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933年10月17日，逃离纳粹德国魔爪的爱因斯坦前往美国。

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历史上，有这样一组数据：1933年之前，美国曾有5位得主，而此前作为世界文化和科学中心的德国曾有31位得主。1933年后，以爱因斯坦为首的6位德国得主移居美国，此外还带来了未来的11位新得主。

到了1945年，德国在1933年之前的得主有9人仍然在世，此外还有5位新得主，合计14位。但此时的美国，1933年之前的得主虽然只有7人在世，但新增得主达到18位，合计25位。换言之，短短12年间，曾经远远落后于德国的美国，实现了一场大反超。而且，在1945年后，又陆续有流亡美国的科学家获得诺奖，再之后，又有大量随父母流亡美国后，在美国完成学业并成为诺奖得主的“流亡者二代”。

另外一个数据同样惊人：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一份涉及所有学科领域的最杰出三百位流亡科学家名单，其中238人是从纳粹德国逃亡出来的犹太科学家，占比高达79%，美国科学领域各新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出自这些犹太科学家。

时光回溯到1933年，谁也不会想到，希特勒在德国推动的种族灭绝，竟然会让彼岸的美国变得强大。

1933年4月7日，希特勒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这场“一体化”运动也波及德国大学，成为一场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文化大清洗。

这也是德国文化史上最肮脏和耻辱的一幕，因为当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压和迫害时，本应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德国大学却集体向希特勒效忠。直至数十年后，德国人仍对这一幕感到耻辱，将之视为国家沦丧的一大标志。

随之而来的便是焚书事件。在柏林倍倍尔广场上，大批德国经典书籍被焚毁，作者包括海涅、普罗伊斯、卡夫卡、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黑塞、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和巴拉赫等等，近三千种书籍从此被禁。

有一段历史对话耐人寻味——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尔曾站出来抗议纳粹，认为文化清洗给德国科学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而希特勒的回应如同一个疯子，他是这样说的：

“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

在这疯狂的回答中，德国的悲剧早已注定。

1933年到1934年间，德国大学解聘1145名教师。1935年《纽伦堡法》颁布后的一年时间里，又有近500名大学教师被解聘。在这两次解聘大潮中，包括497位自然科学学者（其中化学领域为165人，物理学领域为124人)，459位医学学者，392位社会科学学者（其中经济学家为148人，法学家为112人，历史学家为53人，社会学家为40人，心理学家为27人，教育学家为12人)，291位人文科学学者。

1937年到1938年间，德国大学又解聘了160多位“拥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种类配偶”的大学教师，此时德国高校教师被解聘比例已经高达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流失达47％。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又解聘了400多位有犹太血统或犹太配偶的奥地利大学教师。

最可笑的是，空出来的大学教师岗位，都被纳粹党内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所占据，并且成为学校中最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又能教给学生什么？

对于有犹太血统的学者们来说，他们在纳粹德国基本无法再找到工作，只能依靠犹太社团临时资助勉强生活。而且，局势一天比一天紧迫，唯一的出路就是流亡海外，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集中营与毒气室。

其实早在1933年，就有一些德国学者选择流亡。但当时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能够洞悉时局，他们选择留在德国，期待局势能有所缓和。但希特勒显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流亡之路，并在1938年的“帝国水晶之夜”后达到高潮。

数据显示，在德国与奥地利被驱逐的2200名学者中，有1400多人选择流亡，还有二三百人因疾病等原因自然死亡，剩下的五百多人大都在1942年后被送进位于捷克特雷津集中营，与欧洲各国的犹太知识分子一起遇害。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最初的流亡国家分散极广，第一步就选择美国的占31%，选择法国的占21%，还有14%的人选择英国，11%的人选择瑞士，6%的人选择意大利，还有6%的人选择巴勒斯坦，这也是最为集中的几个选择。

流亡注定需要痛苦的适应过程。这些德国流亡学者原本有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经济条件，流亡异国后，他们必须面对语言关，面对心理落差，还有流亡者的伤感。

而且，因为德国一度是世界文化与科学的中心，知识分子受到全世界尊崇，流亡后的心理落差更大。

这个适应期也左右了许多人的选择，比如最初很多德国流亡学者选择瑞士，就是因为语言的一致性。而选择美国的学者，普遍有较好的英语基础。

此外，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因为具有国际性和实用性，加上德国在1933年之前一直是这两个领域的世界领先者，所以这两个学科的流亡学者更容易被接纳。有趣的是，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经济学家也成为宠儿。相比之下，人文学科的学者因为偏重民族性，流亡后的出路更为狭窄。

学者的流亡与一般难民不同，他们会考量自己未来的高校工作岗位。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虽然地理位置很近，但并非最佳选择，因为这些国家的高校过于封闭，很难为德国流亡学者提供长期岗位。更何况，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国家也相继沦陷。对于德国流亡学者来说，这些国家不过只是中转站。

上世纪30年代，英国大学正陷入招生停滞期，“制造社会精英”的教育理念也与德国在魏玛时代崇尚科学研究的思维不符。也正因为这样，尽管英国是最早向德国学者表示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却仍因为大学体制的局限性，无法对德国流亡学者提供足够长期岗位。所以，英国也只是德国流亡学者的中转站。

相比之下，美国的高校体制更适合接纳德国流亡学者。当时的美国，高校正在急剧扩张之中，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高速增长，大学教育也从精英教育趋向普及教育。相比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美国可以提供更多适合德国流亡学者的岗位。

当然，对于流亡学者来说，美国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许多学科（如法学）完全实用主义化，以职业资格考试为最终目的，这让习惯科研化的德国学者很难适应。

此外，德国人对于美国文化的疑虑，也一度让许多流亡学者没有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尽管美国大学当时的开放性令人称道，但过分的实用主义和物质至上，显然与德国学者一贯的价值观不符。

但美国人的主动性扭转了这一局面。早在1933年德国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后，美国国内就极为关注德国大学打压并解聘学者的事件，舆论一边倒持同情态度。美国学界也很快成立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后更名为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提出“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欧洲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很多美国学者都清晰认识到，德国的文化大清洗其实是美国科学界的发展契机，可贵的是，这些美国学者并没有“不要被外来人抢饭碗”的思维，而是积极向政府与各机构建言，希望全力接纳德国学者。

不过从实际操作来说，最初的美国在接纳德国流亡学者一事上也做得不够理想。首先，尽管高校在扩张，但对流亡学者的安置并不算太好，安置人数也不算多。更重要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年里，孤立主义在美国占据上风，大多数美国人反对松动移民限额，因此美国政府对接纳欧洲难民也持保守态度，从而影响了美国高校对德国流亡学者的接纳。而美国高校中也存在反犹主义现象，同样让德国流亡学者感受到了寒意。

在这个关键时刻，洛克菲勒基金会挺身而出。这是一个相当神奇的基金会，它早在1920年代就开始关注德国学者，那时德国还处于魏玛共和国的宽松氛围之中。

洛克菲勒公司为这个基金会投入了巨额资金，它最初全力资助医学领域，在1920年后逐渐开始关注社科领域，并在德国资助了大量科研项目。在希特勒上台，德国高校大规模解聘学者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开始争论未来的选择。

最初，基金会的部分人士也受到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对德国局势产生误判，认为这不过是短期措施。但很快基金会就明确了方向，将资金从此前的德国社科研究项目中撤出，而是改为对德国流亡学者的援救计划。

因为当时美国国内高校的反犹主义仍然存在，移民限额也没有松动，高校能够提供的岗位不多，所以洛克菲勒基金会选择了变通的方法，用援助资金将部分流亡学者暂时安置在欧洲。

与此同时，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美国国内承担了沟通平台的作用，逐步打消了高校对于接纳德国流亡学者的疑虑。

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成立的流亡大学，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多的援助，总计为54万美元，成功拯救了180位欧洲流亡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致力于接纳自然科学领域的流亡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整体接纳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当然，这种集中接纳只是少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有意识地将流亡学者安置在不同高校，每所高校不超过三名，这就减轻了高校的压力和敌意。

后来，欧洲局势的恶化使得美国社会逐步放弃孤立主义，开始接纳更多难民，当然也包括学者。与此同时，因为欧洲各国相继在战争中沦陷，许多最初未选择美国的流亡学者们，又从英法瑞士意大利等国流向美国。

此前到达美国并成功安顿下来的德国流亡学者们，则以出色的学术成就证明自身的能力，也让更多美国人明白，接纳德国流亡学者不仅仅是人道主义，也是美国发展的一大契机。

于是，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加入了这一行列，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犹太人占比极高的好莱坞等电影公司，都为营救德国流亡学者贡献力量。而且，援助很快不局限于学者，也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媒体人和艺术家等。

到1945年，美国成为接纳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也是接收德国流亡学者乃至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

数据显示，除了流亡学者之外，美国还接纳了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仅仅德国和奥地利，流亡知识分子中就有六成以上最终移民美国，美国无疑成为这次高素质群体大逃亡的最大受益者。

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高素质群体大逃亡，不过并非最后一次。在十几年后，柏林墙建成前后，东德乃至东欧各国的知识分子也上演了类似的大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