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中多次遇见鬼神。

一次在回汴京（开封）的路上，经过一条山路，随从中有一个人忽然像中邪一样，开始脱自己的衣服，直到脱光了为止。苏轼赶紧让人帮他重新穿上，再把他绑起来，结果身上的衣裳还是莫名其妙掉了下来。大家都说，这个人一定触怒山神了。

苏轼于是走到山神庙里，开始跟山神讲道理。

苏轼说，这个人在天地间就跟蚂蚁和虱子一样，如此之渺小，又何劳山神在他身上大发神威呢？就算他有什么懈怠失礼或小偷小摸的地方，也犯不着您亲自惩罚呀——毕竟您管辖的地方如此宽广，在您的辖境内，每天都有权贵公然作奸犯科，也不见您敢向他们发飙，如今却要加怒于一个小人物，这实在说不过去吧？

祷告完毕，苏轼走出山神庙，一阵山风向他刮来，“震鼓天地，沙石惊飞”。

苏轼说，难道山神听完更生气了吗？但我不怕。

一行人冒着大风继续前行。风越来越大，直到人和马都走不动了。随从们都劝苏轼回山神庙求饶，苏轼却回答：“祸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山神要发怒，那是他的事，我还是要往前走，看他能奈我何！

没多久，狂风停了下来，那个中邪的随从也清醒了。平静如初，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苏轼的一生，就是一段“神怒即怒，吾行不止”的旅程。他并非没有经历过黑暗，只是永远不被黑暗所吞噬。其生前死后所散发出的独特人格魅力，获得了历史的包容和偏爱。

今天是苏轼诞辰988周年。尽管世事大梦一场，依然祝你生辰快乐，永远的男神！

苏轼家族世居眉州（今四川眉山）。公元1037年的春天，眉州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开，草木枯萎，一座秀丽之山突然就成了荒瘠之地。多年后，眉州的乡亲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一个天纵奇才在当地降生，山河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都被吸走了。这是关于苏轼降生的民间传说。历史上，除了帝王的降生有铺陈不尽的祥瑞之兆，一个文人政治家也获得此等待遇，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

苏家是当地一个颇为殷实的耕读人家。

苏轼的祖父苏序种植粟米，收成后并不去壳，盖一个大仓库直接储存起来。几年下来，存了有三四千石。没有人知道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直到有一年，眉州闹饥荒，苏序开仓取粟，先救济本家族及亲戚，再赈济佃户和贫民。有人问他，救荒为什么一定要用粟？他说，粟米性坚，经得起久储，缺粮时用它，不会霉烂。

苏轼有个伯父叫苏涣，是整个家族气运转变的关键人。苏涣24岁考中进士，打破了苏家“三代皆不显”的局面，成为这个平民家族上升为官宦家族的第一人。苏轼后来在给苏涣写的祭文中说，伯父为官清廉，四海奔走，把家都忘在一旁，而今亡故，家中却一贫如洗。这就是眉州苏家的家风。

苏轼的父亲苏洵，年轻时被认为是浪荡子。苏轼兄弟很小的时候，父亲常年在外面闯世界，不见人影。兄弟二人的读书启蒙，是由他们的母亲程夫人来完成的。

程夫人出生于眉州青神县一个名门世家，其父程文应是进士出身，官至大理寺丞。在优渥家境长大的程夫人生活富足，自幼喜读诗书，养成了知书达理、端庄贤淑的性格。

程夫人曾亲自担任苏轼兄弟的老师，教他们读书。一天，她教儿子读东汉史，读到《范滂传》时，感慨不已。范滂是东汉名士，学问和道德均受时人敬重，党锢之祸发生时，他被牵连其中。与母亲诀别时，范滂说，生死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不要悲伤。范母回答说，一个人既想要品德名声，又想要富贵长寿，怎么可能两全呢？我愿意你舍弃生命，实现自己的理想。

读到此，程夫人母子均为这段历史深深打动。良久，10岁的苏轼对程夫人说：“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会同意吗？”程夫人听此言后，从容地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这样的忠臣义士，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从那时起，苏轼就发奋进取，博阅群书，心怀天下。

后来，苏洵送两个儿子到州学读书。州学教授刘巨是眉州当地的名士，教了苏轼兄弟俩声律、作对子等本领。有一次，刘巨在课上赋诗咏鹭鸶，念到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当即说，老师的诗好是好，但最后一句改成“雪片落蒹葭”如何呢？刘巨听后，汗颜说，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

苏洵一生三次参加科举，均落第，遂不再执着于自己的功名，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他给两个儿子编了数千卷书当作教材，并对儿子们说：“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就是说，读完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绰绰有余。他也不照科举大纲来教儿子们，而是以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为范文，让他们学写古文。

眉州偏居帝国一隅，但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苏轼和弟弟进京参加科举那一年，眉州就考中了13个进士，举国瞩目。在这座后来被陆游称为“郁然千载诗书城”的西南小城，苏轼从小感受到了日常的历史文化熏陶。

7岁那年，苏轼和小伙伴一起，听到一位90岁的老尼姑在讲后蜀宫中的旧事。老尼姑年轻时曾跟随师傅到后蜀宫中做法事，在一个夏夜，亲眼看到后蜀皇帝孟昶和他的宠妃花蕊夫人在摩诃池边乘凉，吟诗作词。几十年过去，老尼姑还能背诵那晚听到的词句。

老尼姑在讲述这些旧事的时候，深深感染了童年的苏轼。老尼姑背出来的词句，印在了他的脑海。40年后，他还能记得开头的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这时的苏轼已是一个文学全才，断定这首早已失传的蜀宫词词牌应为《洞仙歌》，遂以这两句词起笔，续写出一阕完整的词章：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苏轼《洞仙歌》

少年时，苏轼有一次和弟弟出去游玩，经过一个小院子，看见墙上写着两句诗：“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兄弟俩琢磨半天，觉得写得有意思，却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多年后，苏轼被贬黄州，借宿黄州禅智寺，寺里的僧人都不在，半夜忽然下起了雨，打在竹子上沥沥作响。面对此情此景，苏轼油然想起年少时读过的这两句诗，感慨不已：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

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那个时候，故乡眉州早已回不去了，但他时常想起儿时的事情。冥冥之中，很多际遇，在当年那个闲游的小城少年身上就埋下了预设的结局。

公元1057年春天的那场帝国科举，人才辈出，光耀千古。21岁的苏轼与19岁的弟弟苏辙双双中第，脱颖而出。

苏轼的当场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差点使他成为当年的科举状元。当时实行糊名制，主考官欧阳修怀疑这篇好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将此文降了一个名次。等到揭榜，才发现原来是苏轼的大作。

不过，苏轼兄弟上榜后，舆论争议很大。跟同时上榜的曾巩不同，苏轼兄弟此前并无名气，很多读书人表示不服，开始抗议。关键时候，还是文坛盟主欧阳修出马了。

欧阳修在各种场合对苏轼一顿猛夸，说后浪凶猛，老夫当避此人（苏轼），放出一头地。还说，30年后不再有人记得他欧阳修，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

当苏轼去拜见并答谢欧阳修时，欧阳修问，你文章中说，远古尧帝时，皋陶为司法官，有个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里？

苏轼答，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苏轼走后，欧阳修赶紧找来《三国志·孔融传》重读，却未发现这个典故，很是郁闷。下次见面，又问苏轼。

苏轼答，曹操灭袁绍后，将袁绍的儿媳赏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很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中，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出自何书。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学生也是以尧帝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罢了。

原本是苏轼杜撰的一个典故，却被他解释得如此清新脱俗，欧阳修听完十分钦佩，事后多次跟人赞赏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一定独步天下。

三年后，为了准备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苏轼兄弟二人一起搬到一个驿站中复习。一天晚上，下起大雨，两人正好读到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句：“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彼此十分感慨，他们知道，眼下兄弟俩形影不离，但一旦踏上仕途，就将各自宦游，面临长别。当晚，兄弟两人约定，日后功成名就，一定及早归隐，一起回故乡眉山。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都对这个风雨之夜的约定念念不忘，可是，人在仕途，身不由己，他们终归无法实现这个简单的梦想。

兄弟二人的考试算比较顺利。宋仁宗主持完考试后回宫，掩不住内心的喜悦，颇为得意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苏轼兄弟由此开始进入仕途。苏轼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准备到凤翔府任签判，苏辙则申请在汴京侍奉父亲。1061年，一个寒冷的冬日，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尚在襁褓中的长子出发了。苏辙骑马一路跟随相送，直到数十里外才返回。20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分别，两人都很伤感。

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看着弟弟返回的背影，想起他们一年多前的风雨之约，提笔写诗，希望两人都不要为了追求官位而忘记初心。

苏轼当官的第一任上司，是凤翔知府宋选。宋选为政勤勉，大事小事都亲自抓，这给了苏轼最早的官员能力示范。苏轼当年进京赶考曾路过凤翔，要在官府驿站投宿，谁知道里面破旧不堪，根本不能住人。如今他到凤翔当官，发现驿站已在新任知府宋选的主导下修葺一新。苏轼从这件小事上颇受启发，专门写了文章说，只想做大事而不屑于做小事，这是世人的通病。只有去除不屑之心，从小事做起，天下才有可能大治。

苏轼从宋选身上学到了为官务实的精神，此后担任多个地方的长官，他都能造福一方百姓。

不过，现在对于初入官场的苏轼来说，他已经感到深深的无力感。他始终怀着一颗悲悯民众之心去履行公务，却感到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他的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面对整个国家的制度困境，他常常为自己身为官员感到羞愧。

1063年，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驾崩，为了修筑帝陵，凤翔府要负责提供大批木料。光这件事，就耗费了苏轼整整五个多月的时间。当时大旱，河水干涸，木料根本运不出去，苏轼内心极其痛苦。他在诗里说，帝陵工期迫近，府里县里都在逼迫百姓，帝王的身后事谁也不敢反对，可是“民劳吏宜羞”。当官不能为民造福，反而使民众不堪重负，那就应该感到羞耻——他是在警告其他的官员，也是在责备自己。

他为此感到气馁，觉得做官没什么意思。一天，他登上宝鸡县斯飞阁，极目远眺，开始思念故乡。他在心中问自己：“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谁让我留恋官位，而轻易抛弃故土呢？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像渔父樵夫一样悠然度日了！

宋选离任后，接任凤翔知府的是陈希亮。陈希亮是眉州人，按理说，他既是苏轼的老乡、长辈，也是其顶头上司，二人应该有一段融洽的共事经历才对。而实际上，两人却颇不对付。这让苏轼吃了不少苦头。

史载，陈希亮是一名雷厉风行、刚毅干练的能吏，“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到任后，他听到凤翔府中的差役都尊称苏轼为“苏贤良”，就很生气地说：“府判官就是府判官，什么贤良不贤良的。”虽然板子打在差役们身上，但难堪的却是苏轼。

由于苏轼才气过人，他写的公文，以前宋选在任时几乎一字不改。但陈希亮不一样，总是毫不客气地删改，来来回回都表示不满意。这又让以文章自负的苏轼颇为难受。

二人的摩擦多了之后，苏轼不愿意和陈希亮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以至于官府宴请、衙门开会都会缺席。陈希亮一怒之下，向朝廷弹劾苏轼，导致苏轼被罚了八斤铜。

到了年底，陈希亮建了一座凌虚台，落成后请苏轼写一篇文章纪念此事。

年轻气盛的苏轼认为“报复”这名“恶上司”的机会来了，于是洋洋洒洒写了《凌虚台记》。《凌虚台记》跟常规纪念盛事的歌颂文章完全不一样，此文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想要通过建筑一座高台来夸耀于世，这是不靠谱的。苏轼在文中说，不要说高台起、高台塌，本身就是速朽的，更何况你真有自己可以依仗的本领，也不会依仗一座高台来青史留名吧。

如此语带讥讽地内涵凌虚台的建造者，陈希亮读完后，这次却一字不改，还命人刻写在石头上。

多年后，苏轼才明白，陈希亮为什么以往老是要为难他。陈希亮私下曾对人说，我挫苏轼的锐气，是怕他年少得志，将来要吃大亏。苏轼知道这一点后，一辈子感念这名前辈的大恩。

陈希亮的儿子陈季常，后来成了苏轼最好的朋友之一。我们熟知的成语“河东狮吼”，就是苏轼调侃陈季常惧内而来的。苏轼曾应陈季常所请，为陈希亮写传记，其中一段写道：“轼官于凤翔，实从公（陈希亮）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因为体会不到陈希亮故意刁难自己的深意，苏轼早已后悔了。

正是有宋选、陈希亮这样的人，从正面鼓励，也从反面打击，才有了一个逐渐成熟和超脱的苏轼。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多。宋英宗想破格将他召入翰林院，让他担任皇帝的秘书，负责起草皇帝诏书或修起居注——历史上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职位升上去的。

但宰相韩琦反对宋英宗的决定，他说苏轼还年轻，缺少历练，骤然提升不能服众。

最终，苏轼参加馆阁考试，以优异成绩成为一名直史官，专门编修国史。

就在这时候，苏轼的妻子王弗病逝，年仅27岁，留下不满7岁的儿子苏迈。王弗16岁过门，跟苏轼过了十年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惜这段姻缘就此戛然而止，两人生死殊途。

苏轼想起王弗刚过门，苏轼读书时，她只是坐在一旁做针线活，没有人知道她其实知书识字。直到有一次，苏轼背书，背着背着卡壳了，在一旁的王弗悄悄提示了一句。这让苏轼大吃一惊，拿起书逐一考问王弗，结果她都能答出来。

苏轼做官后，王弗陪同到了凤翔。每次有客人来找苏轼，她都躲在屏风后听双方谈话，客人离去后，她会帮丈夫判断此人值不值得深交。她知道丈夫心直口快，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希望自己能够帮助丈夫在复杂的人性面前少栽跟头。苏轼回忆说，她的这些观察和判断，事后大多得到了证实。

王弗死后，苏轼很长时间都感觉失去了依靠，颇为失落。在王弗去世十年后，他还做梦梦到了她，醒来悲痛欲绝。他披衣下床，写下了流传千古、感人至深的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王弗去世第二年，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病逝。朝廷派了官船，护送苏洵的灵柩回眉山老家，苏轼兄弟扶柩返乡守制。这也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还乡。

当苏轼在27个月后从家乡返回帝都时，朝廷上的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1069年，熙宁二年，年轻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揭开影响北宋历史的新政序幕。但变法从一开始，朝廷上的士大夫就没有达成过共识。这导致此后的朝廷政治走向撕裂、攻讦与党争。

1070年的科举考试，吕惠卿是主考官，苏轼是考官之一。当时的举子知道皇帝热衷变法，所以都在考卷里面鼓吹变法伟大。一个叫叶祖洽的考生，在试卷中答道：祖宗法度，苟且因循，皇帝应该和豪杰之臣一起，“合谋而鼎新之”。这种言论本身并没有错，但考官之间由于立场的不同，导致对这种言论的评价差异甚大。

苏轼认为，叶祖洽这种考生谄媚君王，应该黜落。而主考官吕惠卿，直接将叶祖洽的考卷列为第一名。

苏轼对这个结果十分气愤，话不多说就给宋神宗写了折子，说古代的名医都是有什么本领就治什么病，没那个本领就不敢乱来，而现在的医生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这跟操刀杀人有什么区别呢？

宋神宗看完后，非但没有反感苏轼的直谏，反而颇为欣赏。他把苏轼的折子拿给王安石看，王安石说，苏轼确实很有才，可惜路子不正。

宋神宗还是决定召见苏轼，想跟他见面聊聊。

1071年，熙宁四年，正月，宋神宗见到了传说中的苏轼。面对宋神宗关于变法意见的询问，苏轼直言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实际上是批评皇帝对于变法操之过急了。宋神宗略作沉思后说，这三句话，朕一定仔细想想。

退朝后，苏轼很兴奋地将这次召见说给同事和朋友听。这件事也传到王安石的耳朵里，他担心苏轼的书生之见会影响到皇帝的决策。

不久，针对中书政事堂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朝廷成立编修中书条例所，希望改革吏治。宋神宗想到苏轼，意欲调任苏轼到这个新部门。当皇帝询问王安石的意见时，王安石却直言不讳：“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

后来，宋神宗又想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是一个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职位。王安石又一次坚决阻止：“陛下不过是听了苏轼的言论而已，这些言论又没有可用之处，恐怕不宜轻率任用。”

最终，在这一轮人事任命中，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判官。王安石的用意，是要让繁杂的首都行政事务困住苏轼，使他没时间对朝廷上的事发表意见。

后人回顾这场变法，已经很难用对错来评判各方的选择与作为。简单来说，王安石眼光向上，主张变法是对皇权和国力负责。经过这场变法，北宋确实强盛了一些，尤其是国库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他看不到背后的代价。而苏轼看到的，恰恰是变法的代价。

与王安石相反，苏轼眼光向下，看到了变法的具体执行和落地过程中，一步步演变成对老百姓的盘剥。这种认识跟苏轼的情怀、出身和地域都有关系。苏轼来自四川，四川在北宋开国后的半个世纪内，是全国最乱的地区，先后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王均等多次起义。原因正在于朝廷征服四川后采取了深度盘剥的模式，逼得当地底层民众没有活路。这段历史，离苏轼生活的年代不过三四十年时间，他对此肯定感触颇深。所以当他目睹底层民众在王安石新法的搜刮之下痛苦呻吟时，就本能地站在了弱者的一边。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说，四川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蜀人有一种独立天地的思想根源——擅言辞而好论理，不认同世上有所谓的权威存在。苏轼从政，每次都站到当权派的反对立场上，奋不顾身，争论事理，就是源于此。

苏轼曾对好友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于是，政治斗争的黑暗很快扑向了他。

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说苏轼在五年前父亲病逝时乘官船归蜀丁忧，趁机满载货物，贩卖私盐和瓷器等。针对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朝廷竟然煞有介事地派出六路兵马，追查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却不了了之。这起杀伤力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诬告风波，使苏轼的名声严重受损，天下人不问是非，只知道苏轼涉嫌“贩私”罪。

苏轼只能请求外放，到杭州担任通判。

至此，那些对变法持有异议的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范镇等等，退休的退休，归隐的归隐，离京的离京。变法派取得了人事上的全面胜利。

去往杭州任职的路上，苏轼过陈州（今属河南周口）与弟弟苏辙一家相聚，住了两个多月。随后，苏辙送哥哥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在那里，他们一起拜见了退休定居于此的恩师欧阳修。欧阳修年过六旬，须发皆白，步履蹒跚。他一生历经宦海波澜，受到无数次攻击和造谣，人家把许多不可启齿的污蔑之辞扣在他头上。苏轼在这两三年的政坛风波中，才深刻体会到恩师的不容易。

苏轼兄弟与欧阳修饮酒赋诗，畅谈终日。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相见，第二年，欧阳修就病逝了。

在杭州，新法的执行依然让苏轼不吐不快。他在诗里讽刺新法不顾底层死活，而这为他后来遭遇文字狱积累了“证据”。

新法实行后，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造成米贱钱荒。以救济农民青黄不接为名，由官府放贷的青苗法，这时顺理成章地给下层民众设了一道“陷阱”。虽然其本意也不算坏，但执行过程中却变成了强制。地方官为了多赚取利息，邀功请赏，在规定的利息外又附加各种名目的勒索。本利相加，遇上天灾人祸，农民根本无法偿清国家贷款，在官府催逼之下，只得付出加倍的利息向豪强富户借钱偿还官债，最后弄得倾家荡产。

苏轼在一首诗里讽刺青苗法说：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农民跟国家贷了款，到头来却两手空空，破了产。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青苗法手续繁杂，农民为了办理这些贷款手续，一年中倒有大半年的时间耗在城里，耽误了生产劳动，唯一的“好处”是让孩子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

这些破产的农民，最终铤而走险，做起了私盐生意，导致杭州官府的监狱里，人满为患。即便到了除夕，苏轼还在忙碌，将狱中囚犯一个个点名过目。他知道这些囚犯都是被逼无奈，很想将他们释放。但他终归没有这样的胆魄，只能在内心骂自己太怂：

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承认自己太怂的苏轼，这段时间开始了他的填词生涯。从此，一个不世出的伟大词人上路了。

中举前，他忙着读书，而且太年轻，没有机会参加宴饮酒会，也就没什么机会接触词这一俗称“艳科”的体裁。开始为官的前十年，他是一个积极的儒家入世主义者，也没什么精力和欲望去留意词的创作。直到出任杭州通判后，他结识了前辈词人张先。

张先是宋初最重要的词人之一，以“云破月来花弄影”等带“影”字的词句闻名，被称为“张三影”。苏轼与张先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但两人相处颇为自得。张先成为苏轼步入词坛的引路人。民间至今还传说，张先85岁时纳妾，苏轼写了“一树梨花压海棠”进行调侃。张先89岁去世的时候，苏轼写了《祭张子野文》寄托哀思，回忆两人在杭州结下的忘年之交。

步入词坛的苏轼，仅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写出千古流传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是1076年的中秋节，40岁的苏轼面对一轮明月，怀念自己的弟弟苏辙，趁酒兴正酣，挥笔而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当时，苏轼已调离杭州，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有两年了。写完这阕词的第二年，他又被调到徐州，然后调到湖州，直到一场差点要了脑袋的牢狱之灾降临他的身上。

1079年，元丰二年。命中大劫，苏轼差点扛不过去。

有人拿他的诗和给朝廷的上表，搞文字狱，说他讥讽朝政。朝廷下令，抓人！

当时苏轼在湖州任知州。从帝都开封到湖州颇费时间，新党骨干、御史台中书丞李定，为寻找执行逮捕任务的人选而发愁，考虑许久，选中皇甫僎作为抓人领队。

皇甫僎带着他的儿子与两名台卒，日夜兼程，奔赴湖州。这时，驸马都尉王诜给苏轼的弟弟苏辙通风报信。苏辙立即派人赶往湖州，希望赶超皇甫僎，好让哥哥提早得知消息，做好心理准备。

皇甫僎的儿子不巧途中生病，耽搁了行程。这样，苏轼提前知道了即将到来的命运。

然而，当皇甫僎一行人出现在湖州地方官署时，苏轼还是相当惊恐。根据他事后的回忆，两名抓人的士兵拘捕他一个地方官，就跟抓一个盗贼一样。

苏轼预料自己必死无疑，首先想到的是跟妻子告别，给弟弟苏辙留封遗书，托付后事。船行到太湖，他欲投水自尽，但想到一死可能连累弟弟，他忍住了。

苏轼下狱的日子里，一些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另一些人则替这名当世第一大才子求情。连他的政治对手、已经退隐金陵的王安石，也替他求情：“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某天入夜，一个陌生人进入苏轼的牢房，未发一言，便在他的身边躺下睡觉。第二天醒来后，那人对苏轼说了一句“恭喜啊”。苏轼一脸迷惑，不知何意。人家笑了一下，说：“安心熟睡就好。”说完就起身，离开了牢房。

后来，苏轼才知道，那是皇帝派来监视他是否有不臣之心的人。人家发现苏轼睡得香，就知道他心中没有鬼，于是回去复命了。宋神宗本来不舍得杀苏轼，这下终于可以对大臣们说：“朕早就知道苏轼于心无愧。”

在狱中待了四个多月后，朝廷的判决下来了，苏轼被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

出狱当天，苏轼又写起了诗：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末句用了一个典故，说的是唐代长安城里以斗鸡闻名的贾昌，年纪轻轻就受到了喜爱斗鸡游戏的唐玄宗的宠信。苏轼的言外之意，是说如今朝廷上都是投皇帝所好的谄媚之人，我可不与这些人为伍。

写完，他知道自己又犯忌讳了，无奈掷笔大笑：“我真是不可救药。”

谪居黄州，苏轼名义上是团练副使，一个并无实权的小官，实际上属于朝廷的监管人员，并不能随意离开。黄州因为苏轼的到来，而成为文学史上的精神坐标。在那里，宋词史上豪放派的经典之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正在等待他来书写。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炼狱。

在那之前，他的人生基本上顺风顺水，是被当作“太平宰相”来预期的。但如果没有这些挫折和磨砺，也就不会有如今世人熟悉的超脱豁达的苏轼。

初到黄州的苏轼还无法接受人生的骤然坠落。他几乎断绝了与友人的来往，慢慢调适自己的状态。寓居黄州定慧院，他写过一阕词，词中透露了他孤寂而又独立的心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安定下来后，苏轼说自己“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客至，多辞以不在，往来书疏如山，不复答也。此味甚佳，生来未曾有此适”。任性，疏散，当被抛离了帝国官场升迁的正常轨道之后，苏轼终于发现了人生的新天地。

他成为一个农民。跑到田间、集市、江畔，跟各种人聊天。如果人家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就请求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人家推辞说没有鬼故事。他却说，瞎编一个也行。他很享受这种没人知道他的身份和经历的状态，“自喜渐不为人知”。

也正是从黄州之后，苏轼成为了历史上潇洒的苏东坡——尽管“东坡”这个号，实际上起源于窘迫的现实。

在黄州，苏轼一家的日常开支十分节俭，但由于没有收入，他带到黄州的钱顶多也只够撑一年。一年后，苏轼一家陷入了窘境。这时，追随苏轼到黄州的好友马梦得发现了黄州城东一片荒芜的坡地，遂向官府申领了那块地。

马梦得跟苏轼同年同月生，同为摩羯座。用苏轼的话说，这个星座“无富贵人”，所以他和马梦得都是穷鬼，但如果一定要分出谁是穷鬼的冠军，则马梦得一定当仁不让。这个比苏轼还倒霉的穷鬼，却帮苏轼要到了一块可以维持生计的荒地。

苏轼将这片无名高地称为“东坡”，从此自称为“东坡居士”。

他沉浸在做农民的日子里。选好了一个日子，他在东坡上放了一把火，烧掉了上面的杂草。如有神助，大火过后，他发现了一口暗井——从此在这里耕种，灌溉不成问题。他买了一头牛，添置了锄头、镰刀等农具，在地里种麦子。收成后，他让妻子王闰之用小麦和小米掺杂在一起做饭。孩子们觉得难以下咽，他却吃得很香。

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王弗病逝后，她成为苏轼的继室。她知道苏轼好酒，却又酒量差，但从不阻止苏轼喝酒。如果苏轼心情烦闷，她就会说，我给你弄一些酒吧。

苏轼似乎很满足于耕种的日子，清晨带着农具和一只酒壶出门，累了就喝口酒，困了就倒在土地上睡去。在给友人的信里，他介绍了自己的“产业”：五间屋子，十余畦果树和蔬菜，一百余颗桑树。

夜里，他会在灯下一遍遍抄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在词里，他认为自己的前生就是陶渊明：“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在深夜里喝酒，醉了又醒，醒了又醉，回家已是三更时分。他站在门外，敲门无人应答，只听到家童熟睡的鼾声。他只好蜷着身子，坐在门前，依稀听到暗夜里传来江水拍岸的声音：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临江仙》

这阕词在黄州城传开后，人们说，苏东坡唱罢此歌，把衣冠挂在江边，乘舟远去了。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这个消息，紧张得要命——他对苏轼负有监管责任，于是赶紧跑到苏轼家。到门口，却听到了苏轼的鼾声。这才放下心来。

对于苏轼而言，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在黄州安居下来。东坡毕竟是一块官地，难保哪天就被收回去，所以苏轼想自己买一块地。

春天，他跟着朋友到黄州东南的沙湖去看地，走到半路，突然下起了大雨。同行的朋友都觉得很狼狈，只有他淋雨淋出了一阕好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

当他和友人再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矶，他早已不再执着于个人的境遇。历史的交叠与风景的陶冶，铸造了一颗旷达之心。他写下了被誉为“古今绝唱”的经典词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个涅槃后的苏轼，归来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击垮他。

在苏轼被贬黄州的四年时间里，皇帝未曾把他遗忘。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被移贬汝州。汝州离北宋的政治中心不太远，这意味着苏轼政治境遇的改善。苏轼原本想上谢表，说明自己愿意终老于黄州，但想想这毕竟是宋神宗的一番好意，只好作罢。

他要离开自己用心经营的田宅，以及好不容易安顿下来的环境和内心，还是颇有些不舍。在不久之前，他刚跟友人要了一批柑橘树苗种下，想来再也看不到它们长大结果了。

苏轼从黄州北上，途中专程到金陵拜见隐居了八九年的王安石。

那天，王安石骑着一头驴去码头迎接苏轼。苏轼连帽子都没戴，就上岸对王安石说：“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大笑：“礼岂为我辈设哉！”这句话出自《世说新语》，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说的。被罢相彻底离开政坛后，王安石的思想变得颇为开通。苏轼这时倒不忘怼王安石：“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意思是，他们在政治上不是一路人。

虽然在政治见解上存在分歧，但不妨碍同时代的两颗巨星保持私人友谊。在金陵期间，两人放下变法之争，相约同游山水，多次作诗唱和。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时的苏轼，还打算“买田金陵”，跟王安石一起归隐钟山。尽管后来未能如愿，但此时此地，苏轼的心境是真的。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像王安石一样，尽早抽身隐退。

所以，苏轼并不着急到汝州去。他给宋神宗上了一个表，说明因“资用罄竭，去汝（州）尚远，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来得到批准。

没多久，宋神宗驾崩，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退隐洛阳著书长达17年的司马光，重新获起用为相，新党势力被全面压制。朝局风云突变。

苏轼很快被召还朝，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在这场名为“元祐更化”的政治变动中，大权在握的司马光在病中坚持尽废新法，甚至最后几天上朝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而苏轼遇事不吐不快的个性再次展现出来，他建议朝廷权衡利弊，保留变法中有益的部分。他本人支持保留免役法，废除青苗法。司马光却不听劝告。

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1086年，元祐元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后病逝，而变法引发的内耗与纷争远未休止。

朝廷上慢慢衍生出洛党、朔党、蜀党三党之争。北宋政坛对蜀人一直怀有偏见。苏轼在世时名声已经很盛，但他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操持权柄。每当他被列为宰辅的人选时，朝廷言官就会以“蜀人太盛”进行阻止。苏轼虽然被当成“蜀党”领袖，但高太后很了解苏轼、苏辙兄弟，说：“我知道，你兄弟二人在朝自来孤立。”

回帝都汴京四年，不堪政争的苏轼屡次请退，终于在1089年获准外调杭州知州，离开了是非之地。

苏轼虽以文学大家扬名，但他是个实干型的官员，受不了朝廷上冗长而没意义的政争。做一方父母官，为百姓干实事，反而是他最舒服的去处。从政以来，他做过密州、徐州、湖州、杭州等多个地方的一把手，每到一地，革新除弊，因法便民，兴修水利，应对灾害，都留下了相当好的口碑。

宋人笔记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

他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对百姓怀有深深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样的地方官，即便没有那些经典诗词的加持，也一定会留名史册。

出任杭州知州后，当地大旱歉收，并爆发瘟疫，《宋史》记载“饥疫并作”。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组织赈济灾民。面对疫情，他拿出了一个名叫“圣散子”的药方。那是他从蜀中故人巢谷那里拿到的秘方。这一秘方对于救急，疗效奇佳，巢谷秘不示人，连亲生儿子都不肯传授。后来，他实在拗不过苏轼的纠缠，把苏轼带到江边，要他对着江水发毒誓，绝不传给他人。然后，才把秘方交给苏轼。但面对百姓生死，苏轼已经顾不得他的誓言，他公开了这个秘方，并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汤剂，救人无数。

在这场疫病中，苏轼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并带头捐出五十两黄金，设立了“安乐坊”，作为救济贫病之人的公办医疗机构。安乐坊后来成为北宋安济坊的原型。

史载，苏轼在杭州做了许多实事，杭州人感激他的恩德，家家挂有其画像，“饮食必祝”。

苏轼去世后，杭州一名老僧回忆，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出家，夏天常常看见苏轼一个人赤脚上山。苏轼会向他借一把躺椅，搬到竹林下，脱下袍子，赤背在午后的阳光下小睡。突然，他发现苏轼的背上有七颗黑痣，像北斗七星一样排列。老僧人说，这说明苏轼是到人间做客的神仙。

“神仙”是来做事，也是来历劫的。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1094年，绍圣元年，58岁的苏轼被贬至惠州。

在惠州，苏轼继续往美食家的方向进修。当年在黄州时，他就因为穷而独创了猪肉的做法，成为后世流传的“东坡肉”的创始人。如今，他又成了所谓的“羊蝎子之父”。

因为是被贬斥的罪官，苏轼在惠州没有资格与当地权贵争抢好的羊肉。他私下嘱咐杀羊的人，给他留下没人要的羊脊骨，在这些骨头之间也有一点羊肉。取回家后，他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再用酒浇在骨头上，点盐少许，用火烘烤，等待骨肉微焦，再吃。他终日在羊脊骨间摘剔碎肉，自称就像吃海鲜一样美味。

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调侃对方，老弟啊，你生活优渥，饱食好羊肉，把牙齿都陷进去了也碰不到羊骨头，怎么能明白这种美味呢？在信末，他又说，这种吃法是不错，只是每次自己把骨头上的肉剔光了，围在身边的几只狗都很不开心。

苏轼在惠州还爱上了岭南佳果——荔枝。他跟儿子开玩笑说，千万别让自己的政敌知道岭南有荔枝，不然他们都会跑过来跟他抢着吃。

1097年，绍圣四年，苏轼被贬到了极远极荒凉的海南岛儋州。

长子苏迈来送别，苏轼把后事交代得一清二楚，如同永别。他决定到海南后，为自己做一口棺材。到了海南，才知道当地人根本不用棺材，他们在长木上凿出臼穴，人活着用来存米，人死了就放尸体。

一次，他在田垄上放歌而行，一个老妇人迎面走来，对他说：“先生从前一定富贵，不过，都是一场梦罢了。”他听后，大惊。

他常常站在海边，看海天苍茫，料定自己应该不可能活着离开这座孤岛了。不过，他后来转念一想，这个世界上的人，不都身处在大海的包围之中吗？而自己像一只蚂蚁，跌入一个小水洼，就以为落入了大海，于是慌慌张张爬上一片草叶，不知自己会漂向何方。可是，用不了多久，阳光照射，水洼干涸，小蚂蚁就生还了，见到同类，还哭着说：“我差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这只蚂蚁很可笑，但个人在天地间的悲哀，何尝不是如此？

在孤岛上活通透了的苏轼，还是得到了命运的最后一丝眷顾——1100年，随着宋哲宗的病逝，朝局再起变化，苏轼获准北归，活着离开了海南。

第二年正月，苏轼一家北归途中，在大庾岭上一间小店休憩，有个老翁问跟随的仆人：“官是谁？”

“苏尚书。”

“是苏子瞻吗？”

“是的。”

老翁上前向苏轼作揖说：“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陷害您，而今北归了，真是天佑善人。”

苏轼笑而谢之，随即题诗店壁：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说，苏轼历劫归来，最大的庆幸，是他平生一片刚直的孤忠，而今大白于世。一切污蔑和猜忌的浮云已经吹散，则天上一轮孤月，也当为人所共见了。“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苏轼想着等儿子们举家到齐，就搬往河南许昌，去跟弟弟苏辙同住，实现他们年轻时许下的夜雨对床的约定。但北方政局突然大变，新党曾布开始专权。许昌临近帝都，苏轼担心到那里又起是非，故无奈写信托人转告苏辙：“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乎！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

船到仪真（今江苏仪征）时，苏轼曾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两幅书法交给苏轼，请他写跋语。但仅仅两天后，苏轼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过了数日，病情一点也没有减轻，这时的苏轼隐约有不好的预感，他在信里嘱托弟弟说，我死后，把我葬在嵩山下，请你来为我写墓志铭。苏辙接到这封信，痛哭不已。

到了常州，苏轼停下了他的旅程。他病了50多天，已经进入弥留之际。

他对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我一生没做亏心事，不会下地狱的。

又说，我死时，千万不要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长子苏迈询问后事，苏轼没有回应，溘然而逝。这一天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宋人笔记记载，苏轼死后，他眉山老家的彭老山，草木恢复了繁茂。天地灵秀之气重归于天地。

在最后生病之前，苏轼刚刚给自己写了四行诗，作为一生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不是无神论者，但他在每一段见鬼的人生阶段，慢慢修炼得通透而无所畏惧。黄州、惠州、儋州，是他的三段贬谪经历，是他的政敌与常人眼中的黑暗阶段，但苏轼不这么认为。

不是熬过这些黑暗的时光，就会过上好的人生；而是，与这些黑暗的时光共处，这本来就是人的一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尽管苏轼已经去世900多年，但这只飞鸿，并未如他所担忧的那样消失无痕：他和它依然活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