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后八年时光里，道光帝一直为自己的“晚节不保”而耿耿于怀。

1842年8月，清廷因军事孱弱而被迫与英国媾和。此后，法、美等国也掺和进来，趁势分一杯羹，先后与清廷缔结了不平等条约。连续与多国签订城下之盟，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气得直咬后槽牙。

早在批准中英《南京条约》时，道光就不得不向臣民诡辩：“朕因亿万生命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懑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但很快，这种说辞就被残酷的现实证伪，清朝的战败签约，不仅不是“一劳永逸之计”，反而是引狼入室之举。

群狼毕至，帝国危矣。始终咽不下这口气的道光，于1850年2月断了气，20岁的皇四子奕詝继位，即咸丰皇帝。

咸丰即位后，随即陷入了一种矛盾的状态。慑于西方军势，他不得不继承父亲在位期间所批准的不平等条约，但年轻气盛的他，又时不时强调：“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条约是洋人强加给大清的，大清完全有理由拒绝履行。

清朝皇帝的更换，让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嗅到一丝不寻常的气息。他向驻华公使报告说：“道光对于我们武力的优越性是有屈辱经验的，在他在位期间深愿避免再起冲突，这是大家所公认，而他自己也承认的。他那年轻的继位人不接受他父亲的经验教训，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趋向不同政策的征象。”他已经意识到，这位年轻皇帝的脾气将会引发新的中西碰撞。

条约时代已经来临，而清廷的外交风向悄然在变，这些和约条款还能被顺利地履行吗？

鸦片战争之前，来华洋人仅被允许在广州通商，活动区域更是被限定在城外的十三行附近，类似于欧洲堡垒、被城墙环绕的中国城市，则是洋人的活动禁区。有鉴于此，英国人特意在五口通商的基础上，将“允许外国人入城”写进了1842年的《南京条约》。此后各国“一体均沾”，洋人们都想要进城。

然而，当条约进入执行阶段，矛盾出现了。不少地方官吏绅民在准许洋人入城一事上，并没有统一思想，有些人甚至无视和约既定的事实，频频阻拦。

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福州，同样面临着“反入城”的排外风波。

1844年6月，福州正式对外开放。起初，英国领事李太郭要求将领事馆设于福州城内，但时任闽浙总督的刘韵珂和福建布政使徐继畬却跟他玩起了文字游戏，二人在解读《南京条约》时诡称“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内城外”。李太郭果真就在福州城外住下了。然而，仅仅过了4个月，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造访福州，便发现城外的英国领事馆简陋不堪，遂照会刘、徐，要求改变现状，进城租房，并将领事馆迁入。

刘韵珂在鸦片战争中是个铁杆主战派，但在见证了浙东失陷和两江总督裕谦战败自尽后，他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成了坚定的主和派。他甚至不惜冒着仕途风险，向道光呈奏了著名的“十可虑”折，劝说道光皇帝罢兵求和。

此时，面对英国公使的要求，刘韵珂为避免重启事端，就同意将福州城内的乌石山积翠寺租予英人。不过，为防止更多的英国人跟风入城而惹出乱子，刘韵珂和李太郭约定，除了领事馆的人，其他英人一律居住城外。如需租房，也须经过地方官员加印批准。

英国人如愿进城，但福州百姓对待城内英人，轻则白眼相视，重则辱骂掷石，以至于这些英人混得跟过街老鼠似的。德庇时再次向刘韵珂提出抗议，称福州城内的英人如同囚犯，清方必须派兵加以保护。官方照做之后，被护送的英人反而更像是一个被软禁的囚犯。英人习惯自由，只好尽量减少外出。

尽管福州的入城问题磕磕绊绊，但总算是有惊无险地落实下来了。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英国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的到来，福州城再度掀起了排外风波。

1850年夏，英国驻福州领事金执尔出面，在城内乌石山神光寺给札成和温敦求租房子两间。恰好刘韵珂和徐继畬因公务出差在外，侯官（今福州市区西部）县令兴廉“忆及上年曾有夷官（英国领事）租赁城内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误谓事同一律，即于租约内用印交给”。未经请示，便稀里糊涂地在租房合同上盖了印。

这官印一盖，盖出了大麻烦。

当时，随着英人入城数量受限（仅限领事馆人员）以及时间的拉长，福州的排外情绪已经有所淡化。两个英国人突然租住神光寺，无意中开创了普通英国人在通商口岸入城的先例，瞬间引爆了福州的社会舆论。

刘韵珂和徐继畬外出归来，眼见租住已成既定事实，他们既不想因强行驱逐而肇发事端，也不想让此事成为其他外国人“入城”的借口。为此，他们想出了对策。

刘、徐二人在利用民意抗拒洋人方面颇有经验。此前，二人不愿开放福州成为通商口岸，遂命人在武夷山至福州之间处处设卡收税，阻止茶叶外运；又派人劝告百姓不要与外国人做生意，当地创下近一年时间没有外国商船来贸易的记录。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让洋人知难而退，“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类实逼处此”。

这一次，二人一方面派人劝说福州百姓不要去找温敦看病，另一方面又嘱咐当地泥瓦匠不得为这两个外国人修补漏雨的房屋……在就业、生活等方面不予配合，试图以此“挤”走这两名英国人。

然而，不待英人搬走，福州绅民就率先发难了。

针对两名英国人租住神光寺一事，福州街头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这种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人身威胁，已经使本地的排外活动进入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在非理性的排外思想主导之下，即便是像刘、徐这样的人，也被地方绅民视为对外屈膝与妥协。更有甚者，连林则徐这样的大佬都加入搅局，站到了刘、徐的对立面。

1850年4月，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还乡，回到了福州侯官县。这位在虎门销烟一事中声名大噪的“抗英”大佬一到福州，似乎就忘了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他不顾诱发中英外交冲突的风险，联合福州士绅们要求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畬调兵、演炮和募勇，执意要将租住神光寺的英人强行赶出城去。

相较于绅民们的脑热，刘韵珂与徐继畬还算清醒，自然不会理会这种“愣头青式”的冒险做法。

当建议被刘、徐“冷处理”之后，林则徐等人开始将矛头对准这两位福建主官。尽管已是在野之人，但林则徐还是利用其为官多年积攒的人脉，对刘、徐发动了“围剿”。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工科掌印给事中林扬祖和湖广道御史何冠英等人陆续向皇帝打报告，措辞一个比一个激进。1850年9月，何冠英甚至在奏折点名痛斥“该抚事事袒庇，不知是何居心”，就差就把“汉奸”的帽子扣到徐继畬头上。

当然，刘、徐也不会坐以待毙。10月30日，刘韵珂在奏章折片中不点名地批评了林则徐：“该绅士等忠愤所激，洵足令人钦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顾日后之隐忧，究属失计。”同时，刘、徐还向皇帝解释了林则徐一党对外亢奋激进的缘故：“论功罪者，或各矜事后之明；讲韬略者，或不少剿袭之论；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偾事者，或欲再贾其忠勇。”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人纯粹为了一己之私，是想借开战出个人风头。

对于这场隔空“对骂”，刚继位不久的咸丰皇帝却没有表现出“和事佬”的形象。尽管他有意派裕泰等人前往福州调查真相，但年少气盛的他在情感上已逐渐向激进的林则徐一派靠近。骂战的结果，以林则徐一方获胜而结束——刘韵珂告病引退，徐继畬也于事后被弹劾去职。

事后，福州绅民将注意力调回了“反入城”问题上。1851年初，因租房到期得不到续约，英国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搬离神光寺，转而在福州领事馆附近的道山观觅得新住所。福州绅民并未善罢甘休，于1851 年中秋节将道山观捣毁，两名英国人才完全迁离。

相较于福州的“有惊无险”，广州的反入城行动就显得十分激烈了。

中英缔约的第二年（1843），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就提出要进入广州城。此要求一经提出，便让时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耆英左右为难。因为伊里布的教训，他仍历历在目。

此前，被戏称为“投降三人组”之一的伊里布在南京签约后，就被道光委派到了广东与英国人交涉和善后。当时，广东民间抗英烽火四起，伊里布掉入了皇帝、当地百姓和洋人三方的夹缝中，周旋失败，最终忧惧而死，钦差大臣只好由耆英接任。

伊里布的死，让耆英明白了一个事实：无论是谁来广州搞外交，都将变成风箱里的老鼠。一旦入城之事处理不好，他自己或将重蹈伊里布的覆辙。

思来想去，耆英决定使用拖延战术。他告诉璞鼎查，现在广州绅民对外国人的态度不太好，若贸然入城，难免发生冲突。同时，为避免璞鼎查借题发难，耆英保证自己会“转饬地方官设法开导”，等到当地民情和缓时再让你们入城。听耆英这么一说，璞鼎查也觉得在理，就将入城一事暂时搁置。

等到1844年，德庇时接任了英国驻华公使，他一来便给耆英出了个难题——倘若外国人进不了广州城，那么英方就不归还舟山岛。耆英一听便慌了神，因为领土问题关乎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是生命安全。他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于1846年1月13日官宣，准许外国人稍后入城。

告示一经发布，广州民众便愤怒地焚烧了衙门，时任广州知府的刘浔吓得仓皇逃命。纵火事件的发生，也让德庇时见识了广州民情的凶悍，而新任的英国外相阿伯丁（来自对华相对友善的托利党）此时也建议他不要在进城一事上操之过急。德庇时只好照常归还舟山，耆英也向他保证：“此次地方官难管束粤城市民，故议定，一俟时形愈臻妥协，再准英人入城。”

耆英的拖延战术即将见效，奈何广东地区的形势偏偏不作美。

从1846年夏至1847年春，广州的排外情绪和部分洋人的傲慢态度纠缠在一起，洋人频频遇袭，中国百姓也有伤亡。德庇时照会耆英，希望清廷出面阻止，但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耆英对于汹涌的民情也是无能为力——他因年初公告允许外国人入城，已被民间列为“八大汉奸”之首。

眼见耆英无法约束当地百姓，德庇时于1847年4月率军攻占虎门，并派兵进驻了广州城外的商馆。对于耆英而言，英军的炮火显然比民间怒火更可怕，他只好向德庇时承诺——两年之后（即1849年4月6日），外国人便可以自由进出广州城。

承诺一出，耆英在广州的名声更臭了。经过一番官场上的运作，他于1848年内调回京，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安全着陆。这一年，两广总督兼管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由徐广缙接任，英国驻华公使也从德庇时换成了文翰。

文翰一上任，就重提此前耆英的入城承诺，但徐广缙的解释为“耆英与贵国相约，必以两年为期，姑为一时权宜之计，而其实非永远保护之道”，大有一副事后不认账的态度。清方官员的承诺前后不一，使得文翰相当恼火。同时，文翰也看出了徐广缙和他的前任具有相似性——没有能力完全压制广州民意，便宣称英军要再抵天津，通过皇帝的权威来迫使广州“遍贴誊黄，以践前约”。

见文翰态度强硬，徐广缙只好答应将入城一事报告北京。为防止徐广缙使用拖延战术，文翰特意将最后通牒的时间定在了1849年4月1日，一旦超时未答复，他就要北上天津去见皇帝了。

实际上，无论是文翰，还是徐广缙，为了在入城一事上达成有利于自己的目的，无不各显神通，尽可能欺骗对方。

当时英国的军事外交注意力都放在了欧洲大革命和占领印度旁遮普等事件上，根本无心东顾，英国外交部也指示他不要轻易动武。所谓的“北上天津”，实属文翰的军事讹诈。

而徐广缙的诈术则更加大胆。在广州城乡动员民兵搞自卫的同时，徐广缙又于4月1日当天照会文翰传达了道光皇帝的旨意：“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夷人。”就是说，民意不可违，外国人入城一事，实难准行。

关于这份谕旨，美国历史学者诺德率先提出它是一份矫诏，中国学者茅海建随后经过细致考证，也认为“徐广缙4月1日照会中所引上谕，确实不是出自圣裁，而是私自伪造的”。为了应急，徐广缙居然甘冒杀头风险假传圣旨，编造谎言。好在事前弥缝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矫诏一事居然让他给办成并隐瞒下去了。

互相欺骗的结果就是，文翰觉得入城有安全风险，遂在报纸上宣布将其暂时搁置。但徐广缙及其同僚们不知因何缘故，错误地将这则消息理解成为——英国人决定此后不再提入城之事了。

消息一出，普天同庆。道光立马表扬徐广缙“所办可嘉之至”，并给徐广缙及其下属们加官进爵。广州民众甚至盖牌楼、制匾额，来纪念这场被后人称为“1849年反入城胜利”的事件。总之，小屈之后大伸，让整个帝国上下都沸腾了。

清朝一欢庆，英国人就觉得自己在愚人节（4月1日）被人家给愚弄了。尽管英国也十分清楚，入城并不能带来多少实际的商业利益，但经此一事，履约问题逐渐成了面子问题。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大英帝国也是要讲面子的。

这一年8月，英国通过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向清廷发出照会抗议，奈何上海官员都以两广总督专管外交事务，自己不能越权为由予以拒绝。为此，双方免不了一场漫长的口头“拉锯战”。拖到最后，文翰也急了，于1850年4月赶往上海，并告诉当地官员，倘若他们不接收照会，自己将驱船至天津。上海方面一听，怕激起事端，立马就接下了照会转奏北京。

此时，道光已经驾崩，帝国的话事人变成了咸丰。新皇帝看到英国文书，认为英人一定是在行离间计，意欲陷害和铲除徐广缙等人。于是，他立马展示了对徐广缙等人的充分信任，并搬出了清廷往常的老套路答复英国人——外交事务请找两广总督解决，英方不能在入城一事谈定后出尔反尔……

咸丰的敷衍推脱，气得巴麦尊破口大骂：“像中国、拉丁美洲这样半开化的政府，每隔八至十年就需要揍它一顿，才能使他们老老实实。他们的心肠是狭隘的，接受一个意见不可能坚持到八至十年以上。口头警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言语。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肩膀上。”这位英国外相一边叫嚣，一边扬言要对华开战。

不过，生气归生气，此时英国政府的注意力已经被近东的土耳其给吸引住了。4年之后，他们将与法国联手，在克里米亚与沙俄展开大战。为此，他们需要在远东暂时保持低调与克制。

在广州入城一事上，虽然清廷“赢”了，英国“输”了，但这种暂时性的“结果”相当于给中英关系埋下了一颗雷。

广州反入城胜利后的第三年（1852），徐广缙前往广西，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较量去了，广州的舞台留给了他的搭档——广东巡抚叶名琛。翌年2月，徐因作战不力被撤职，两广总督一职改由叶名琛接任。

在广州发生人事变更的同时，中外关系的主要议题也变了——洋人们开始要求“修约”。

1853年，英国外相克拉兰敦指示驻华公使文翰，要他为修约提早做准备。原来，当初清廷与美法签订《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时，都规定满12年后可重新修改条约。尽管中英条约中没有这一条，但英国援引《虎门条约》里“片面最惠国待遇”，声称自己也有权修约。

然而，身在中国的文翰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认为，此时清廷正与太平天国鏖战长江，不分胜负，在中国政局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修约是不合适的。于是，修约搁置。

等到1854年，包令取代文翰，成为新任驻华公使，修约再次被提起。当他提出要和叶名琛当面会谈时，却连续三次吃了这位两广总督的“闭门羹”。在叶名琛看来，所谓的修约条款，“明系预留地步，使之得以饶舌”。更何况，包令在提“修约”的同时，又明里暗里将叶名琛最讨厌的入城一事与之捆绑，总督大人自然是不予理睬。

叶名琛之所以如此有底气地向英人说“不”，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早前，叶名琛跟着徐广缙在广州搞反入城，借着十万民团做靠山，加上矫诏的缘故，居然阴差阳错取得了成功。这不仅让他跟着沾光，受封男爵，更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民意可用，英国并不可怕。其二，当年5月，叶名琛就获悉英法正与沙俄在克里米亚开战，他由此判定英国此时肯定无暇东顾。

碰了壁的包令决定绕开广州和叶名琛，到上海去寻求出路。在那里，他遇到了同样来华谋求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麦莲，并因此成为修约上的“盟友”。

美国政府也在中国政局前景的判定上举棋不定，此前先后派出马沙利和麦莲到南京一带考察太平天国。结果令麦莲大失所望，在他看来，太平天国根本就不属于文明世界的范畴。虽说麦莲眼里的清廷也很不堪，倘若非要二选一，他宁愿跟后者打交道。

包令和麦莲经过一番软磨硬泡，总算见到了两江总督怡良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虽然同意见面，但怡良等人本着“谁碰外交谁倒霉”的信念，依然甩锅给了广州。他们告诉英、美代表，大清没有外交部，涉外事务指定由两广总督专办，皇帝已经通知两广总督叶名琛处理此事。

包令和麦莲于1854年8月回到广东，他们拉上了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向叶名琛发出照会。但混迹官场多年的叶名琛也是个甩锅高手，对于三国代表的修约要求，他坦言自己是“小行变通则可，大事则无权办理”，大清人臣无外交，自己就是个传声筒，没有权力答应你们。

三国代表很失望，决定不再搭理叶名琛，再次启航北上讨要说法。9月下旬，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见到三国代表北上时，恰好太平天国又打到了苏南地区，真是一个头两个大。他试图将三国代表留在当地，以免他们到京津惹恼皇帝，但是根本留不住，对方继续北上了。无奈之下，吉尔杭阿立马上书建议咸丰适当让步，另派钦差大臣与三国磋商，结果被咸丰视为软弱，痛斥一顿。

三国代表于10月15日抵达天津后，咸丰皇帝觉得洋人此番前来更像是逼宫。他决定摆出天朝的姿态，仅仅派了长芦盐政文谦（后来又加派前长芦盐政崇纶）等低级别官员前往接洽谈判。刻意制造不对等的外交，方能体现华夷之别的优越感。

这一次，三国代表将修约内容和盘托出（英国18条，美国11条，法国未提，但默认与英美一致）。当这些要求递送至咸丰案前，皇帝瞬间就被“公使驻京”“开放长江通商”等苛刻要求给气到了。不多时，在天津谈判的清廷代表就收到了命令——除了3条无伤大雅的条款（解决民夷纠纷、减免上海欠税，调整广州茶税）可酌情磋商，其余全部拒绝；外交事务按照既有规定，交由两广总督办理。

咸丰的这一脚长传，又将球踢回了广州。三国代表自知天津之行几近无果，悻悻启航南下，返回广东。他们深感自己被清廷上下愚弄，尽管咸丰皇帝明言告诉他们有事就找两广总督，但他们已经不再寄希望于跟叶名琛之间有任何沟通，直接将谈判情况发回了各自国内。

1854年三国联合行动失败后，“修约”一事短暂地消停了一年多。随着美国新任驻华委员伯驾的上任，旧事重提。因为这一年（1856），中美《望厦条约》已经届满12年。

伯驾来华之前，先跑到伦敦和巴黎，跟两国外交部通了气。两国外长都表示等克里米亚战事一结束，就派军舰到中国声援修约。于是，伯驾兴冲冲来华赴任，要求与叶名琛会晤。怎料对方又玩起了老套路，以自己没空为由，婉拒相见。在后续两次请求会面也未能如愿后，伯驾决定北上寻找突破口。他邀请英法代表一同前往，但两国代表均以1854年的前车之鉴和手头军力不足为由予以婉拒。最终，单枪匹马的伯驾再度面临被清朝官员“踢皮球”的尴尬处境，修约的使命宣告失败。

简而言之，在两次修约行动中，三国代表像皮球一样，在广州、上海和天津之间被踢来踢去。虽然徒劳无果，但，至少他们逐渐达成了一个共识——除非向清廷施加军事上的压力，否则修约就不存在可行性。

无论是入城，还是修约，西方国家未能遂意，对立气氛已经烘托到位，对华战争的火药桶或许就差点燃导火索了。

1856年，注定是多事之秋。这一年，两件棘手的涉外纠纷出现了。

法国通过《黄埔条约》获得了驰禁天主教和五口传教的特权。从19世纪50年代起，法国神父马赖不顾清廷禁令，屡屡越界至中国内地传教，试图将所谓上帝福音传递至内地的中国人。1855年，马赖再度违禁，带着两个名叫白小满和曹贵（桂）的中国教徒潜入广西的西林县传教。

然而，天主教倡导的教义举止时常与中国传统习俗文化相抵牾，如不允许教徒祭拜祖先，洗礼仪式中又难免与异性教徒有所接触……这些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祖先崇拜、男女授受不亲等行为习惯格格不入。更严重的是，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运动也肇发于广西，清廷已经将这一股敬奉上帝的势力直接定性为反叛组织。倘若与之接触，难免被误会牵连，有政治与生命上的风险。

1855年夏天，马赖非法传教一事被官府获悉。西林知县黄德明保持谨慎理智，只是将这个外国佬一顿口头警告后遣送出境。然而，仅仅半年之后，马赖又重返西林。这一次，他就没那么好运了。

1856年2月，新任县令张鸣凤一改前任的温和做法，下令将马赖抓捕，草草审判后，就将其与另外两个中国教徒（白小满和曹贵）执行死刑。另一种说法是，张鸣凤没有直接下达死刑命令，而是听任当地百姓动用私刑将三人处死。

马赖之死传到国外，整个事件越描越黑。外国人说，西林县令将马赖关进了站笼，并通过增减砖块进行折磨，随后将其斩首示众，连心脏也被掏出来给人（一说狗）煮着吃了。时任英国外相的克拉兰敦对此信以为真，在议会里有模有样地向众人描述清朝酷刑的残忍。

当时，执掌法国的是皇帝拿破仑三世。法国天主教会先后在1848年总统选举和1851年政变中站队拿破仑三世，与之成为关系密切的政治盟友。闻知马赖被杀，拿破仑便将这一事件当成了报答政治伙伴的契机，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殖民扩张与商贸因素。

法国驻华代办科尔西于1856年7月25日向两广总督叶名琛交涉抗议。他指责清朝违反了《黄埔条约》中领事裁判权的相关条款。在科尔西看来，西林县令处死马赖一事，显然是越俎代庖，故意违约。然而，尽管科尔西气急败坏，叶名琛却不以为然，拖了近一个月才就此事给予书面答复；对于科尔西的见面要求，叶名琛也是照旧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

两广总督的敷衍，让拿破仑三世恼怒不已。这位法国皇帝开始公开叫嚣：“打到中国去，为传教士讨还血债。”法国皇帝跟清朝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就在中法为“马赖事件”纠缠不清时，英国也和清廷杠上了。

1856年10月8日，商船“亚罗号”停靠于海珠炮台附近，船上的两名水手被人告发与海盗私通。一个曾遭遇海盗抢劫的华人黄林纳一眼就认出了亚罗号水手李明太、梁建富系海盗帮手。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闻讯后，直接带兵登船，将随船的12名水手带走调查。

亚罗号船长肯尼迪拦阻未果，遂将事情报告广州代办领事巴夏礼，并声称在混乱中，清廷官兵扯落了英国国旗。

巴夏礼一听，气坏了，觉得清朝官员简直是肆意妄为。巴夏礼认为，亚罗号是在香港注册，是受英国保护的船只，不能随意登船抓人；即便船上真有嫌犯，按照中英《虎门条约》，也须由英国领事馆审办，再进行引渡；扯旗更是严重冒犯英国的行为，清廷必须给出解释。

随即，巴夏礼找到梁国定交涉，要求对方立即放人道歉。怎料在交涉中，巴夏礼言辞激烈，冲突升级。据巴夏礼回忆，他本人还被梁国定的手下打了一个耳光。

这一记耳光之后，打出了一场外交纠纷。

巴夏礼回到领事馆，立即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去照会。大意是，清方必须就亚罗号事件道歉赔偿，并让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将所抓走的嫌犯亲自送回亚罗号。

然而，碰上一向乖戾的叶名琛，巴夏礼很快就陷入一场外交拉锯战。

起初，叶名琛并不承认亚罗号是英国船，原因在于“亚罗号”的注册日期已于9月27日到期。巴夏礼援引香港法令《船舶注册条例》称，逾期船只注册日期在返回香港之前可以延期。而清廷官兵扯旗一事，叶名琛直接予以否认，他表示当时船上并未悬挂英国国旗。不过，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叶名琛答应送还其中无辜的9人。这跟巴夏礼的要求相距甚远，被断然拒收。

眼见叶名琛执意推诿，英国公使包令也下场了。他照会叶名琛：“如不速为弥补，自必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填足。”言外之意，如不答应巴夏礼的要求，英国海军将投入战斗，包括此前的入城、修约，统统将在炮火下之下进行解决。

见此情景，叶名琛再退一步，同意将所有被抓人员全部归还，但坚称扯旗一事并不存在，道歉自然无从谈起。

10月21日，执意挑起战端的巴夏礼与包令向叶名琛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一天之内答应英方所有要求。然而，除了在第二天送还12名人员，叶名琛依旧拒绝英方其他要求。

所提要求没有得到应允，巴夏礼与包令便通知诉诸军事。10月23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西马糜各厘率军启航，直奔广州而来。

此前，无论是入城，还是修约，洋人都不能遂愿。1856年这两场关于治外法权的纠纷案件，算是让英法找到了借题发挥的突破口，在两国有意将其扩大化的背景下，争端彻底丧失了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导火索一经点燃，战争已无可避免。

眼下的形势正如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所说的那样：“从1842年起，战争就在酝酿中；过去的每一年，都增加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对外消停的14年时间里，各方围绕着履约问题持续摩擦较劲。清廷的对外关系，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水下暗潮涌动。咸丰帝继位的第七个年头，1856年，他的政府与军队就不得不与洋人重燃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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