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几乎改变中国的人—-胡耀邦与改革开放的未竟事业

来源：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2025年1月1日

作者：陈坚

译文：转自推特账户“陳軍 Jonathan（@chenjunnyc）”

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启的历史性转折——一场全面的改革计划。在这一时期，通过放松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邓小平（1978年至1989年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推动了巨大的变革力量。

这些力量在短短数十年内使数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将中国转变为“世界工厂”，并奠定了其成为21世纪大国的基础——唯一可能对抗美国的对手。尽管这一进程由邓小平主导，但当时他得到了另一位鲜为人知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建议与支持。

胡耀邦的知名度远不及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毛时代的主要政治家周恩来。即使在中国，许多1989年后成长起来的人对他所知甚少。然而，正如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苏廷格在《党的良知：胡耀邦，中国的共产主义改革者》一书中所述，胡耀邦是“改革开放”这一宏伟进程中的关键人物。

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之后为总书记，1981年至1987年）之前及期间，他努力打破毛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束缚，恢复了数百万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清洗者的权利，并努力确保改革的优先事项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胡耀邦对政治改革的坚持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由于与邓小平的分歧，他于1987年1月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然而，在普通中国民众、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中，他仍被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捍卫者。

1989年4月，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的去世引发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支持民主的抗议者的占领行动，以及全国范围内类似的示威活动。七周后，邓小平果断镇压了这些抗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终结了胡耀邦所希望实现的政治民主化。

胡耀邦的重要洞见是，仅靠经济增长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国家力量；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赋予的合法性，中国在现代化和发展过程中将面临动荡。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打破这一关联，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胡耀邦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面对经济放缓和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他们最终将不得不直面胡耀邦的警告。

理想主义者

苏廷格的传记是一部开创性作品，深入而周详地探讨了胡耀邦是怎样的人，以及他如何在一个充满官僚主义者的世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位怀有改革抱负的领导人。这是第一部用英语撰写的全面胡耀邦传记。然而，苏廷格并非第一位尝试完成这一任务的美国学者。社会科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原本也在着手撰写胡耀邦的传记，但在2020年去世，未能完成这一计划。他打算将这部传记作为2011年广受赞誉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的后续作品。胡耀邦和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组合：他们的命运在毛泽东统治的动荡年代一同起伏，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双双走上领导岗位。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与邓小平的最终分歧定义，这一分歧反映了他们在改革愿景上的不同。

要全面勾勒胡耀邦的一生绝非易事。对于任何传记作者而言，最显而易见且似乎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缺乏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在胡耀邦的情况下，这些资料对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者来说大多仍然无法获得。苏廷格花了近十年时间寻找资料并采访与胡耀邦同时代的人。在此过程中，他成功地挖掘了胡耀邦的生平，比任何西方学者走得更远。这部传记成果极其细腻，不仅将胡耀邦刻画为一位勇敢而富有远见的改革派领导人，还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胡耀邦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据许多了解并与他共事的人描述，他为人诚实、真挚且坦率。他于1915年出生在湖南省一个贫困但受过教育的农民家庭。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接受了良好的早期教育。他曾连续多年每天步行12英里崎岖的山路上学。14岁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胡耀邦的教育背景，加之他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工作的热情，使他在红军（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内迅速崭露头角。他参加了艰苦卓绝且具有传奇色彩的长征——红军在1934年至1935年期间向中国腹地的战略撤退，这段经历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共产主义资历。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时，胡耀邦已经成为军中最年轻的军团政治委员。

然而，胡耀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在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行动中，毛泽东的特派员毫无证据地指控胡耀邦是敌方特工；他在两位熟知其忠诚的共青团视察员的最后时刻干预下，才侥幸逃过死刑。

1940年代初，毛泽东为巩固其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发起了一场运动，胡耀邦和其他中共成员不得不经历无休止的自我批评，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让人痛苦不堪。正如苏廷格所指出的，这些经历在胡耀邦心中种下了对毛泽东思想及其通过暴力控制人们思想与行为倾向的怀疑种子。

胡耀邦的洞见：经济增长并不足以支撑中国

尽管如此，在1949年共产党将国民党驱逐至台湾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胡耀邦仍然对中共保持着深厚的忠诚。他很快得到了与邓小平合作的机会。从1950年至1952年，胡耀邦担任四川北部地区的地方中共书记，直接向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邓小平汇报工作。胡耀邦清剿了当地残余的国民党势力，恢复了内战后的秩序，推行了土地改革，并推动了农业和工业生产。他的卓越业绩和勤奋工作赢得了邓小平的钦佩，两人在此期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成就也吸引了北京高层的注意。

到1953年，胡耀邦与邓小平一起被提拔到全国层面，并调任北京，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随后升任第一书记。然而，在这一职务上，胡耀邦参与了一系列失败的毛主义行动，包括反右运动——旨在清洗知识分子队伍中所谓异见者的政治运动；大跃进——始于1958年的经济与社会运动，导致了毁灭性的大饥荒；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0年代初到中期的一场深化意识形态灌输的运动。

胡耀邦竭尽全力投入这些运动，尽可能忠实地遵循并执行来自北京的所有指令。然而，他对许多同志和下属被毫无根据地贴上“右派”标签以及普通人在大跃进期间所遭受的苦难感到震惊。这些经历让他对毛泽东的“持续革命”乌托邦计划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愿跟随大多数人的步调批判被毛泽东认定为“反党集团”头目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因为后者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不出意外的是，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胡耀邦和其他共青团领导人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他本人多次被带到批斗大会上，红卫兵公开谴责并羞辱他。邓小平在文革期间也遭受了磨难，两次被毛泽东及其盟友打倒。

1969年，毛泽东的特派员将胡耀邦从共青团中央下放到河南省的一处农场进行“再教育”。在那里，他几乎每天都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此期间饱受折磨。1971年，毛泽东的重要副手林彪去世后，胡耀邦获准返回北京，但并未完全恢复到党内精英的行列。在此期间，他大量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历史、哲学与伦理学书籍，甚至还有翻译过来的莎士比亚戏剧。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变得愈加批判。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旧秩序岌岌可危时，胡耀邦已经准备好推动中国的改革进程。

打开改革之门

毛泽东的去世带来了一个权力斗争的时期，各派系相互角逐。胡耀邦站在正在从文革第二次被打倒中崛起的邓小平一边。而邓小平的主要对手，包括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则坚持所谓的“两凡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胡耀邦则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

1978年5月，《光明日报》（中共中央的思想宣传机构）发表了一篇由中央党校教师集体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并在文章发表前对其进行了审阅。文章主张真理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和证明——这一观点隐含地批判了毛泽东教条的不可撼动性及其对真理的垄断。

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发了巨大震动；它从根本上削弱了华国锋的合法性（其领导地位完全依赖于毛泽东的指定），并否定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中国施加的限制。这一意识形态上的冲击显著增强了邓小平在党内与华国锋派系斗争中的地位，并最终促使邓小平于1978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随着邓小平的崛起，胡耀邦也随之升迁。1977年1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一职务上，胡耀邦致力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毛泽东时期政治运动中的不公。在他的领导下，成千上万名中共干部得以平反，其中包括数百名高级干部。这些干部被重新分配到官方职位。此外，胡耀邦还帮助结束了数千万普通公民因毛泽东破坏性政策而被边缘化的状态，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这些为纠正毛泽东时代过激行为所作的努力，为胡耀邦赢得了党内外的广泛支持。1981年，胡耀邦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翌年该职位的名称改为总书记），使他有效地成为邓小平在推动改革过程中的得力助手。

1978年至1982年间，邓小平和胡耀邦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开放中国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放弃从苏联借鉴而来的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解散农业集体化，采用市场机制，吸引外资，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以及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改革带来了显著成效：经济总量迅速膨胀，年均增长率达到约10%。同时，生产力也大幅提升。在改革之前，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GDP占比仅约2%；而今天，这一比例已接近20%。

令人意外的是，苏廷格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胡耀邦在国内的贡献，而几乎忽略了他在转变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以革命国家自居，试图挑战由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及其机构。而胡耀邦是首批认识到需要制定更少对抗、更具合作性和前瞻性外交政策的中国领导人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在中共一次大战略审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审查促使中共抛弃了毛泽东关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并达成共识：为中国的长期利益，中国应努力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国际关系能够让国家专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追求。胡耀邦深刻理解对外开放能加速国内改革，因此大力推动这一进程。他坚决支持1979年中美建交，倡导中美友好关系；他还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并亲自参与其中，例如在1983年邀请3000名日本学生访华；此外，他致力于改善与英国的关系，1986年访英并接待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一举措增强了邓小平关于香港在2047年之前不会改变特殊地位承诺的可信度。

提前退休

尽管在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作为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看似走在持续改革的道路上，但这一进程并未能长久。从1984年左右开始，邓小平、胡耀邦以及其他中共元老之间在改革方向上出现了关键分歧。争议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应在中共体制内引入更多的制衡机制，而这是胡耀邦所提倡的。

最初，邓小平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然而，随着邓逐渐巩固权力，他对这种改革可能导致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担忧日益加剧，这种担忧威胁到中共对国家的一党专政。虽然邓小平愿意推动经济改革和开放，但他多次号召全党全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与邓小平相比，胡耀邦希望在政治民主化的方向上迈得更远。两人之间的裂痕逐渐显现。邓小平坚持强调要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胡耀邦则公开呼吁更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公民参与政治。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直言不讳感到失望，并开始对这位长期盟友失去信任。

1985年，胡耀邦公开呼吁“年轻化”中共老化的领导层，局势达到了顶点。他首先从自己开始说起：“我快70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80岁以上的老同志们更应该退休。”邓小平并没有拒绝这一建议，甚至表示可能会愿意退休，但那只是表面的说辞。当胡耀邦天真地建议邓小平“带头退休”时，这一提议触动了最高领导人的底线。1987年1月，在一次由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主持的“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胡耀邦几乎平静地接受了所有对他的指控，因为在苏廷格的叙述中，他认为“需要维护领导层的稳定与团结”。

然而，这次被罢黜并不是胡耀邦故事的终结。虽然他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被拉下，但他依然在背后发挥着影响力。许多人称他为“党的良心”，这一隐喻不仅是对他的赞扬，也暗示着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中共已经迷失了方向。在胡耀邦辞职后的几年里，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与政治停滞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对于政治改革步伐缓慢的失望和焦虑广泛蔓延。

胡耀邦于1989年去世时，北京的学生——随后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迅速将对他的悼念转化为对政治改革缺失和广泛腐败的不满情绪的强烈公开示威。抗议者涌入天安门广场。这一事件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6月4日，邓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命令军队镇压学生和其他示威者，导致了震惊世界的血腥惨剧。

胡耀邦的警告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处于另一个转折点。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非同凡响，到201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成功有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享有了一段漫长的和平时期；在胡耀邦等人的引领下，中国力图与外界建立友好关系，避免与尤其是美国的对抗。

然而，胡耀邦所倡导的政治改革愿景却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依旧稳固掌控着北京的政权，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仍显得遥不可及。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共领导层充分利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来增强自身合法性，并为中国所有的经济成就归功于自己。然而，这种基于经济表现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强劲发展；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府所依赖的经济成就的合法性便会受到威胁。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对中国国家体制构成了严峻挑战。胡耀邦曾清楚认识到这一问题，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更大程度地进行政治改革，并建立机制来回应人民在社会、道德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和期望。

这些需求至今未得到有效回应，这一缺失时常激化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局势，也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矛盾的根源。胡耀邦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即便他致力于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他也深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