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为其主

公元580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北周第四任皇帝宇文赟（yūn）离奇病故，其岳父杨坚趁势加快了“篡周自立”的脚步。而也正是这一年，在不久前仍是北齐领土的巨鹿郡下曲阳县，一个名为魏征的孩子呱呱坠地。

由于新、旧唐书中均只说魏征“少孤”，并未提及其家世，因此，后世学者便为魏征编排了多位来头不小的先祖，有说其父名为“魏长贤”，曾任北齐著作郎，却因直言进谏而被一贬再贬，最终郁郁而终；也有说其父名为“魏霸”，乃是北周主政一方的太守。

根据唐大中六年（852）魏征后人请当时的书法大家柳公权所撰写的《魏公先庙碑》的记载来看，魏征的家世可以追溯到北魏第三任皇帝拓跋焘时期的重臣魏钊，但此前历代先祖便皆寂寂无闻了。

在沿袭了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北魏朝堂之上，没有显赫人物的巨鹿魏氏自然无法与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渤海高氏等世家大族比肩。但凭借着家族在当地多年积累的财富和影响力，少年时代的魏征虽然“不事生业”，但依旧能够“通贯书术”，并以成为一名纵横家为目标，不断磨砺着自己的口才和洞察力。

可惜，在魏征生命的前二十年里，隋朝的统治颇为稳固。空有一身“屠龙之术”的魏征全无用武之地，以至于不得不一度出家当了道士。不过，大业八年（612）隋炀帝杨广征讨高句丽之后，时局日益动荡起来，已过了而立之年的魏征也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隋大业十三年（617），随着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攻占“兴洛仓”、围攻洛阳，河南、河北诸多郡县的地方官员也纷纷开始为自己谋划，主动向他们曾经口诛笔伐的“叛军”输诚。而控制着今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武阳郡丞”元宝藏也是其中之一。

面对着主动投效的元宝藏，李密自然来者不拒，更加封其为“上柱国”“武阳公”，元宝藏大喜之下便命自己的书记官魏征写了一封给李密的谢表。正是这份谢表，彻底改变了魏征的人生。

我们不知道魏征在这份谢表里到底写了什么，但考虑到李密同样曾是“牛角挂书”、自幼苦读，同样也曾“才兼文武，志气雄远”，时年35岁的李密显然是通过这封谢表读懂了年长自己两岁的魏征，所以第一时间将其招至麾下，让他以“元帅府文学参军”的名义主持负责撰写章表文檄的“（书）记室”。对于已然37岁的魏征而言，加入李密的核心团队显然是施展抱负的重要人生机遇。但也正是因为“太想进步了”，魏征难免有些“用力过猛”。

魏征到任后不久，便向李密上呈了扩大瓦岗军影响力的“十策”。这样的行为固然是文人“报效知遇之恩”的常规操作，但魏征初来乍到便对着领导大谈集团的战略规模，可谓犯下了职场大忌。因此，李密对其采取了“虽奇之而不能用”的态度也便不难理解了。

在李密那边碰了软钉子的魏征并未吸取教训，又转而指导起“长史”郑颋（tǐng）的工作来。可惜，郑颋没有李密那般的城府，直接便讽刺魏征所言乃是“老生常谈”。令魏征颇为破防地甩下一句“此乃奇谋深策，何谓常谈？”当即拂袖而去。

魏征在李密帐下处处碰壁的同时，瓦岗军在洛阳城下也连遭败绩。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之下，走投无路的李密不得不带着残余兵马投靠了李渊。

有趣的是，魏征虽然跟随李密抵达了长安，但此时的李世民正在陇西打击以薛仁杲（gǎo）为首的“西秦”势力，等李世民大获全胜、回师长安之时，魏征已然被李渊任命为了“秘书丞”，赶赴黎阳招抚徐世勣等瓦岗旧将去了。

不久之后，不甘久居人下的李密选择了背唐出走，中途为唐军所截杀。徐世勣、魏征等人虽然没有马上倒戈相向，但也在此后面对南下的河北枭雄窦建德时消极抵抗，并在悉数“被擒”之后从容地改换了门庭。其中魏征再度因文采和口才出众而被窦建德招揽为了“中书舍人”。

诚亦可恶‍‍‍‍

唐武德四年（621）二月，经过漫长的拉锯战，李世民最终完成了对盘踞洛阳的王世充所部的全面包围。自以为机不可失的窦建德，亲率大军前来救援洛阳，意图窃取李世民的胜利果实。奈何，此时的李世民早已在连番血战中养成了睥睨天下的锐气，在虎牢关外以精锐骑兵一举冲垮了窦建德的十万大军，而倒霉的魏征也成为李世民这场传奇大胜的战利品之一。

在徐世勣等瓦岗旧将或明或暗的帮助下，李世民在长长的战俘名单中注意到了魏征，但此时这位秦王麾下可谓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并没有太多的工作岗位，加上素未谋面的距离感，李世民最终选择再度派魏征前往河北，招降窦建德的旧部。

在窦建德的都城洺州，魏征见到了同样在乱世中辗转了多个阵营的隋末名臣裴矩，并与其一同带着窦建德的印玺前往了长安。而此时急于压制李世民锋芒的太子李建成，火速将裴矩和魏征一同召入了帐下。不过，裴矩的身份是相当于太子府首席顾问的“左庶子”，而魏征只是一个相当于“办事员级别”的“太子洗马”。

虽然职级不高，但魏征对李建成却可谓尽心竭力。唐武德五年（622），窦建德旧部刘黑闼（tà）勾结突厥进犯山东。魏征见李建成虽为嫡长子，但是功绩不如李世民，便主动建议李建成去找李渊请战立功。而在李建成征讨刘黑闼的过程中，魏征更积极发挥自己在窦建德旧部中的人脉关系，为李建成铺平道路。

正是通过平定刘黑闼过程中“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李建成在河北、山东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基本盘，勉强与李世民分庭抗礼。之后，魏征甚至还不断怂恿李建成先下手为强，尽快除掉李世民。可惜，李建成在这场权力竞争中，还是因李世民而处处受制。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一举诛杀“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此时太子府和齐王府的武装力量仍有数千之众，完全可以拥立李建成之子与李世民继续对抗。关键时刻，李世民竟直接派出裴矩前往“劝谕”，眼见李建成身边的首席顾问都是“卧底”。原本还有心死战的太子府、齐王府的兵马当即一拥而散，只剩下魏征等幕僚被李世民抓去当了阶下囚。

据说，李世民曾当面斥责魏征道：“汝离间我兄弟，何也？”魏征当然不能直接回答说：“你们哥几个的塑料兄弟情还需要我来离间吗？”只能摆出一副慷慨赴死的表情说道：“皇太子若从（魏）征言，必无今日之祸。”眼见魏征如此硬气，李世民反倒觉得对方颇有胆色，因此对魏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然，李世民之所以如此看待魏征，不仅仅是缘于个人的好恶，更是基于其高超的政治修养和权谋手腕。毕竟，李建成自武德元年（618）被立为太子以来，临朝听政已有九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杀了魏征固然快意，却极易令所有太子府旧部惴惴不安，甚至铤而走险。于是乎，李世民不仅没有追究魏征，反而任命其为主管自己这位“新太子”家务的“詹事府”主簿。

对于自己的这番操作，李世民多年后曾不无自得地表示：

“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

显然在李世民的认知中，自己宽恕魏征的第一要务是为了展现自己宽仁之君的形象，并非真的第一时间便认可了魏征的能力。

不过，很快李世民便认识到魏征这个人的真正价值，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个月内，李世民便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命其前往河北安抚李建成、李元吉旧部，并允许其“便宜从事”。李世民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不仅仅因为魏征曾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更看重的是魏征在瓦岗军、窦建德部中的人脉关系。

魏征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安抚工作进行得究竟如何，新、旧唐书中均没有留下太过明确的记载。但从李世民登基后加封魏征为从五品的“巨鹿县男（爵）”来看，应该是对魏征的工作比较满意。后来，魏征迁任给事中，正是这次任职，开启了他与唐太宗之间斗智斗勇的序幕。

担任给事中的魏征‍‍‍‍

唐前期的门下省是核心的行政文书与政令的审核机构，如果不同意皇帝的命令，可以“封还制敕”。具体执行文书与政令审核工作的，是门下省的官员给事中。给事中审核、封还皇帝命令的事例，在唐代屡见不鲜。

贞观初，李世民为应对突厥的军事压力，要求在全国范围征募新兵，尚书右仆射封德彝便直接向李世民汇报了自己有意将府兵中未满18岁但体格强健的“中男”（不到成丁年龄的男性）也征发入伍的想法。李世民本人对封伦的提案并没有太多异议。但是敕书发出三四次，身为给事中的魏征坚持不签署。

不但不签署，还要上奏，提出自己的反对理由，大概就是中男身体还没有长成之类。封德彝也不示弱，说中男也有长得很强壮的。太宗于是大怒，继续出敕，魏征还是不签署。唐太宗没有办法，只好把魏征和门下省负责人王珪都招来开会。

太宗声色俱厉地说：

“中男要是身形矮小，自然不会点入军中。若体貌魁伟，当然可以征发。你这么固执，简直不可理喻！”

魏征却也全然不怕地反驳了回去：

“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

太宗听后立刻下令，禁止下发这个文件，还奖赏了魏征。从此以后，魏征显然摸透了李世民的脾气，开始频繁以“给事中”的身份阻止各种不得当政令的推行。而李世民也看到了自己与魏征的这些互动为自己带来的“从谏如流”的良好人设，便也乐得每每与魏征当面探讨一些具体政令的得失和效果。

爹味下属‍‍‍‍

贞观七年（633），魏征升任为“正三品”的“门下省”主官——侍中。单从职务上来看，魏征自然是升官了，但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上，随着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潜邸旧臣执掌了尚书省，李世民也厌倦了与魏征在具体政治事务上的拉锯，但又习惯了有其在身边指出自己的不足，便有意将其的工作顾问化。不过魏征没有因此而气馁，还开始将劝谏的方向转向了李世民的私生活。

贞观十三年（639），魏征上《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等十个变化，批评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对此欣然接纳，并把魏征的奏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站在上帝视角来看，魏征对李世民这些私生活的干涉，固然是尽到了身为一个臣子的本分，却也不免有所谓“爹味”说教之嫌。可偏偏李世民对其并没有太多的恶感，反而甘之如饴。个中缘由，可能与李世民少年从军、征战四方，29岁便已登基为帝有关。

在李世民的世界中，父爱终归是有些缺失的，李渊在他心中大抵不是一个能够时时给自己建议和关爱的父亲。而年长李世民十九岁的魏征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心灵的这个空缺，也许正因如此，李世民才会对魏征格外宽容，并在其死后给予了极大的殊荣。

可惜，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便遭遇了人生最大的背叛——“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极度愤怒的李世民迁怒于曾为李承乾老师的魏征，竟借口魏征生前曾将自己谏辞拿给史官褚遂良看，而取消魏征之子与衡山公主的婚约，还下令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贞观十九年（645），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未获全功。回师途中，李世民感慨地说：“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又召魏征的家人到行营，赏赐、慰劳，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征，并重新立起墓碑。

显然，魏征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不仅得益于李世民的开明和宽厚，更得益于唐初特定的政治格局和李家特殊的家庭关系。因此，虽然后世帝王和臣子常常刻意想要复制他们的君臣关系，但最终却往往得到一个东施效颦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