之洞也推荐过袁世凯，称其“于兵事最为相宜”，可“专意练习兵事”。

张之洞对练兵的兴趣，则在于保国、保种与保教。在他眼里，军事改革只是某种“技术”的升级，有了这些“技术”，便可以保存儒家文化的真髓。

正是张、袁两人性格的不同，使得南北新军的面貌相去甚远。

首先是文化。

袁世凯曾说：“夫泰西无不知兵之民，即无不讲学之兵，亦犹古寓兵于民之制，特其数专，故其术精耳。”张之洞也说，西方军队“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两人都认为，西方军队的厉害之处在于当兵的有文化。然而，北洋军募兵，首重身体素质，因此“士兵多不识字”。张之洞对于文化的执念明显更深，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

很多人认为，袁世凯愚化士兵，使得北洋军心里不知有国家，只知“袁宫保”。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练兵这块，袁世凯可称得上是“淮军余孽”，一方面用西方技艺和器物来提高新军的战斗力，一方面又用忠义文化来填充北洋新军的头脑。他基本沿用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给士兵灌输“忠君、爱民、亲上、死长”的理念，命令他们熟记于口、牢记于心。同时，用功名利禄笼络士兵，只要“忠勇廉洁”、“恭顺勤奋”，便会前途无量，享有高官厚禄。

将新军培养成听话的“忠臣义士”，这是清廷所希望看到的。对于这样的军队来说，服从长官、上下尊卑本就是应有之义。

张之洞虽然强调报君恩，却不想把新军当成纯粹的工具。他希望士兵能够明白家国大义，于是在《军歌》中反复陈说：“中国文弱外人多耻笑，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请言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请言日本区区三海岛，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中国同种国民四百兆，何难发愤为雄展龙韬？”这番激励人心的话语，若是给追求厚饷的人听去，无异于对牛弹琴；可如果说给能读书、会写字的青年，那就大大不同了。

湖北新军军官蓝天蔚曾说过：“当年军人之智识，军人之功用，军人之本领，毫无国家二字嵌入脑中，故吾族不得不数百年受此奇祸也。”士兵没有国家认同，就没有战斗力。国家认同从何而来？清廷可以胜任这一角色吗？如果清廷不可以，那么……

在诸多湖北新军军官中，吴禄贞的经历最为典型。1896年，吴禄贞因“略通文理”成为一个工程兵，后来进入湖北武备学堂，结识了一批有志青年，其中就有孙武、蓝天蔚等人。1898年，他作为政府首批官费生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在异国他乡结识了孙中山、康有为等流亡要犯，产生了革命之念，甚至还参与了自立军起义。1902年，吴禄贞回国。张之洞惜其才华，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收为己用。这期间，吴禄贞有意识地组织青年学生进入军队，开创了“秀才从军”的风气。

吴禄贞之所以能在湖北搅动风云，离不开张之洞稍显无力的控制。这也是南北新军第二个不同之处。

要想掌握一支军队，仅靠“训兵”是不够的，更需“控将”。北洋系的军官背景非常“纯洁”，要么如张勋、姜桂题等出身淮军，要么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芝贵、吴佩孚等出身天津武备学堂。其中，武备派是袁世凯的嫡系，全面把持了北洋六镇和练兵处。只要武备派不倒，别的力量插不进来，袁世凯就能始终掌控北洋军。张之洞则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所有军事人才，来者不拒。人员一混杂，就不容易进行思想控制了，社会上的各种思潮便容易吹进军队之中。

练兵处建立初期，由于军官短缺，袁世凯十分欢迎留日士官生参与练兵，这其中就有来自湖北的吴禄贞等人。然而，武备派和士官生属于不同的政治力量，注定同床异梦。哪怕是北洋自己送出去留学的士官生，也不例外。比如华世忠、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但回国后均不受重用，仅能“充任教官各职”，杜幼泉甚至因郁郁不得志而投湖自杀。

吴禄贞曾抱怨过，北洋系表面上重用我，实际不给实权，只让我编军事教材。后来，清廷欲打压北洋系，不甘寄人篱下的士官生迎来了出头的机会。他们联合满清亲贵，向北洋系发难。当时，“统制以下各级军官，都是袁旧部武备派旧人，陆军部拟陆续以士官派更换”；练兵处也都是士官生的身影。

不过，北洋系的根基终究太深。袁世凯的扩军方式类似于“细胞分裂”，“其官阶自队官以上者，则皆自下级军官层递保升”。这样，袁世凯的嫡系始终能把持要位，而每个人都有升迁的机会。一个有革命之念的人进入北洋军，如不倚赖派系，则会被视为异类，从而遭到排斥。1910年，吴禄贞就任北洋第六镇统制，“原想大事更张，输入革命血液，把这支北洋旧军改造成革命劲旅”，却因“小站旧人”大加阻挠，根本“不能由他指挥如意”，因此“愤然长留北京，不愿多问六镇的事”。

当然，袁世凯主要是在制度层面扩张自己的势力，就像是附着在血管上的吸血虫。厚饷既可以是为了养军，也可以是收买人心；重用武备派既可以是为了集权，也可以是培植个人势力；忠义教育既可以是为了报国，也可以是为了报恩。新军既要忠于清廷，又要忠于袁氏，如果袁世凯对清廷的效忠动摇了，那么北洋军对清廷的效忠就会出现危机。

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不如袁世凯这么紧。他虽在湖北经营近十八年，但一朝离开湖北后，湖北立刻大变，其继任者赵尔巽全改其制度。先前他注重士兵的文化素质，在他离开湖北几个月后，就有军官建议赵尔巽以后湖北“添练新兵不用读书人”，张之洞也只能表示震惊而已。如果连张之洞都无法完全控制这支军队，那些平庸的继任者就更没法让新军听话了。可以想象，一旦军队下层起了什么变化，局势就很难控制住了。

我们知道，张之洞在清末十年的所作所为催生了某些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种瓜得豆，事与愿违，却又无可奈何。他的困境在于，儒者向来重义轻利、重道轻器，这样，焉能讲求富强？辜鸿铭曾揭露张之洞的心理：“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张之洞）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对于国家，必须追求功利，而对于个人来说，则当少讲或者不讲。这样的“中体西用”，看似调和，实则割裂。

随着外患的迫近，总要先救亡，再来谈什么“保教”和“文化竞争”，功利主义终究会完全占据人心。国家可以打着”富强“的旗号，肆意侵入民间，攫取财源，编练新军；儒学一旦抛弃伦理，就彻底消散，不存在了。

无论儒学怎么调和，似乎都跨不过近代的门槛，这正是张之洞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