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用当下的话来说，那就是：

活人也要破地狱。

他叫阮籍，魏晋风度代言人，竹林七贤之一。

他在世的时候，人们就说他狷狂旷达，好像名士都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其实，没有几个人懂他。

他只是故作狷狂，故作旷达。他的内心十分苦闷，十分悲痛。

他时常驾着车子，狂奔在遍布荆棘的岔道上，直到巍峨的高山挡住了去路。

马儿失蹄，车轮打滑，他再也冲不过去。

无路可走，他颓然痛哭而返。

一个没有出路的中年人，在乱世的落寞形象，莫过于此。

隔着一千多年的时光看魏晋，我们总以为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但阮籍用他的颓废，用他的焦虑，否定了这种错觉。

魏晋易代之际，从名士开始站队，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他是曹魏政权的拥趸，面对司马氏的咄咄逼人，若不想死，该如何自处？

于是，他的一生似乎都在醉着。

醉酒，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对抗。

他有一次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三百斛好酒，便主动向司马昭要官。

上任之后，真的就是喝酒，没日没夜地喝。

司马昭想和他结为亲家，他不愿意，又不敢直说，就喝得酩酊大醉，一连醉了六十天。

故意搞得司马昭连提亲的机会都没有，只好作罢。

司马昭晋封晋王，想借用他的名气，要他写劝进文。

他不想写，又不敢推掉，于是又喝得大醉。

这次没能躲过，人家把他弄醒了。

他没办法了，提笔一挥而就，写了一篇富丽堂皇的劝进文。

但他不忘在文章里挖坑埋雷，搞弦外之音。

诗，和酒一样，也是他表达苦闷的方式。他写了好多五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幽思独伤心。

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人生写得如此孤独，如此悲凉。

他的内心跟嵇康一致，但没嵇康那样刚烈，缺乏正面斗争的勇气。

所以，他在沉重的现实里追求思想的自由，灵魂显得更加的痛苦。

他看不惯小人，尤其看不惯伪君子，就写文章讽刺，以隐喻的形式：

群虱之处乎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

什么意思？

他不敢直接骂儒家的伪君子，故而用虱子比喻这帮人，说虱子在裤裆，躲在深缝里，藏在坏絮中，自以为住的是豪宅；走路不敢离开线缝，行动不敢跑出裤裆，自认为很守规矩。

他是个大孝子，很爱他的母亲。但在母亲的丧礼上，他偏偏不哭，甚至喝酒吃肉。

等到吊唁的宾客都走了，他想起来很悲痛，大声嚎啕，连连吐血。

他以青眼白眼看人生。

对待俗人，他就翻白眼；接待知音，则青眼有加。

面对污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所谓的狷狂，成了他的外壳，用以保护他内心的真。

他叫李贽。54岁那年，他辞官了。

起因是他在云南姚安的知府任期将满，上级官员要向朝廷举荐他升官。没想到，他一听到升官的消息，拔腿就跑。

他是一个真实而坦荡的人，直言做官只是谋生的手段，只是社会职业的一种，从不去夸夸其谈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嘴上不说，他却比空喊口号的官员清廉得多，口碑和实绩也都好得多。不愿同流合污，坚守内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场生涯痛苦的根源。

做官期间，他处处与上级领导“触”。

这种抵触未必是行动上的抵牾，但其内心有棱有角，与现实格格不入，却是不争的事实。

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证，孤独是孤独者的墓志铭。

为了承担家庭与家族责任，20多年里，他不得不收起触角，摸黑前行，孤独痛苦，难以言表。

一个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担，内心有巨大的压力，他只有默默忍着，不敢出声，尤其不敢顺从自己的个性，好好任性一把。

再苦再累，再泯灭个性的光辉，也只有咬牙坚持。哪怕牙断了，只能和血吞。

他始终清楚，一个中年人活着的意义——为妻子而活，为子女而活，为父母而活，为家族而活，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

这期间，中年李贽经历的苦难一点点磨砺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释放他的枷锁。

因为清贫，他有过极其深刻的挨饿体验。

他的至亲，包括他的父亲、祖父、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几年内陆续去世。那段时间，他说与妻子黄宜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

生命中有太多无法承受之重。连李贽都只能把这一连串的重击当作梦一般，以此麻痹自己的内心。

54岁，在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纪，他却辞官重新出发了。

去寻找他渴望了大半辈子的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

从选择落脚的地方，他就表现得与众不同。一般官员都是告老还乡，发达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成功了也没意思。

而李贽，没有选择回老家泉州，却去了湖北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里。

他的理由貌似很纯粹，因为这里有朋友，生活不用发愁。

“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他说。

事实上，他不愿回老家泉州，与他的个性有关，他平生不爱被人管：

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 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

这个理由，与他辞官时所说“怕居官束缚”是同样的道理，都表达了一种对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渴望。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按照当时的习惯，李贽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顾的绝不仅止于自己的家庭。

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过知府，那就一定会陷入无数的邀劝纠缠之中而不可自拔。

然而当时的李贽，已历经生活的折磨，同时又研究过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

也就是说，他不能把读书、做官、买田这条生活道路视为当然，也亟待摆脱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集体观念。

可以看出，李贽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他标榜个人价值，企图挣脱一切宏大意义，既不能受缚于官僚体制，亦不能被传统的家族观念困住。

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故乡，远离宗族的地方，作为终老之地。

他早看透了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的感情虚伪，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维系所谓伦理关系，目的则是为了争夺财产继承权。

62岁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维摩庵剃去头发，却留下胡须，成了个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样。

朋友见了，都很惊讶。他淡定地解释说，天气太热。

不过，他剃发的真实想法，在另外一些场合，坦率地表达了出来。

他在一封信里说，之所以落发，是为了对抗家族俗事，让家族中人彻底死心，不要指望他还能回去。

在给知交焦竑的信里，他说得更决绝：

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

反正世人都说我是“异端”，我干脆就剃个光头成全他们，怎样？哈哈。

他叫朱耷。他有个更出名的外号：八大山人。

朱字去掉“牛”为八，耷字去掉“耳”为大，故而此次易名是去掉“牛耳”之意。

牛耳，指的是在某方面居于领袖地位的人物。失去“牛耳”，沦为牛马。

除此之外，他还用过一堆外号，每一个都很不把自己当回事。

比如雪个、个山、个山驴、驴屋、驴……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丧气逼人的人物，才能如此怡然自得地自嘲？

其实，他出身显赫，是朱元璋的十世孙，典型的皇室血统。

但是，在他18岁，举行成人礼的年纪，大明亡了。

然后就是父丧妻亡，一个人能经历的家国沉沦，他都经历过了。

崇祯帝上吊后，所有人都以为明朝的历史已经写完。只有活着的子民，才知道这不过是翻页而已。

俗世已经留不住朱耷了，他遁入空门。

他用一支画笔，聊遣余生，达到了人画合一的境界。

他的画，极简。

通常是一张白纸，两三笔，甚至两三个墨点就完成了。

最显著的标志，是他画出来的眼睛。

无论是一条鱼，一只雁，一只凫鸟，眼神总是似睡非睡，死气沉沉。

他笔下的活物，已然不是活物，而是一种生命的苍凉。

它们翻白眼的时候，就像他对待世界的态度：

时代予我痛击，我报之以白眼。

他堪称中国版的甘地。

我既然无力反抗你的统治，我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不行吗？

清代鸡汤文大师、《幽梦影》作者张潮，写过八大山人的逸事：

予闻山人在江右，往往为武人招入室中作画，或二三日不放归。山人辄遗矢（屎）堂中，武人不能耐，纵之归。

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人强行把他请到家中作画，一画就要好几天，山人不爽想怠工，就在人家客厅里拉翔。

结果，如愿被轰出来了。

这画风，跟唐伯虎有得一拼。当年，唐伯虎得知宁王朱宸濠蓄意谋反，遂装疯卖傻，公然裸露下体，宁王受不了，放他回老家了。

总之，八大山人的人生态度，丧到了极点。

他说自己“墨点无多泪点多”，悲伤无以名状。

这个老头，都认识吧？

曾国藩，功业很大，名头很响。很多人以他为终生的学习榜样，但很少人知道，他简直就是悲剧的代言人。

与阮籍、李贽和朱耷不同，他的悲哀没那么抽象，而是具体可感：

考试挂了，今天很丧；生病难受了，今天很丧；打败仗了，今天很丧……

30岁以前，他基本是个平庸之辈，且一直在怀疑自己的智商。

他似乎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就是读书不咋滴。曾家的孩子都这样。

他后来说，几个兄弟中，除了老六曾国华比较聪明，其他诸弟“天质较低”，有的比他还愚笨。

他本人考了七次，才勉强中了个秀才。

其中第六次考秀才，主考官在他的试卷上批了十个字：子城（曾国藩原名子城）文理欠通，发充佾生。

佾生是祭孔用的乐舞生。这相当于说，就你这点儿分数，去做个艺术生差不多。

“艺术生”后来走运，竟然考了个“同进士出身”。但，这并不表明他的生活就很励志。

他的人生态度，一如既往的丧。在日记中刻了个“早”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照常睡到天昏地暗。

他曾休假四十多天，在这四十多天里，写了几封家书，作了一篇祝寿文，其余时间全在喝酒、应酬、吹牛逼中度过，导致天天没东西记日记。

做京官那会儿，他的理想是外放。但不是做督抚之类的封疆大吏，而是做个学政或主考之类的小官员。

目的也不是为了成就什么大功业，而是学政或主考是肥差事。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天天哭穷。

他希望得到江西主考的差事，结果被别人得了去。于是，很郁闷地写信说：

真不知道做官有什么意思。

后来，在与太平天囯的生死搏斗中，他基本上一吃败仗就想到自杀。真是丧得不要不要的。

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已经位极人臣的他，终于，终于……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趣。

这时候，身体多病，让他的人生不丧都不行。

他是个典型的“药罐子”，一生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与病魔作斗争。

35岁起，他得了牛皮癣。此病特难缠，几乎伴其终生。

每当军事不顺，身上就奇痒难耐，以至于搔得全身上下出血不止，痛苦万分，只觉“无生人之乐”。

他的日记中，“遍身疮癣，且痛且痒”的记载不可胜数。

晚年，耳鸣、失明、失眠，各种病魔折磨着他，让他生不如死。

他常找弟子赵烈文倾诉，动不动就说“唯祈速死”。

更悲剧的是，他看不到自己效忠的王朝，前途何在。但他老了，不可能再肩负起“挽狂澜于既倒”的重任。

他明白自己已落后于时代，不再属于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但他，又不愿消极地等待时代的淘汰。

所以，他给自己写了一句自勉的话：

禽里还人，静由敬出；

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意思是说，修行好的话，禽鸟也能投胎成人，想内心平静，先要敬重周围的人事。死中求活，在绝境中不放弃希望，看淡一切功名，才能享受人生。

这样的曾国藩，让人莫名感慨。

看到这里，你以为他们活得如此不堪，活得万念俱灰，就一无所成了吗？

身为乱世中的名士，阮籍只想做个普通人，路人甲。

他不想，也不敢跟着嵇康做烈士。

狷狂，于是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

他成功了。

嵇康死的光荣，阮籍生的伟大。

他留下了伟大的诗歌，生命的色彩，以及温柔反抗的技术。

李贽活成了生命可以苍老，思想绝不苍老的歌者。

他的狷狂性格，是对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对传统礼俗的抗争。为此，他不惮与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为敌。

晚明，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竟是这名执着的老者，为帝国涂抹了一笔最有力的青春色彩。

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就是，把孔子请下神坛。

他告诉世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

他否定孔子、孟子的圣人地位，认为孔孟非圣人，也和常人一样，两者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圣，没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观作为自己的标准。

他说，道路不只有一条，心性也不只有一种，怎么可以强求同一？

他批判程朱理学，指出所谓正统人士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他极其痛恨那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道学家们。

他认为“人必有私”，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

他其实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所以要让孔子回归到人本身，拒绝程朱理学对孔子的神化，更反对统治者利用孔子来钳制人性，禁锢思想。

他说得很直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

以此，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那一套束缚性的礼教击打得粉碎。

不仅如此，他还公开挑战男女大防，给男权社会难堪。他为女性说话，说头发有长短，但男女的见识无长短。

他几乎把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彻底翻了个个儿。

他干过的事儿，300多年后，五四时代那些反传统的知识精英照着又干了一遍，然后一个个成为了启蒙大师。

而朱耷，这么丧的一个人，竟然没有郁郁而终。

他活到了80岁，而且功成名就。

清初以后的画家，都得承认他的江湖地位。他的任何一幅画，现在都值一线城市好几套房。

他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

1960年代，美国一帮后现代艺术家看了他的画，惊异于300多年前中国画家的表现力，进而开始探索自己绘画的变化。

所以，他的负面情绪，其实隐藏着极其正面的人生态度。

就像他的落款“八大山人”，在书写上，总是可以呈现出“哭之”“笑之”两种形态与理解。

至于曾国藩，更是用一人之力把人生之苦提升到了成功学的高度。

他从穷乡僻壤起步，在一无家学、二无家族背景的情况下，一路丧下来，竟崛起而成“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他获评的名头都很吓人：旷代圣相、古今第一完人、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

有人说，曾国藩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证明：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真正绝望的人生，是无声的。绝望者的声音，谁也听不到。

面对生活中的郁闷和暴击，我们也许会想起阮籍，也许会想起李贽，也许会想起朱耷，也许会想起曾国藩。

他们教会我们的人生哲理，用来对付日常的愁与苦，不多不少刚刚好。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你要么让它变得更好，要么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就是活人的破地狱。